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论卡瓦菲斯的写作秘密

布罗茨基论卡瓦菲斯的写作秘密

刈楚整理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业余时间坚持写诗，译诗。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卓异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这期间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1963年发表的著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2]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2]

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纽约，享年五十五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一

早在1900年—1910年，他就开始在诗中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丰富的意象，明喻，夸耀的格律，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押韵。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而为了进一步达到简练，卡瓦菲斯诉诸“贫乏”的手段，使用原始意义的文字。因此，他把翡翠称为“绿”，把身体描写成“年轻而美丽”。这种技巧源自于卡瓦菲斯明白到语言不是认知的工具而是消化的工具，明白到人类是一个天生的小市民，使用语言的目的就像他使用住房和衣物一样。诗歌似乎是惟一能够击败语言的武器——利用语言自己的手段。

卡瓦菲斯使用“贫乏”的形容词，制造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它建立某种精神上的同义反复，松开读者的想像力；而较精细的意象或明喻则会抓住那想像力或使那想像力局限于意象所取得的成就。基于这些理由，从逻辑上讲，翻译卡瓦菲斯几乎是朝诗人所走的方向迈出下一步——这一步，卡瓦菲斯本人也可能会走。

也许，他不必走这一步：仅是他对隐喻的处理，就足以使他在他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甚至更早就停下来。卡瓦菲斯做了一件简单的事。隐喻通常由两个因素构成：描写的对象（I·A·理查兹把它称为“要旨”）和与第一个对象发生意象上或仅仅有语法上的联系的对象（“载体”）。第二部分通常包含的暗示，为作者提供了实际上无穷地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一首诗的功能之所在。卡瓦菲斯所做的，是几乎从他的诗人生涯的最初，就直接跳到第二部分：在他的诗人生涯的其余时间里，他专心发展和详细阐述第二部分那些不言明的概念，而懒得返回第一部分，因第一部分已被假设是不言自明的。那个“载体”，就是亚历山大；那个“要旨”，就是人生。

二

他自称是历史诗人，凯利的书则代表了某种考古学努力。不过，我们应该想到，“历史”这个字同样适用于民族事业和个人生活。两者都包含记忆、纪录和解释。《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是某种向上伸展的考古学，因为凯利是在处理一个想像中的城市的各种地层；他以最谨慎的态度工作，因为他明白到这些地层很容易混淆。凯利至少清楚地区别了五种地层:实际的城市、隐喻的城市、感官的城市、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和希腊主义的世界。他最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指明每首诗属于哪个类别。这本书是对想像中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就像E·M·福斯特那本著作是真实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福斯特的书献给卡瓦菲斯，而福斯特还是第一个把卡瓦菲斯介绍给英语读者的人。）

三

无可避免地，历史写作——尤其是古历史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风格化的含糊性，这种风格化的含糊性要么是由互相矛盾的证据之丰富性造成的，要么是由对该证据作出明确而互相矛盾的评估造成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自己，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后来那些喜欢使用矛盾说法的人，更别提塔西陀了。换句话说，含糊是力求客观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力求客观则是自浪漫主义以降每个严肃的诗人或多或少都要参与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卡瓦菲斯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还知道他钟情于历史。

到本世纪初，卡瓦菲斯已获得那种客观的、尽管适当地含糊的冷淡语调，他将在接下去的30年间，使用这种不带感情的语调。他的历史感，更确切地说，他的阅读品味，支配了他，并为他提供了一个面具。他读的是人，更是诗人。在这方面，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他尤其是一个钟摆，在涉及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和公元最初四个世纪这个时期里希腊—罗马互相影响的文件和铭文之间摆动。正是前者的中性节奏和后者高度形式化的哀怜，造就了卡瓦菲斯风格独特的用语，造就了这种介于纪录与墓志铭之间的混合物。这种措词，无论是应用于他的“历史诗”或应用于适当的抒情题材，都会创造一种奇怪的真实性的效果，把他的痴迷和幻想从唠叨中拯救出来，使最朴素的言辞染上了克制的色彩。在卡瓦菲斯笔下，感伤的陈腔滥调和惯技变成——很像他那些“贫乏”的形容词——一个面具。

四

当你讨论一个诗人，划分各种界线总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凯利的考古学要求划分界线。凯利向我们介绍卡瓦菲斯时，卡瓦菲斯已大约找到他的声音和他的主题。那时，卡瓦菲斯已年过40，对很多事情已拿定了主意，尤其是对实际上的城市亚历山大，他已决定留在那里。凯利很有说服力地谈到卡瓦菲斯作出这个决定之困难。除了六七首不相关的诗外，这个“实际上”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在卡瓦菲斯220首诗作中。最早出现的是那些“隐喻”的或神话的城市。这正好证明凯利的论点，因为乌托邦思想哪怕是当它转向过去，也往往暗示现在难以忍受的性质，卡瓦菲斯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个地方愈是邋遢和荒凉，你想使它显得有生气的愿望就愈是强烈。很难说卡瓦菲斯决定留在亚历山大是有某种极端希腊的东西在起作用（仿佛他已选择了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命运把他安排在那里），而阻止我们这样说的，是卡瓦菲斯本人对神话学化的厌恶；也许读者方面也明白到，每一种选择在根本上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

卡瓦菲斯决定留下来的另一个解释是，他不太喜欢自己，不认为自己应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想像中的亚历山大存在着，生动如那个实际的城市。艺术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这句话的重点落在“存在”这个字上，它是创造过程，既非逃避现实也非美化现实。无论如何，卡瓦菲斯的情况不是美化，他在作品中对整个感官城市的处理就足以证明这点。

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对这个主题的坦率处理，且不说用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即便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是超前的。把他的思想与传统上存在于地中海东部的态度联系起来，是没有帮助或完全没有帮助的；希腊世界与诗人生活其中的实际社会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如果那个实际上的城市的道德气候使人联想到掩饰技巧的话，则有关托勒密王朝的辉煌的回忆，就应该有某种值得自豪的夸耀才对。两种策略对卡瓦菲斯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沉思的诗人，还因为两种态度都有点儿不能同等地与爱的感情兼容。

五

最好的抒情诗，百分之九十是事后写的，就像卡瓦菲斯的抒情诗。不管他的诗歌题材是什么，它们总是在回顾中写的。这样的同性恋要求作出比异性恋更多的自我分析。我相信，同性恋的原罪概念，比异性恋的原罪概念更复杂：至少，异性恋者获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可以通过结婚或其他被社会接受的忠诚形式，来进行即时的赎罪。同性恋的心理，就像任何少数族裔的心理一样，明显地是微妙和矛盾的：它把一个人的脆弱性扩大至产生一种精神上的U形转弯的程度，然后才可以发动攻势。可以说，同性恋是感官极大化的一种形式，这种极大化是如此彻底地吸取和消耗掉一个人的理性和情感功能，以致结果很可能变成T·S·艾略特所称的“有感觉的思想”。同性恋者的生命概念，最终可能比异性恋者更多面。从理论上说，这种概念为一个人提供了写诗的理想动机，尽管就卡瓦菲斯而言，这个动机无非是一个藉口。

六

一个人惟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而正是卡瓦菲斯独一无二、感官的历史记忆使他如此与众不同。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来生的概念不仅暗含于我们的结合中，而且暗含于我们的分离中。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卡瓦菲斯的诗在处理那种希腊式的“特别爱情”，以及附带地触及一般的沉思和渴望时，都是一些企图（或不如说，是一些已承认的失败），旨在复活曾经被爱过的影子。或者：照片。

七

换一个角度讲，卡瓦菲斯的享乐主义倾向，如果真有这么回事，本身也由于被历史感左右而发生偏移了，因为历史除了暗示其他事情外，还暗示不可逆转性。也可以说，如果卡瓦菲斯的历史诗不是向享乐主义倾斜的话，它们就会变成纯粹的轶事。

这种双重技巧发生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是那首有关恺撒里翁的诗。恺撒里翁是克娄巴特拉的十五岁儿子，名义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被征服的亚历山大”遭罗马人奉屋大维皇帝之命处死。有一天晚上，叙述者在某本历史书中发现恺撒里翁的名字，便陷入对这位少年的幻想，在脑中“自由地想像你”，是“如此彻底地”，以致在该诗结尾，当恺撒里翁被处死时，我们几乎把他被处死视为他被强奸。于是，“被征服的亚历山大”这几个字便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深度：痛苦地承认个人的失落。

卡瓦菲斯以其说是比较感官与历史，不如说是把感官与历史等同起来。他跟读者（和他自己）讲古希腊爱神——世界的统治者——的故事。在卡瓦菲斯的口中，这故事听起来令人信服，并因为他的历史诗专注于希腊世界的衰落而更加令人信服。他作为个人，把希腊世界的衰落这一处境反映在微型画中，或镜中。仿佛他在处理他的微型画时难以达到精确似地，卡瓦菲斯为我们建造一个亚历山大及毗邻的希腊世界的大模型。这是一幅壁画，而如果它看上去是碎片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反映其创造者，大部分原因则是希腊世界处于低潮时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碎片式的。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它开始坍塌，接着几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则不断使它分崩离析，就像各种矛盾撕碎一个人的精神。惟一使这些杂乱、四零八散的碎片维持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希腊语言；卡瓦菲斯也可以如此形容自己的一生。也许我们在卡瓦菲斯诗中听到的最坦率的声音，是他以一种高度强烈的迷人语调，列出希腊生活方式的种种美妙——享乐主义、艺术、智者派哲学，以及“尤其是我们伟大的希腊语言”。

八

在他的历史诗中，卡瓦菲斯使用了凯利所称的“普通”隐喻，也即建基于政治象征主义的隐喻（就像在《大流士》和《等待野蛮人》等诗中）；而这是卡瓦菲斯几乎在翻译中有所得的另一个理由。政治本身是一种元语言，一种精神制服，而卡瓦菲斯与大多数现代诗人不同，他非常善于解开这制服的钮扣。“真本”中，有七首关于叛教者尤里安的诗——尤里安统治期短暂（3年），很少人把他当成皇帝。卡瓦菲斯对尤里安感兴趣，一定有某种理由。尤里安从小是个基督徒，但当他登上宝座，他便试图重新把异教立为国教。虽然国教这一理念表明尤里安的基督教倾向，但是他以颇不同的方式着手这件事：他不迫害基督徒，也不试图使他们改变信仰。他仅仅使基督教失去国家支持，以及派遣他的圣贤们去跟基督教牧师们公开辩论。

九

不管尤里安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卡瓦菲斯显然是对这个罗马皇帝处理问题的方式感兴趣。卡瓦菲斯似乎把尤里安视为一个试图保留两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人，不是通过作出选择，而是通过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并充分利用两者。这肯定是处理宗教问题的理性态度，但尤里安毕竟是政客。考虑到该问题所涉之深广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企图实在是一种英雄式的举动。如果我们不怕被指理想化的话，真可以把尤里安称为一个伟大的灵魂，他痴迷于这样一种认识，也即异教和基督教本身都有不足，并且如果分开来看，两者都不能使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总是存在着一些折磨人的残余，总有某种局部真空感，造成一种犯罪感，而且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事实上，两者都不能解决人的精神不安，而世上又没有一种可以使我们把两者结合而不招惹谴责的信条，也许除了斯多葛派或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也可以视为一种由基督教支持的斯多葛派形式）。

十

卡瓦菲斯似乎把尤里安视为一个试图保留两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人，不是通过作出选择，而是通过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并充分利用两者。这肯定是处理宗教问题的理性态度，但尤里安毕竟是政客。考虑到该问题所涉之深广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企图实在是一种英雄式的举动。如果我们不怕被指理想化的话，真可以把尤里安称为一个伟大的灵魂，他痴迷于这样一种认识，也即异教和基督教本身都有不足，并且如果分开来看，两者都不能使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总是存在着一些折磨人的残余，总有某种局部真空感，造成一种犯罪感，而且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事实上，两者都不能解决人的精神不安，而世上又没有一种可以使我们把两者结合而不招惹谴责的信条，也许除了斯多葛派或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也可以视为一种由基督教支持的斯多葛派形式）。

一个感官上的极端主义者，以及含蓄地说，一个精神上的极端主义者，是不能被这种解决所满足的，但他可以听之任之。不过，无论怎样听之任之，最重要的与其说是对什么听之任之，不如说是因什么听之任之。如果明白到卡瓦菲斯并不在异教与基督教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像一个钟摆在两者之间摆动，则我们对卡瓦菲斯的诗歌将有更透彻的理解。钟摆迟早会明白到钟座加诸它的限制。钟摆无法超越四壁，然而它瞥见了外部世界，并认识到它是从属的，明白到它被迫摆动的两个方向是注定的，并且这两个方向受制于进行中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进行中的时间。因此才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厌倦语调，这种语调使得卡瓦菲斯那带有享乐—斯多葛颤音的声音听起来如此迷人。使它更迷人的是，我们明白到我们是站在卡瓦菲斯这一边的，明白到我们认识到他的处境，即使它只是在一首讲述一个异教徒被一种假宗教之名的基督教制度同化的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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