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内容自《詹姆斯·乔伊斯》（Critical Lives传记系列），[英]吉布森 (Gibson, A.) 著，宋庆宝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

早在1907年，乔伊斯就计划写一部名为《尤利西斯》的短篇故事，虽然除了标题以外，他从未想过更多的内容。（《詹姆斯·乔伊斯》修订版，230页）这个想法第一次的出现可能是在地中海沿岸，但确实是在他离开都柏林的不长时间之后发生的，那时他的全部精力仍然集中在《都柏林人》的世界里。与此同时，这种想法需要多年的地中海生活才能成熟起来，这正好是乔伊斯离开的里雅斯特的时候。与此相应的是，在1915年6月16日，他给斯坦尼斯劳斯的一张明信片上宣布：“我在写新小说《尤利西斯》的第一段。”（《书信选》，209页）当乔伊斯又回到的里雅斯特时，他写完了《尤利西斯》的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在巴黎时，完成了最后4个章节，但他是在资产阶级风气浓厚的苏黎世开始写作本书的主要部分。的里雅斯特名声不好，但苏黎世却是可敬的。毫不奇怪，乔伊斯或许正过着一种日益分裂的生活，他在其后的职业生涯中将继续这种生活。从1904年他离开都柏林开始，他就非常小心地保护和培养着一种内心生活，这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种宽松的关系。当然，他被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和巴黎的日常生活所吸引，这些地方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人间温暖并且变化多姿。他从中学会了很多，这对他的小说创作非常重要。尽管如此，他的小说仍然与它有着奇怪遥远的距离。不像其他同时代人——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庞德，乔伊斯没有将自己的小说变成一个流动的盛宴——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时重新移步换景；相反，他的小说固定在他所离开的爱尔兰。这绝非偶然，对后来的朋友如罗伯特·麦卡蒙来说，他似乎看起来非常迂腐。

乔伊斯在苏黎世生活的两方面完全证明了我的观点。一方面，这对于家庭生活而言是巨变，全家在离开时不得不将所有东西都留在的里雅斯特，包括手稿、文件和书籍。高山气候意味着所有衣服都需要换新的，还有战时食品包括面包和土豆都短缺。乔伊斯和娜拉经历了几场大病，特别是走在大街上时，乔伊斯的眼睛疼痛难忍，以至于他曾经长达20分钟无法动弹；娜拉也开始脱发。但与此同时，善于交际、乐观、嗜酒的乔伊斯，却在苏黎世继续着他在的里雅斯特的生活。他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新朋友，如欧特卡罗·魏斯、弗兰克·布德根和鲁道夫·戈尔德施密特。在苏黎世的咖啡馆和餐馆，乔伊斯也是一个深夜常客。苏黎世充满了有趣的外籍人士，不仅仅是艺术家和音乐家，乔伊斯结识了其中的许多人，有即将成为声名远扬的达达主义者特里斯唐·查拉（乔伊斯可能没遇到过），也有很快改造世界的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他大概遇到过）。

乔伊斯还设法找时间调了几次情，其中包括住在街对面的女人玛尔特·弗莱希曼。他声称当偷窥到她从厕所站起来的时候，他爱上了她。他也颇为神秘地声称玛尔特最终允许他探索“一个女人身体最热和最冷的地方”。他的朋友弗兰克·布德根以为没有比“用手指接触”更进一步的了。（《詹姆斯·乔伊斯》修订版，451页）最不光彩的是，乔伊斯问布德根（画家），他是否能带玛尔特去他的公寓，他甚至说服布德根为那一时刻画上一幅大大的、臀部肥硕的裸体画，并在适当的时候展示它。据娜拉说，他还鼓励她“去找其他男人”，并说这会给他的写作提供素材。

这一切狂热的人类的混沌状态，似乎与乔伊斯所宣称的僧侣般的奉献和专心相去甚远。在1917年他写道：“关于《尤利西斯》，我写作、思考、写作、思考……整个白天和夜间的一部分都持续着，就如同已经持续了五六年。”（同上书，416页）如果这是准确的，它表明即便没有实际创作《尤利西斯》，但与之相关的精神活动在1911年或1912年就开始了，《尤利西斯》的构思早在的里雅斯特时期就已确定。

乔伊斯声明，他并不能将写作和思考、内向冥想和实际写作完全区分开来。但是，我们如何计算他的叙述中所暗示的持续集中的写作强度呢？例如，花了1000个小时写《尤利西斯》第十四章——晚上花时间与玛尔特·弗莱希曼调情，与布德根喝酒，狂热地参与“英语演员剧团”。实际上他所说的曼根也是他自己、爱尔兰及其历史，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将他投射进去，其中许多年来悲伤的和明智的那些被挑选了出来。”（《批评和政治作品杂集》，55页）正是这个自我封闭和内部攫取的能力，使乔伊斯具有非凡集中的力量，即使宿醉也没能阻止他写作。在的里雅斯特有11个人的狭小房间里的两张床上，他蜷卧着完成了《尤利西斯》最难的2个章节。在巴黎，他们刚搬来两个月内，在长期混乱的生活中他写了最长一章的6份草稿。最后的章节的一部分是在用手提箱当桌面的扶手椅上写成的。

在此期间，乔伊斯的信件，特别是关于《尤利西斯》的信件，证实了乔伊斯多重的生活。信件可分为四大组：正式或业务类型的信件（例如和庞德的）；腻烦的、浪漫的略涉及性话题的信件（例如和玛尔特的）；开玩笑的、同志般的信件（例如和布德根这样的男性朋友的）；以及那些不寻常的、在一般情况下乔伊斯很少写的私人信件。而在私人信件中，主要是和他的姨妈约瑟芬的通信，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乔伊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比较乔伊斯给布德根和给他姨妈的信件，非常有收获，尤其是当《尤利西斯》作为信件主题时（或多或少直接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我们需要开始讨论乔伊斯和荷马的主题。

像塞万提斯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一样，乔伊斯现在也开始创作伟大的现代国家的喜剧史诗。他知道，新爱尔兰需要他的史诗，他也深知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爱尔兰辩论过这部史诗应采取的形式。他看到由英裔爱尔兰复兴主义者所支配的这些辩论，但爱尔兰复兴主义者关于爱尔兰史诗的概念一般是浪漫而英勇的，深深被一个神秘爱尔兰过去的图像所感染。复兴主义者即使关注了一些乔伊斯认同的爱尔兰文化，也是远远不够的。在他们的爱尔兰史诗的概念中，乔伊斯的民族没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各种古老的史诗是复兴主义者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希腊的特色。特别是奥格雷迪将古希腊与爱尔兰联系起来，他不仅把过去的爱尔兰游吟诗人和荷马联系起来，还甚至认为现代爱尔兰的历史也是荷马史诗时代的对应物。

至少从1907年起，乔伊斯也开始对现代版的荷马感兴趣了。（不过，有趣的是，他选择罗马而非希腊的名字作为他小说的标题。）这个现代的版本最终成为《尤利西斯》，对此来说，荷马的《奥德赛》是结构的基础。首先，乔伊斯明确地用自己恶作剧的讽刺类比来对抗复兴主义者荷马的类比。除此之外，他热衷于《尤利西斯》中荷马的类比来宣传他自己的史诗意图。他已经从生活经验——理查兹和罗伯茨制造的困难，以及庞德对其他工作的热情——中成长了。他渐渐认为，在努力实践庞德所谓小说的荷马的平台时应该谨慎行之。因为荷马的平台是《尤利西斯》对其早期读者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它使他们能够购买一些书，这些书即便不是无法阅读的天书，读起来也相当困难。因为早期的读者确保小说能幸存下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乔伊斯给布德根的信是批评的参考标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现代性地强调《尤利西斯》后面章节的“特别新颖而活跃的风格”。（《书信选》，245页）但他们同时也使荷马式的类比听起来就像这本书的关键。布德根一直是一个水手，乔伊斯明确地感到，《尤利西斯》中荷马材料将使布德根感兴趣，他甚至可能鼓励布德根推销其小说。（事实上，布德根很快发表了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早期作品的专著。）约瑟芬姨妈没写过一本书，她是乔伊斯母亲的妹妹，用埃尔曼的话来说，她是一个“聪明伶俐、足智多谋、终生慷慨”的女人。（《詹姆斯·乔伊斯》修订版，20页）她是乔伊斯最喜爱的姨妈，乔伊斯将她看做“德兰康德拉智慧的女人”（同上书，213页），他信赖她，而且她还是《尤利西斯》中爱尔兰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不断缠着她获取信息、报纸、杂志和书籍。

在撰写小说的过程中，他给姨妈写信贪婪地索要精确的细节；毫无疑问，大部分他都使用了。她告诉他是否能从海边看到“海洋之星”的教堂？在教堂旁边里希的梯田里有没有阶梯可以顺着走下去？在梯田里是否有树木？翻越埃克尔斯街七个栏杆，低下身来到另一边，一个普通人是否能够做到？他还想要不大精确的细节——从大众媒体获得的八卦、谣言、故事。她能给他有关鲍威尔和狄龙的八卦吗？他希望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所有信息，就连霍利斯街上妇产医院的闲话和事实也行。她能送给他中篇小说集吗？或者一便士的赞美诗集、从报摊得到的公报或警方的消息、一份雷诺兹或李劳德的新闻周刊，或者《世界新闻报》吗？

这些有时混淆了学术的要求，这些信息主要出自乔伊斯的需要，以便把一些细小的常见细节，融入广阔的新现代拼图游戏中。其实，他们讲的或是爱情，或是痴迷，或两者都有。他是否完全意识到，他是在外国的土地上重复圣高隆的“向往思想”的习惯。乔伊斯给约瑟芬姨妈写信的语气并不总是很友好，但保持着一个普通家庭亲密关系的基调。在乔伊斯所有关于都柏林的询问中，亲密分享着一个小世界，这点是明确的。诚然，他告诉约瑟芬姨妈，要想了解《尤利西斯》，她需要先读《奥德赛》。即使是他最喜欢的姨妈也不能幸免地被他安排在史诗的一节中，但他听说了姨妈患了重病之后，他最后写给她的信，是他几封真正可爱的信件之一。乔伊斯执著于语言，这通常由智力和政治推动，他说他姨妈患病的消息，只是让他太震惊以至于无话可说。然而，他写下了他的感激、亲情和尊重，直到最后，他仍然强调他和约瑟芬姨妈的共同点：无数的回忆、丰富的世俗的爱尔兰知识。他与布德根共享《尤利西斯》的素材，与他的约瑟芬姨妈分享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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