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灵魂的滋养

我喜欢坐火车。我几乎每次外出开会都选择了火车，除了为接待单位省钱这一理由外，还因为我能在火车上感受到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和被抛入陌生和孤独的感觉。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当代人忽略了。他们忽略了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着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详和，带来宁静和平。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有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磗的大气而消解了“我执”。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嚣喧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那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某次，我去朝峨嵋山，到峨嵋山的脚下，却放弃了上山。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

对拉萨亦然。多年之前，我曾发愿，将来某一天，我只和一种能值得我奉献生命的载体去朝拜拉萨。这载体，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谊。更多的时候，我将那载体看成真善美的载体。要是我遇不到这样的载体，我是不会踏入拉萨一步的。这就是我多次踏入青藏高原，而总是躲开拉萨的原因。这里的拉萨，已不是地域的拉萨，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各种流派。我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想从宗教中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不少宗教在被制度化后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即藏传佛教所说的“心气自在”，这里的“心”代表意识和精神，“气”代表呼吸即肉体。任何非主体性的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那主体的“自在”，这才是宗教意义上的“解脱”。所有宗教的终极目标都是“绝对自由”。基督教的“灵修”和伊斯兰教的“近主修炼”都是这样。当然，宗教被制度化后，就会远离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所以，我在《我的灵魂依怙》说：“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能成为鉫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的外现不能干预创作者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垢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同时，我也在寻找一种你期待的叙述方式，来充当那滋养的助缘。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不是什么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那些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你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能否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你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你是想为这个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或是娱乐？或是别的？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为小说的将来寻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小说诞生时的一些功能已明明被其他媒体所取代。它们显然已很难构成小说存在的充足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摩拜，但被摩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小说，已经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所以，我在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恼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