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下）

 

张贤亮：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下）

三

好了，实实在在的帽子算清了。虚的呢？

第一顶还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出身”。

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出身”和“成分”的详细区别。前面说了，我也不想到网上去查，我要写的是我真实的认识状态。一个吃了二十多年“出身”“成分”之苦的人糊里糊涂活到今天，也弄不明白“出身”“成分”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可见当年活在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环境里。我还算是个有点知识的人，千千万万受“出身”“成分”之累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更不明不白了。

且就我的“知识”从头说起。

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演员）、“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那就填“教师”。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填写的是“资本家”，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从此，“资本家”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在农村，老解放区是1948年，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1951年“土改”开始，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地主中还有一种“恶霸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

绝不是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虚的“帽子”还是可以继承的。“成分”，已经溶化到血液中，随血缘关系往下传，往四周扩散。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富农，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文革”时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血统论的宣言，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

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也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语）完成以后，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要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就必须保存“阶级”；要把“阶级斗争”大旗扛到底，“阶级”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由谁来继承呢？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又发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已是后话，不提。

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一直遍及穷乡僻壤、边远山区、荒原牧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油、布匹、棉花直至火柴、香烟、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便不能生存，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白毛女”的勇气。

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再没有其他差别。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这点还是公平的。

但是，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了，有许多甚至被“关、管、杀”了。就说年轻一代，首先是上学，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你根本没有当“班干部”的份；考取了大学，“成分高”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嘛。毕了业就业，“成分高”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口号就是“成分高”的毕业生的前景。

这个“成分高”也需要诠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成分坏”。但不知怎么，在新社会，旧社会的金字塔虽然颠倒过来了，大家仍然以在旧社会所处的层次来区分人的阶层。这不见于任何文件，只是老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人们的口语不像“正式文件”，还不好意思把“坏”字加于某个群体头上。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重要的部分，如果“成分高”，你在哪个单位都别想混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用的是今天的词。那时，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有“成分好”的人的圈子——“革命的主力”组成“主流”。党团员是核心圈，是“主流”，其次是团结在党团员周围的积极分子——“革命的依靠力量”，然后是普通群众。你别以为你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分好几层，“成分好”但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落后群众”也比你强，你会比“落后群众”更落后，总是再教育、被监督的对象。

生活是一天一天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试想，你并不比别人差，某些方面也许还可说比别人强，但你每天、每小时都受着与别人不同的待遇：别人开会你不能参加，别人听传达某个会议、某份文件的精神你必须回避，别人可以借出差的机会去旅游，你却永远固定在那把并不牢靠的椅子上；别人晋升你无望，别人不愿干的活叫你干，你干出成绩是别人的，可是机关单位或公社大队出了事故首先怪罪到你头上……请问，你会是什么感受，且不说你没有资格入党入团，不能“争取进步”了。

不论在城市或农村，最让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沮丧的是谈婚论嫁。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男性“分子”凭着自我奋斗挣得些积蓄，身材长相也不错，到结婚年龄却找不到对象。女方什么都满意，一听“成分高”就打退堂鼓；“成分高”，让所有适婚青年男女的对方都望而却步。新社会有新形式的“门当户对”，“成分好”与“成分高”的人家通婚就算“门不当户不对”，对“成分好”的人家来说是一门不光彩的亲事，降低了社会身份。你可以说，那就让“成分高”的跟“成分高”的婚配好了。而在当时情况下，哪个“成分高”的不想找个“成分好”的来把家庭成分中和一下，以稍稍改善下一代的政治条件？和现在一样，贫穷貌美的女方比较容易找到富有的男方，“成分高”而美丽的女子当时确实比较容易找到“成分好”的男人。可是，那是男方的恩赐，女方到男方家多半成了受气包，或是“成分好”的男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生理缺陷（不然也不会放下身段娶你），像俗话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让女方抱恨终生。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当年的“成分”，“让天下多少有情人未成眷属”。

以上说的还是正常状态。

在非正常状态，最严重的是1959年—1961年全国大饥荒时期，城乡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都不能开具证明去外面“自谋生路”。城市还稍好一些，因为不论怎样还发放点口粮票证，“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也和普通市民一样“低标准，瓜菜代”，与民同罪。而在农村，“自谋生路”就是外出乞讨要饭和到边疆打工。乞讨是要乞讨证明的，当然不会公开写上“乞讨证”三字，但注明了乞讨者是某省某公社某生产队的人，等于通行证，俗称“路条”。没有路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把你抓起来。农村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没有路条就等于死路一条，果然死者无数。

另一个非常状态是政治运动，遇到“运动”，歧视就更为明显。“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无不在“革命群众”严密监视之下。周围的冷眼、白眼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人像整天在冰窟窿里呆着，大热天也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前面说了，“运动”首先就要拿这类人开刀，如果你的老爹老妈不幸还活着，你亲眼看见老爹老妈被拉到台上批斗，被人推来搡去，被人侮辱凌虐，你还要跟着喊口号“打倒”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喊就有当场把你也拉上台的危险。你又会是什么感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已不足以形容。

“政治运动”每隔两三年必来一次，如此频繁的折磨请问你如何承受。

于是，这就出台了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运动一来，当地党团组织或是单位负责人就会找你谈话，要你和家庭“划清界线”，要“反戈一击”，揭发你爹你妈的“反动言行”，要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以证明你的世界观确实改造好了。这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是极大的诱惑，请问，哪个“分子”的后代不想摆脱上面描述的困境？这样，中国大地上就批量生产出无数“逆子”，弄得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荡然无存。虽然看起来这类不孝多半发生在“分子”家庭，但其社会影响却极为深远。人可以视父母为狗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而然会无形中深入普及到一般“革命群众”身上。

在“革命群众”这一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攫取了全中国人的亲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革命群众”只对毛主席一个人亲，其他人都不能算作“亲人”；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为了“理想”，为了“进步”，为了“革命”，实际上是畏惧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身份识别系统”中降格，在“革命群众”中也同样普遍地大量出现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背叛、同事间相互“打小报告”种种“史无前例”的恶劣现象。

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师生情、同胞情等等人类长期以来一直珍惜的内心情感，不论在“分子”一方或“革命群众”一方，都被分化瓦解，人与人之间再没有真诚可言。

你以为表现积极，把父母的隐私通统挖出来示众、彻底与父母划清界线真会改变自己的“成分”，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对不起，运动过后你仍然是你。在“身份识别系统”中你是不可更改的，家庭成分是由血缘决定的。尽管你的思想已经换掉了，改造好了，遗憾的是谁也不能彻底换血。即使你费尽心思，“舍得一身剐”侥幸入了党团，在党团中还是有成分好的党团员与成分不好的党团员的差别，这点，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暴露无余。“文革”中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先从历史上被捕过和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下手，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问题与家庭问题。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这时被戴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总而言之，“孝”和“贤”在过去绝对是贬义词。

于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基本准则轰然倒塌。

“身份识别制度”是三十多年前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没有“身份识别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架空了。对谁专政？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一个个老去死去，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最后无产阶级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茫然四顾，仗剑空叹。要一直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不断制造“专政”对象。而且，“身份识别制度”运行一段时期后，还发现它有另一种妙用，那就是能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物质供应极为匮乏时仍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不仅可以安抚多数人的人心，而且让他们“越穷越革命”。

在社会的不满意度达到最高值的时候，“身份识别制度”既能使一部分不满意的人三缄其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又能使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至少还高人一等而减缓他们的不满意度。

所以，物质供应越紧张政治运动越频繁。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是“革命群众”的集体狂欢。人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中需要这样的狂欢来调节，让“革命群众”觉得生活还很“幸福”。

“身份识别制度”先天性地把全国老百姓分为三六九等，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后来甘地把他们称为“上帝的孩子”），另方面，当然就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贵族”。这里的“贵族”就是“身份识别系统”中的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等（“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曾一度衰落，那是后话）。他们被册封为“根正苗红”的“革命群众”。

“根正苗红”的“贵族”及其子弟在接受教育、分配工作、培训机会、加入党团、提级晋升、婚姻选择、生活待遇、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等等方面享有特权；乃至犯了错误也只当“人民内部矛盾”，不像“成分高”的人一有小错马上“上纲上线”，按“敌我矛盾”处理。你别以为能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没什么了不起，放在现在，可能你还情愿独自去泡吧上网，不愿去参加集体活动哩。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候，有的人能参加集体活动，有的人不能参加集体活动，就会使能参加的人产生极大的优越感。何况，被斗的“贱民”在台上，你在台下可以尽情放纵，恣意辱骂，像现在你在迪厅里一样，你越疯狂越被人赞赏，如果来点K粉更好。

好！K粉不久就来了！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套理论终于在“文革”中使全民疯狂。

“身份识别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各个层次之间绝对不能流动，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不可接触的贱民”永远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身份”和姓氏一样传宗接代。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成分高”的后代怎么都改造不好，怎么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无论如何费尽心机都挤不进另一个等级中去。当我在劳改农场捧读《资本论》，读到这样一段话时，我不禁激动万分，在叹服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精确之余，还使我认识到这套“身份识别制度”决不能长久运行下去，是一套看起来设计严密其实非常愚蠢的制度。请看，马克思这样说：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阶级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679页）

而我们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严格拒绝“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决不“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相反，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打压下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和长久吗？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是因为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又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

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昵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七十岁左右的老员工还记得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实事求是说，我戴的帽子还不算多，“正式文件”上不过两顶加个“管制分子”而已。到1978年全国范围大平反时，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戴的帽子更多。

我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因为长期在领导岗位，所以精通“身份识别制度”。他介绍，没有我说的什么有“正式文件”与无“正式文件”之分，实际上是明、暗之分。“明”的是我所谓有“正式文件”的，“暗”的是内部掌握的，放在个人档案里。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明”的，内部掌握的如“反动军官”、“伪保甲长”、“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起义人员”、“旧官吏”、“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达十几类，这些人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没有政治运动便罢，运动一来，首先过滤他们个人档案里的材料，然后采取不同措施，或揪出来示众，或降级使用，或调动岗位，加以隔离。“文革”时，又添了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明”的，加上原来五类“明”的共有八类。“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地位大幅降低，社会普遍舆论认为知识分子也应算一种特殊“分子”，于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第九类。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由此而来。

这位老干部自己就有“叛徒”、“特务”、“三青团员”、“反动军官”、“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等等虚虚实实十几顶“帽子”，“走资派”那一顶虽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解放干部”时随大流摘掉了，但还有若干顶需一一说明，一一往下摘。待他摘掉全部“帽子”，获得彻底平反后却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对我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摘“帽子”上面，摘了一顶还有一顶，比他跟日本人和国民党周旋还费劲。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斜了，何必呢？二十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得很滋润。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四十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索索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得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禾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飘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么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记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也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

虽然我四十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

“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

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悠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决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四十岁的人就能娶个十八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么“身份”“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篷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

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

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四十一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

我戴有多重“帽子”，女方也戴有“帽子”，我们都属“不可接触的贱民”，两人只要你情我愿，又不举办什么婚礼，也没资格举办婚礼，搬到一间土坯房住在一起，生产队长点了头就算批准，连法律手续也不需办。这又是当“分子”的好处：“身份识别系统”中被管制的人相互“交配”，好像不需要什么“正式文件”。我用“交配”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这类人在“贵族”眼中和牛马差不了多少。

监视我的老汉搬了出去，土房中弥漫着温馨。四壁糊的报纸比今天进口的墙纸还漂亮，既挡土又可帮助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土炕靠头的墙上贴着大号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然而，我仅有的几件衣服：一件破棉袄，一件破军绿色单上衣，一件破衬衫，一条破棉裤，一条膝盖上烂了洞的单裤全都有了纽扣，破洞也都整整齐齐地补上补丁。补丁补得还非常艺术，边缘像缝纫机踏出的一样密集整齐。我二十年来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脱下外衣就是皮肉，和“坏分子”同居后竟然有了背心和裤衩。尽管是用日本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的，却很贴身。她又捡了好多作为劳保用品的旧白线手套，一根一根拆出线来，织了一双白线袜（我们没有购买袜子所需要的“工业品券”），使我二十年来第一次穿上袜子。

中午或晚上加班，我的“坏分子”会给我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她提着篮子从田埂上婀娜多姿地走来，还没吃到饭已感到秀色可餐。她偎依着我坐在田埂上替我从篮子里端出饭菜，在田野的风中，她的风鬟雾鬓，眉黛青颦一展无余。原来这就是女人，女“坏分子”也是女人，而且是出众的女人！

这就是“身份识别制度”的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农场每人每月只分配一小两（15．6克）食用油，即宁夏地区的胡麻油。她从来不舍得吃，每次都只在我碗里的面条上像滴鱼肝油似的滴一小滴。我过意不去，让她也要吃油，而她只在瓶口上舔一下，便算吃过油了。

还不到一年，1978年来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平反、大甄别开始了。她不过是在十八岁时被她师傅诱奸的，1958年“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反运动”）中她反倒成了“坏分子”被押送劳动教养，因为师傅是共产党员，她只是个学徒工。她的案情简单，明明白白是“冤假错案”，很快就获得甄别：摘掉“帽子”回工厂上班，同时还补发了几百块钱。

而那时因为我除“右派分子”外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在为“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中规定：“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有新的刑事犯罪的分子不在复查范围”，以致戴着多重“帽子”的我对未来也没有十分把握了，看来我的平反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可能平反。这时，她的孪生兄弟来宁夏与她商量：已经受了二十多年罪，宁夏没有什么可呆的了，不如回兰州老家，并且她兄弟也给她在兰州联系到好工作。因为她得到甄别后，我们的“身份”马上有很大差异，我现有的“身份”会影响她的前途乃至今后的命运。想到《庄子》中说的涸泽中的两条小鱼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即使我对她依依不舍，也不能阻拦她回到黄河上游，于是我们不得不洒泪而别。分别时，她把“家”中她手缝的被褥枕头和锅碗瓢盆（铁锅是她捡的废铜烂铁换来的，因为购买铁锅也要“工业品券”），还有一个自己钉的木箱，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两人的“共同财产”都留给了我。

她和她兄弟乘上拖拉机的拖斗远去了，我在路边与她四目相望，一直看着她苍白的脸庞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霭似的黄尘中。

我又孤零零地回到小土屋。

“身份”、“身份”！一切都由“身份”决定！

若干年后，她回到宁夏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生产队旧地重游，一些妇女怂恿她说：“你还不找张贤亮去！他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官又有钱，又娶了老婆，你跟他闹，至少闹几个钱回来！”

她却淡然地说：

“算了啵！过去你们把他整得够呛，也让人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

虽然半生戴着“帽子”，辗转在劳改农场、农垦农场与“牛棚”之间，九死一生，而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所遇到的女人全都是善良的女人。

这让我九死而不悔。

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

六

没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就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发表，接着我就获得平反，并且“彻底恢复名誉”。

我们今天说“改革开放”起始于安徽小岗村二十三户农民写血书要求“分田单干”，从而启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据我看：一切改革都起始于人的解放！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先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接着是为右派分子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甄别，1978年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在全国农村摘掉全部“地富反坏分子”帽子。这是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使数以亿计的人改变命运的大事。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是紧锣密鼓却不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所以在今天一般中青年人中印象并不深刻。而实际上，就其规模、人口数量、国土范围及解放的彻底性来说，“身份识别系统”与“身份识别制度”的取消，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才出现了一丝人权意识的曙光。由此开始，才有三十年后的今天。

“身份识别系统”瞬间分崩离析，“身份识别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只有亿万人摆脱“身份”和“成分”的束缚，才有可能调动全体人民群众投入改革。试问，如果几亿农村人口中“身份”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帽子”仍然戴在数以百万计人家的头上，农村人口中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怎能“分田单干”、“家庭承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就行不通！我没调查就敢断言：那二十三户写血书的农民中肯定没有一户是“地富反坏成分”的人家。这些人家当时还被排除在外。

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始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你可以去调查调查，原先“地富反坏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乡镇企业中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乡镇企业的骨干。他们从地底下爬出来，拂去身上的泥污，积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这才造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

民间经济的繁荣也是如此。从最早的“能人”、“个体户”、“万元户”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里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识别制度”，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吗？

“不可接触的贱民”真正成了甘地说的“上帝的孩子”。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8年以前，编辑发现你的稿子可用，必须先去信征询你所在单位的意见，当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执笔，就得益于到1978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证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反动学者”、“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种种帽子的知识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摆脱了“身份识别制度”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今天的“八后”，不可想象我们那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闯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

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二十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二十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这双穿上袜子的脚并没有因为“踏上了红地毯”参政议政而自满，软化了我应有的锐气和勇气。

在《绿化树》发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红地毯”。一次，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其中多数现在已经过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辈，也垂垂老矣，记得有冯骥才、何士光、叶文玲等人。委员们在中南海富丽堂皇（今天想起来也很一般）的会议室中“分宾主坐下”。我刚从劳改农场爬出来不久，“中南海”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类似“皇宫”“朝廷”这样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云泥之别”，令我感慨万端。

阎部长先说了番客气话：请大家来随便谈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礼贤下士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阎部长谦和的态度，众人也就不太拘谨了。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大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还存在的政策不落实、观念上还有“两个凡是”阴影的现象。阎部长都一一记下，时不时地插言询问。轮到我，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

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

我完全不理会当前最紧迫的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直接捅到问题的核心。我说：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只有知识分子在党内占了多数，我们才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与会者脸上都表情惊愕，我注意到阎部长也觉得意外。当时，“改造共产党”不但是离经叛道，简直可说是“大逆不道”的说法。

我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有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呢？我们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我们自身不断地自我改造，我们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不需要激励，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无所畏惧。自那时以后的二十五年，我连续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今天超龄退出，从来如此。

“不可接触的贱民”变成“上帝的孩子”就向往“天堂”。

我以为在中南海的一席话说了也就说了，没怪罪我已经算走运，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宁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德一同志给我来电话，叫我去宣传部“谈话”。到他的办公室，他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在我眼前一晃，说：“你在政协会上说的话，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他只让我瞥了一眼，我只看到是一份发给各级党校的什么红头文件，有关我的话的批语头一句是：“这位作者的话值得注意……”我正奇怪为什么耀邦同志不称我为“作家”而是“作者”，他就把文件又收进抽屉里锁上。但不管怎样，知识分子入党成了当年的风尚，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在上海复旦大学、西安交大、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只要是邀请我去讲话，我都大声疾呼：

“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这话今天已经证实。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仅知识分子在党内已占多数，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也大批入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改造”的无畏的勇气。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人们需要理想，但必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理想。

但是，怎样在新的社会形态上重新收拾已被摧残殆尽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同时，社会阶层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一种隐性的“身份”和“成分”的区别业已形成。我们怎样在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性的机制，并能在体制上、而不是再用空洞的说教来防止执政党不会变成新的特权阶层，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又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风起于青苹之末”，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自身才得以解放”，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决不是再用暴力手段去“解放”其他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及所有人都“有产”（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黑格尔早就说过：“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产”，人民才能普遍地享受人权和尊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在中国几亿农民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我们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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