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整体性思想”理论的没落

陈晓明：“整体性思想”理论的没落

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往往不止于一部著作，而是一系列著作及其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系统地把握各家学术思想，对于身为学生的我们来说，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们不妨用心关注一下身边的老师们是如何兼收并蓄、拨云见日的——本篇采访中，陈晓明老师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谈起，给大家带来了他的心得。

中文系微信平台（以下简称“微”）陈老师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这本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晓明老师（以下简称“陈”）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吧，爱读一些外国的小说和诗，那是“文革”的时候，我父母都下放在乡下。那时候我有一个邻居是邮递员，他从知青点那里拿来很多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小城春秋》、《东周列国志》，这些书对我影响都挺大的。其中厦门作家高云览写的《小城春秋》对我很重要，里面引了一首外国民歌：“在我少年的时候，朝思暮想去航海。”我那个时候下放在福建闽北的山沟沟里，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对外部世界的向往确实给我很大的激励。

但如果从学术上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斯宾格勒(Oswald A. G.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我至今还能记得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整个人的激动，思想整个被它打开了。那是在83年，或者84年，在福建师大的阅览室里，我在那里读研究生，这本书我读了一个学期，因为不能拿走，只能在阅览室里读，一边读，一边抄，抄了一大厚本，太喜欢这本书了。

他的思想方法太让我感动了，那种“超宏观视野”，在宇宙论的意义上讨论人类文明。起笔就从公元前五千年说起，从人类的“醒觉意识”开始，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开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我早年最感兴趣的就是文化哲学，这本书打通了中西，没有中西对立，从孔夫子和中国文明，到佛陀和印度文明，一直到古希腊，整体中看出东方、西方，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对立。

微：民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讨论中西文化，但他们的格局似乎没有斯宾格勒那么大？您对此怎么看？

陈：是的，当时是杜亚泉(1873～1933)、张君劢(1887-1969)这些人，有文化哲学的视角，也都受过斯宾格勒的影响，但格局确实小多了，当然斯宾格勒有一些不好的名声，他影响到了希特勒。据说希特勒的背包里有一本斯宾格勒的书。我当时就想，什么样的书能让希特勒背在身上读，我就要看看。当然，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方面利用他。德国的思想家大多是民族主义者，比如狂飙突进的一代，也就是浪漫主义时代的那代人——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费希特（Johann G. Fichte）。以及后来晚了大半个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一代，大多是民族主义者。包括歌德（J. W. von Goethe），他谈世界文学，都是建立在“德国民族的精神是具有世界性的”这个基础上，斯宾格勒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讨论问题，都是从宇宙普遍主义的角度。斯宾格勒思想中宏观的方法、思想的气魄和穿透力，令人惊叹。我后来再也没有读过这本书，这都是我八十年代读的，至今过去三十年了，现在要我谈起这本书，当中基本的思想我都记得一些。

微：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本书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关系？在历史上，这个文明衰亡了，另外一个文明会起来。但是现在，西方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如果西方文明衰落了，可能就没有一个代替的文明了。我们中国，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就一直很沉闷。国际上，也有这种趋势。是不是人类就不需要一个思想家了？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不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家？

陈：二十世纪以后，人类只有政治思想家，没有哲学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二十世纪最有阐释力的思想家，它有实践性、战斗性，诉诸革命。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所以使二十世纪在普遍的意义上论述人类、论述文明的思想很难出现。其他的二十世纪思想，比如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也是面临困境，他想解决绝对普遍的问题，认识的“先验图式”（Prior Schematismus）问题，最后也走到难处。还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他跟德国的纳粹联系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现代的选择，但他的思想是否也隐藏了与极端政治相关的命题，这个在哲学史上还是很有争议。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兴盛，让哲学家解释世界的能力变得无足轻重。其他的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和德勒兹（Gilles L. R. Deleuze），也都试图找到一种大的、宏观的解释方案。德里达虽然看他是解构（deconstruction），到文本里去讨生活，但他变成是二十世纪思想方法最有效的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 )的一种说法让我百思不可其解，在某本书里（《世纪》或《小万神殿》）：“作为德里达的补充，福柯……”他对福柯的定位，竟然是德里达思想的补充！但是巴迪欧自己，是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这让我很惊异。我个人更偏爱德里达，我认为德里达比福柯更精要。某种意义上说，巴迪欧并不是很喜欢德里达，但他把握二十世纪思想的时候这样说，所以我就会理解，二十世纪的思想方案、解决之道，究竟是以哪一种形式展开的，或者说，只能具有哪种形式，我会思考这个。

刚才你说到中国，中国思想的政治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比如，胡适，现代思想的开山者，书都写半部，《中国哲学史纲要》、《白话文学史》都是，是什么东西使他难以为继？是一种紧迫的任务，还是最后对整体性的把握自己都没有兴趣了？其他中国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家了。

微：二十世纪，国外的思想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之相较，中国的思想界，和国际上的这种潮流有些许脱节？您对此有何见解？

陈：因为我们“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体系，所以其他思想就被“罢黜”了。我年轻的时候受李泽厚思想影响很大，他应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领袖了。但我们纵观他的一生，他确实是才华盖世，但是也没有办法，为时代所迫。五十年代他正是年轻崭露头角，才气纵横，就遭遇政治变故；八十年代其实思想束缚还是很多的，九十年代他出国之后无所作为。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宿命，注定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家。

微：而另一方面，似乎西方的思想家也有着一种倾向：在美国就要批判美国，在资本主义就要批判资本主义，在哪里就要批判哪里。这该如何看待？

陈：这里存在着关于批判性的两个问题：一是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性，二是表象的批判性。你所说的这种批判性是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性，而不是表象的批判性。西方的知识分子批判美国、批判资本主义，“美国”和“资本主义”都是表象，实质是一种思想的压制，批判的是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警惕一种外力、外在的体制化的集权与专制对人的压迫，知识和思想反对的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具体的“资本主义”，那是一种表象。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压制的力量。

微：最后，请问老师，在德里达以后，世界的思想界还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更新的思想？还是说，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新”思想？

陈：可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德里达写《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的儿子们》，他把自己当作马克思思想的承继者，但他反对有些人自诩为“马克思的儿子”，他认为马克思的精髓就是“异质性的批判”精神，他要“异质性”的马克思，而不是起压制作用的、占主导力量的马克思。

德里达之后，现在很热闹的思想家也有啊。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巴迪欧、还有齐泽克（Slavoj Žižek）、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这些都是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齐泽克，在西方风行一时，在中国也极受追捧，这些人的解释方案，批判性很强。齐泽克，追求那种很华丽的风格，他的理论综合了五花八门的、在今天最有魅惑力的理论——拉康（Lacan Jacaueo）的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社会/历史叙事、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色情”，因为他特别爱用“欲望”这个词，所以我会说，齐泽克这样的理论，也就像我们文化中的“SM”一样，就是非常狂热、非常狂躁、很华美、很有效果、讲究痛感、快感，因为理论本身具有强大的表演性，有强大的宣泄性，因为这种理论的形式太绚烂了，所以让我们觉得疲倦，理论本身的质地有多少呢？他的理论仿佛不是让我们个人去面对的，他的理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舞台，不是对你一个人诉说的思想，他总是试图鼓动着一群的人上台去进行20世纪最后的“理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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