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巴金与俄罗斯的文学情结（一）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在俄罗斯文学中探索过人生的道路，从俄罗斯作家身上汲取过力量，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借鉴过写作的技巧。

　　1980年巴金在《文学生活50年》的讲话中，说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他历数了几位法国作家，称他们为自己的老师。同时他又说，除了法国老师之外，还有英国老师、日本老师和俄国老师。

　　俄国老师中他提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1812—1870)、自由派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1828—1910)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1868—1936)。这是几位思想意识并不相同的人物，但巴金却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细读巴金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对他创作生涯发生过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四位。他还提及过雷列耶夫(1795—1826)、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952)、冈察罗夫(1812—1891)、涅克拉索夫(1821—1878)、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琴斯基(1851—1895)、迦尔洵(1855—1888)、契诃夫(1860—1904)等人。另外，还有克鲁泡特金(1842—1921)、薇拉•妃格念尔(1852—1942)和爱玛•高德曼(1869—1940)。后三人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他们的自传和文章对青少年时代的巴金影响甚大。

　　新中国成立初年，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后来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至破裂，这期间巴金仍然殷殷关注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1957年9月27日他回答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提问时，复信中说：“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铎翻译的)。”谈到苏联作家时，他写道：“我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他注意收集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插图本。他托人为自己或为朋友代买过爱伦堡的《大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田德利亚科夫的小说《死结》、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说明他对变化中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十分关注。1964年1月18日巴金日记里有一段记载：“午睡一刻钟，一点后动身去儿童艺术剧场看苏联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记得1992年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看望巴老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近况。

　　巴金翻译过不少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处女地》、高尔基早期描写草原上的人们生活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斯捷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迦尔洵的《信号》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等。

巴金一再表示，他从事翻译是为了学习。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爱人民的思想、反对封建的斗志、对被压迫受侮辱的人们的同情、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学到如何把感情化为文字。

　　最喜欢的一部书

　　巴金说过，他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这与他当时的向往与苦闷有关。他厌恶封建大家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览各种书籍排解烦恼，寻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时期，得到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这本小册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提及这本小册子时写道：“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上，每夜拿出来阅读。“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1928年，巴金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七年以后巴金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个反抗者的话》，有人译为《告少年》)。

　　巴金在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代序中，建议青年读者要熟读它，要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因为它是“青年们的福音”。巴金介绍书的作者，说“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又说，克鲁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我们从巴金的代序中还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地热爱这个安那其主义者，爱他的人品与思想。“帮助别人，牺牲自己”成为青年时代巴金追求的目的。

　　《我的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1842年写到1886年，这里还没有包含他生活的最重要时期。其实他那多灾多难、灿烂辉煌的后半生的基础，远在1886年以前已经确定了。

　　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是一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

　　1933年，《我的自传》译本再版时，巴金增加了15幅他从外国搜集到的插图。巴金对再版这部书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巴金认为《我的自传》是他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他的“影响极大”。这部书的理念和奋斗精神为巴金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也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事业。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

　　巴金是小说家，是翻译家，主要翻译小说。但他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译过诗。1922年，巴金18岁在郑振铎编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报》上发表过十二首短诗，以后又写过《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眼泪了》和《上海进行曲》等。

　　他译的诗歌有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他译的诗不多，但富有叛逆精神，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相一致。

　　巴金24岁时译了两首歌颂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斯特潘•拉辛的民歌：《伏尔加的岩石上》和《伏尔加伏尔加》。

　　……

　　“我将牺牲一切而毫无怨言，

　　我愿把头颅奉献给自由之祭坛。”

　　司特潘的有力的声音

　　响彻了伏尔加的四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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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译的普希金的诗只有一首，即《寄西伯利亚的音信》。这首诗代表了普希金的性格，表达了诗人对革命者们的同情，也倾诉了译者的胸怀。

　　写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1825年的12月14日，俄国一部分有知识的激进分子为争自由，拒绝参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誓典礼，在圣彼得堡圣伊萨基辅大教堂广场实行军事政变，企图建立共和国政府。他们的行动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政变事败。佩斯捷尔上校、诗人雷列耶夫等五位领袖被处以绞刑，其余的121人被判处服劳役，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在冰天雪地上的生活感动了不少的人。诗人普希金为他们献上这首诗：

　　在西伯利亚矿坑深处，

　　你们骄傲地忍耐着；

　　那艰苦的工役不会成为徒然，

　　叛逆的思想永远顽强地存在。

　　一声呼喊，狱墙便会崩颓，

　　粗重的镣铐也将落自你们的身；

　　“自由”将堂皇地迎接你们。

　　你们的弟兄也会送还你们的军刀。

　　……

　　普希金请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将这首诗带往西伯利亚。过了不久，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以流放西伯利亚的囚徒的名义，同样用诗回答了普希金，表明他们虽然深陷囹圄，但并没有屈服。《答普希金一首》也是巴金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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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朋友啊，请不要怀疑我们，

　　我们要骄傲地负着那恼人的铁链——我们的命运；

　　铁格子关不住我们的深邃的心，

　　在现今我们还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们的艰苦的工作决不会成为徒然，

　　从这火光里将冒出一股强烈的火焰，

　　我们的人民也将从睡梦中惊醒，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不怕长夜漫漫。

　　……

　　巴金说那些诗是“血和泪的结晶”，他曾被它们感动过，“希望别人也受到它们的感动”。

　　巴金当时翻译这些诗时虽然不是根据原文，但他的译文却强烈地反映出原作的精神。巴金自认为译文“十分恶劣”，可是今天我们诵读时仍感到气势磅礴。

　　雷列耶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诗人、1825年2月14日起义的领导人。他的作品有抒情诗、历史诗、长诗等。他的诗充满俄罗斯浪漫主义所特有的政治联想。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书名就来自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依科》。当年巴金将雷列耶夫的长诗的几句译成汉文，印在小说的扉页上，表达了他愿像长诗中的人物一样，献身革命的决心。雷列耶夫在诗中说“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雷列耶夫本人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

巴金说：“《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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