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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整体性思想”理论的没落

2014-12-26 08:2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陈晓明 浏览:46915391
内容提要:从孔夫子和中国文明,到佛陀和印度文明,一直到古希腊,整体中看出东方、西方,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对立。

 

陈晓明:“整体性思想”理论的没落

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往往不止于一部著作,而是一系列著作及其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系统地把握各家学术思想,对于身为学生的我们来说,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们不妨用心关注一下身边的老师们是如何兼收并蓄、拨云见日的——本篇采访中,陈晓明老师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谈起,给大家带来了他的心得。

中文系微信平台(以下简称“微”)陈老师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这本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晓明老师(以下简称“陈”)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吧,爱读一些外国的小说和诗,那是“文革”的时候,我父母都下放在乡下。那时候我有一个邻居是邮递员,他从知青点那里拿来很多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小城春秋》、《东周列国志》,这些书对我影响都挺大的。其中厦门作家高云览写的《小城春秋》对我很重要,里面引了一首外国民歌:“在我少年的时候,朝思暮想去航海。”我那个时候下放在福建闽北的山沟沟里,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对外部世界的向往确实给我很大的激励。

但如果从学术上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斯宾格勒(Oswald A. G.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我至今还能记得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整个人的激动,思想整个被它打开了。那是在83年,或者84年,在福建师大的阅览室里,我在那里读研究生,这本书我读了一个学期,因为不能拿走,只能在阅览室里读,一边读,一边抄,抄了一大厚本,太喜欢这本书了。

他的思想方法太让我感动了,那种“超宏观视野”,在宇宙论的意义上讨论人类文明。起笔就从公元前五千年说起,从人类的“醒觉意识”开始,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开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我早年最感兴趣的就是文化哲学,这本书打通了中西,没有中西对立,从孔夫子和中国文明,到佛陀和印度文明,一直到古希腊,整体中看出东方、西方,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对立。

:民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讨论中西文化,但他们的格局似乎没有斯宾格勒那么大?您对此怎么看?

陈:是的,当时是杜亚泉(18731933)、张君劢(1887-1969)这些人,有文化哲学的视角,也都受过斯宾格勒的影响,但格局确实小多了,当然斯宾格勒有一些不好的名声,他影响到了希特勒。据说希特勒的背包里有一本斯宾格勒的书。我当时就想,什么样的书能让希特勒背在身上读,我就要看看。当然,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方面利用他。德国的思想家大多是民族主义者,比如狂飙突进的一代,也就是浪漫主义时代的那代人——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费希特(Johann G. Fichte)。以及后来晚了大半个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一代,大多是民族主义者。包括歌德(J. W. von Goethe),他谈世界文学,都是建立在“德国民族的精神是具有世界性的”这个基础上,斯宾格勒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讨论问题,都是从宇宙普遍主义的角度。斯宾格勒思想中宏观的方法、思想的气魄和穿透力,令人惊叹。我后来再也没有读过这本书,这都是我八十年代读的,至今过去三十年了,现在要我谈起这本书,当中基本的思想我都记得一些。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本书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关系?在历史上,这个文明衰亡了,另外一个文明会起来。但是现在,西方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如果西方文明衰落了,可能就没有一个代替的文明了。我们中国,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就一直很沉闷。国际上,也有这种趋势。是不是人类就不需要一个思想家了?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不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家?

陈:二十世纪以后,人类只有政治思想家,没有哲学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二十世纪最有阐释力的思想家,它有实践性、战斗性,诉诸革命。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所以使二十世纪在普遍的意义上论述人类、论述文明的思想很难出现。其他的二十世纪思想,比如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也是面临困境,他想解决绝对普遍的问题,认识的“先验图式”(Prior Schematismus)问题,最后也走到难处。还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他跟德国的纳粹联系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现代的选择,但他的思想是否也隐藏了与极端政治相关的命题,这个在哲学史上还是很有争议。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兴盛,让哲学家解释世界的能力变得无足轻重。其他的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和德勒兹(Gilles L. R. Deleuze),也都试图找到一种大的、宏观的解释方案。德里达虽然看他是解构(deconstruction),到文本里去讨生活,但他变成是二十世纪思想方法最有效的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 )的一种说法让我百思不可其解,在某本书里(《世纪》或《小万神殿》):“作为德里达的补充,福柯……”他对福柯的定位,竟然是德里达思想的补充!但是巴迪欧自己,是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这让我很惊异。我个人更偏爱德里达,我认为德里达比福柯更精要。某种意义上说,巴迪欧并不是很喜欢德里达,但他把握二十世纪思想的时候这样说,所以我就会理解,二十世纪的思想方案、解决之道,究竟是以哪一种形式展开的,或者说,只能具有哪种形式,我会思考这个。

刚才你说到中国,中国思想的政治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比如,胡适,现代思想的开山者,书都写半部,《中国哲学史纲要》、《白话文学史》都是,是什么东西使他难以为继?是一种紧迫的任务,还是最后对整体性的把握自己都没有兴趣了?其他中国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家了。

微:二十世纪,国外的思想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之相较,中国的思想界,和国际上的这种潮流有些许脱节?您对此有何见解?

陈:因为我们“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体系,所以其他思想就被“罢黜”了。我年轻的时候受李泽厚思想影响很大,他应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领袖了。但我们纵观他的一生,他确实是才华盖世,但是也没有办法,为时代所迫。五十年代他正是年轻崭露头角,才气纵横,就遭遇政治变故;八十年代其实思想束缚还是很多的,九十年代他出国之后无所作为。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宿命,注定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家。

微:而另一方面,似乎西方的思想家也有着一种倾向:在美国就要批判美国,在资本主义就要批判资本主义,在哪里就要批判哪里。这该如何看待?

陈:这里存在着关于批判性的两个问题:一是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性,二是表象的批判性。你所说的这种批判性是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性,而不是表象的批判性。西方的知识分子批判美国、批判资本主义,“美国”和“资本主义”都是表象,实质是一种思想的压制,批判的是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警惕一种外力、外在的体制化的集权与专制对人的压迫,知识和思想反对的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具体的“资本主义”,那是一种表象。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压制的力量。

微:最后,请问老师,在德里达以后,世界的思想界还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更新的思想?还是说,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新”思想?

陈:可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德里达写《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的儿子们》,他把自己当作马克思思想的承继者,但他反对有些人自诩为“马克思的儿子”,他认为马克思的精髓就是“异质性的批判”精神,他要“异质性”的马克思,而不是起压制作用的、占主导力量的马克思。

德里达之后,现在很热闹的思想家也有啊。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巴迪欧、还有齐泽克(Slavoj Žižek)、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这些都是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齐泽克,在西方风行一时,在中国也极受追捧,这些人的解释方案,批判性很强。齐泽克,追求那种很华丽的风格,他的理论综合了五花八门的、在今天最有魅惑力的理论——拉康(Lacan Jacaueo)的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社会/历史叙事、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色情”,因为他特别爱用“欲望”这个词,所以我会说,齐泽克这样的理论,也就像我们文化中的“SM”一样,就是非常狂热、非常狂躁、很华美、很有效果、讲究痛感、快感,因为理论本身具有强大的表演性,有强大的宣泄性,因为这种理论的形式太绚烂了,所以让我们觉得疲倦,理论本身的质地有多少呢?他的理论仿佛不是让我们个人去面对的,他的理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舞台,不是对你一个人诉说的思想,他总是试图鼓动着一群的人上台去进行20世纪最后的“理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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