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比他的小说要精彩千百倍。癫痫症控制他的一生，发病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常摔得头破血流；监禁和流放是他的主要经历，在西伯利亚监狱或国外气味污浊的出租房里，他忙着扛砖头，或四处写信哀求施舍；放荡是他的生活方式，比如，他沉迷于污秽糜乱的性生活，还曾为了赌博，偷过妻子衣柜里的衣服。

    后世的人津津乐道于他作品里的宗教情怀，但他的一生却是离经叛道的。无论是道德还是律法，都没能约束他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毕生都是跨越限度的。”

    起初，因为抨击苦难的书稿和激烈的私下言谈，他被误以为是策划阴谋的革命分子，并被宣判死刑。他人生的极端体验就是在这之后到来的：当时，他穿着敛尸服，眼睛被黑布蒙住，捆在刑场的柱子上听完对自己的死刑宣判，并等待随后进行的枪决。到最后一刻，射击被阻止了，沙皇赦免了他，改判流放。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他是革命传统里最厌恶的那种人，他反对革命。甚至，他连温和的改革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他划在顽固死硬的守旧者群体里，是恰如其分的。即便他曾在沙皇的监狱里熬过4年，每天和盗窃犯与杀人犯同吃同住，搬运砖头，他也不认为有必要改变这个社会 。

    这听起来很难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个时代困难命运的最深刻体会者之一。政治压制和平民生活的困顿同时袭击他。他却既痛苦，又甘之如饴。对他来说，生活的苦难反而是一种美。传记作家们则煞有介事地分析：正是从这种对苦难的享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升华和展现了他宗教的情怀，他通过拥抱苦难而战胜了它，并成为圣徒一样的人物。

    19世纪中叶，俄国正不知道往何处去。人们不知道该走向西方还是走向东方，是走向欧洲还是走向亚洲。曾经被东正教信仰统治的社会，一下被共产主义者的无神论笼罩，保守了很久的国家进入了狂热猛烈的状态。这个时候，标准和价值观此起彼伏，互相消长，叫人无所适从。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的地位和名声，可以当成这种消长的晴雨表。他出道后获得极高评价，接着被当政者压制和监禁；出狱后，他描写流放者的苦难，连沙皇读完都掉眼泪，他又成为社会的宠儿，办杂志，写政论，结果后来杂志被封，事业破产，不得不流落国外；他长久被人忘记，天天向地位低下的人们奴颜卑膝以求生存，却又在死前被人记起；他在纪念普希金的集会上演说，宣布俄国应和解，短短的讲话让人们如痴如醉。

    事实上，没有什么派别是他真正喜欢的。他反感保皇派、改良派、革命派，和所有可能成为时代风潮的事物都不相容。他的小说里，不同的人物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他本人也由此被不断贴上各种标签。但人们最终却很难判断，哪一种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内心判断。到最后，让人们记住他的，反而是那些脱离了时代印记的，更永恒的精神价值。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反感”与其是一种理性判断，倒不如说是他用来对抗苦难生活的武器。他为躲避债务和政治风险，多年流浪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人们发现，当他住在法国，就讨厌法国人，住在德国，又讨厌德国人。而他内心希望的，只不过是离开这些人，回到他的家乡去。他从不和国外的作家来往，没有人认识他。他每天自己独自蹒跚走过同样的街道，也许是回到那个肮脏的住处，也许是焦渴地去银行查询一小笔汇款是否寄到。

    他的死亡成为他伟大声誉的开始。1881年春天，人们从最偏僻的小镇赶来送别他的灵柩，挤满那间工人居住的小屋，用身子紧紧贴住他的棺材，并因为难过和过度拥挤而不断倒在地上。

    据说，无论是亲王、牧师、军官还是学生、工人、乞丐，都对此悲伤不已。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临死并没有摆脱那个喜欢给他贴上标签的时代。警察局长将此视为一场事件而试图阻止他，几名异议分子则打算，把囚犯戴的链锁挂在他的棺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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