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60多年中，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将“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标志性符号。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1947年12月底，大雪连旬。曾外祖母被逼去邻乡亲戚家找浮财减罪，跌死于雪岗。周家的户主周春富，在两次划成分中被划为富农，因有小作坊被划做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复县土改前国共两党的你来我往争斗被称为国共拉锯。其后的土改又被称为流血斗争，简单、粗暴。究其原因，一是东北内战在即，动员农民参军火急；二是土改队如同今日拆迁队；三是分土地或抢浮财令盲从者人性阴暗……当地档案工作者刘宝贤接受我采访时说，实际有1900余人，死于那场暴风骤雨中。但在档案文字上只用三个×代替。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文革”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文字，高玉宝作报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

虽然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这一点，搜索他作报告的当地媒体新闻报道可以知晓。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作家神话背后

高玉宝一书是如何写作的，“半夜鸡叫”是怎样来的？

我为此翻阅过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的所有合订本，并三次探访高玉宝，但得出结论都类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说来，此时的高玉宝恐怕还在文盲之列。、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高玉宝等人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不仅对全军全国扫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工农兵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文学正史无前例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在总结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时，直接将高玉宝一类的文盲作家归为“描红作家”。我曾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寻找当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踪迹，得出结论：此言不虚。

1950年代，与高玉宝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来了》前后修改近40遍。后来陨落乡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时间写过的20多篇小说只有一篇为个人创作。而高玉宝写出《高玉宝》后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班学习，却一连40年没有出作品。期间，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为另外三人执笔他一人署名。

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

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成？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我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中，荒草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得到的信息。这期间我又奇迹般地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理编辑、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曾指导高玉宝写作。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我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去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后人。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

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文/孟令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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