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穆勒：安全局还在行动

 

赫塔·穆勒：安全局还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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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罗马尼亚，我都觉得像是去另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从来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凑巧发生的，什么是事先策划好的。因此我每次公开发言都要求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每次都遭到拒绝，理由五花八门，而每次都有迹象表明我又被监控起来了，或者说对我的监控从来就没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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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应新欧洲学会的邀请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里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记者和一位男摄影师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突然走来一个虎背熊腰的保安，问我们，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想夺走摄影师的相机。“这儿不准拍照，拍人也不准。”他吼道。我约了一个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饭。我们电话里约好，朋友下午六点来酒店接我。结果他拐进酒店所在的马路时，发现有个男人跟踪他。他到酒店前台要接待员打电话给我。接待员却要他先填一张来客登记表。他大吃一惊，因为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连齐奥塞斯库时代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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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那位朋友去饭店，一路上，他一会儿要我换到马路这边走，一会儿又要我换到那边，我也没多想。直到次日，他才告诉新欧洲学会会长安德雷·普莱苏，酒店要他填来客登记表，还有个男人跟踪他到酒店，然后还跟着我们俩去饭店。安德雷·普莱苏大怒，马上派女秘书去酒店取消所有订单。酒店经理谎称接待员是头一天上班，搞错了，可是秘书认识那位接待员，知道她站前台好多年了。这时经理说，“老板”，也就是酒店的业主，以前是安全局的，很遗憾改不了了。然后经理笑着说，取消订单没关系，不过此类酒店都这么干，只是人家不知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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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了家酒店住，后来没再发觉有人跟踪。要么秘密警察停止了行动，要么他们的跟踪水平提高了，别人觉察不到。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罗马尼亚安全局”并没有解散，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改叫“罗马尼亚情报局”了。这个部门自称接收了安全局百分之四十的员工，实际上比例说不定还要高。其余百分之六十的员工，现在不是退了休，领着比常人高出三倍的退休金，就是当上了市场经济的高管。除了做不成外交官以外，昔日的探子们在今日罗马尼亚哪行都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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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查档案的人，连朋友都嫌他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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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秘密警察档案解密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关心身边的人生被践踏，不关心昔日的执政党高官和秘密警察重新出山。像我这种常年不断公开要求查阅档案的人，连朋友都会嫌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档案并非存放在1999年因欧盟施压而勉强成立的档案理事会（全称很拗口，叫做“安全局档案研究国家理事会”），而是年复一年地躺在老店新招牌的秘密警察那里。档案调阅归秘密警察管。档案理事会得把调阅申请报给秘密警察，有些批了，大部分不批，有时不批的理由居然是“申请调阅的档案尚在加工”。2004年我去布加勒斯特给我一再提出的调档申请壮壮声势。我走到档案理事会门口，吓了一跳，那儿站着三个身穿袒胸露肩超短连衣裙和丝光长袜的年轻小姐，宛若一家色情场所，小姐们当中站着一个肩扛长枪的士兵，又有点像座军营。主任不肯见我，尽管我是事先跟他约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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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一家学术团体查到了罗马尼亚籍德裔作家团体“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档案。安全局针对每个少数民族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处，管德裔的叫“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处，管匈牙利裔的叫“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处，管犹太人的叫“犹太民族主义者”处，只有罗马尼亚作家光荣地由“艺术和文化”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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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的档案出现了，给我起了个化名叫“克里斯蒂娜”，共3卷，914页。按记载是1983年3月8日建档的，不过里面也有此前年份的文件。建档原因是：我的《低地》一书中“有倾向性地歪曲国家尤其乡村情况”，有探子的文句分析为证。此外，还说我属于一家“以敌对作品著称的德语作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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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情报局以其前身安全局的名义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里，情报局有充裕的时间“加工”档案。“修饰”是谈不上的，档案完全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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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特诺梅塔尔拖拉机厂当翻译的那三年经历，档案里头没有。我当时负责翻译东德、奥地利和瑞士进口机器的使用说明，和四名会计在一间办公室坐了两年。他们四个算工人工资。我查几本厚厚的技术词典，因为我对液压床、非液压床、操纵杆和线圈毫无概念。有时候同一个词，词典里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译法，这时我就下车间去请教工人。工人虽然不懂德语，但是知道罗马尼亚语里怎么说，因为他们了解机器。干到第三年，厂里成立了一个 “礼宾部”，把我调过去，跟两个新来的女翻译一起干。她俩一个是学法语的，一个学英语。一个嫁了个大学教授，我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是安全局的人，另一个是市里秘密警察二号人物的儿媳妇。只有她俩有档案柜的钥匙。一有外国专家来办公室，我就得回避。后来，显然有指示要把我团结进去，秘密警察施塔纳两次动员我加入安全局，我都拒绝了，最后他跟我道别：“你会后悔的。我们要把你淹死在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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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去上班，发现我那几本词典躺在办公室门前的地上，我的座位已经腾给了一个工程师，不准我进办公室了。我没法回家去，要不然厂里会马上开除我。我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整整两天，我倔强地八小时坐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水泥台阶上，词典就放在身边。我设法翻点东西，免得人家说我不干活。办公室的员工们走过我身边，一言不发。我的朋友，工程师燕妮，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每天在回家路上都把白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她午休时来找我，陪我坐在台阶上。我们俩一起吃饭，就跟以前一起在我办公室里吃饭一样。院子里广播喇叭传来的依然是工人合唱团讴歌人民幸福生活的歌声。燕妮边吃边为我哭泣，我没哭，我得挺住。第三天，我在燕妮的办公桌旁安顿下来，她给我腾出了一个角落。第四天也是这样。那是间大办公室。第五天一早，燕妮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她说：“我的同事们不许我放你进办公室了。他们竟然说你是探子。”“怎么会这样？”我问。“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她答。我抱起词典，又坐到台阶上。这回我也哭了。我去车间问一个词，工人们在我身后吹着口哨喊：“安全局的！”局面混乱又恐怖，就像巫婆用来调制魔药的一口大锅。诬陷我的目的是逼我辞职。动荡的岁月自此开了头，这时我父亲去世了。我把握不住人生了，我得证明自己还在这世界上存在。于是我开始写自己的生活，短篇小说集《低地》就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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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燕妮等少数几位同事知道那些人跟我玩了什么把戏，可其他只和我打过照面的人都不知道真相。我又怎能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解释，证明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呢？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安全局才跟我来这一套。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种奸计比威胁更能整垮我。死亡威胁惊心动魄，但慢慢也就习惯了。但是诬陷能挖走你的心，让你身陷重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最后我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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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在我的档案里浓缩成了两个字，是手写的旁注，写在一份窃听记录旁边。几年后我在家里说起厂里曾想招我加入秘密警察一事。帕杜拉留中校记下的旁注是“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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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就开始审我，指责我不劳动，靠卖淫和黑市买卖为生，是“寄生分子”，提到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说我给德国联邦情报局当间谍，因为我跟歌德学院的图书馆女管理员和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女翻译交好。他们无需传唤，直接就从街头把我逮去了。我当时要去理发，正走过一幢大学生宿舍楼，一扇窄窄的铁皮门一开，一个警察把我拖进半地下室。房间里有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便衣男子。头头是个瘦子。他要我拿出身份证来，说：“嘿，婊子，我们又见面了。”我此前从没见过他。他说我跟八个阿拉伯大学生乱搞，让他们给我买连裤袜和化妆品。我连一个阿拉伯大学生都不认识。我这么一说，审我的人说：“我们高兴的话，能找来二十个阿拉伯人作证。等着瞧，庭审一定精彩得很。”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要我弯腰去捡，总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动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后腰。门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是动刑就是强奸，但愿只是录音，我想。然后他们命令我吃下八只水煮蛋和青洋葱加盐。我把这些东西硬咽了下去。最后瘦子打开铁皮门，把我的身份证往外一扔，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我脸冲下摔在一丛灌木旁的草地上。我埋头大吐一场，慢慢捡起身份证回了家。直接从街上抓人比传唤更吓人，没人知道这人去了哪里，说不准就此消失，再也不出现了，要么就像以前恐吓的那样，变成浮尸从河里捞上来，死因会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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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没有审问，没有传唤，没有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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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有如此记录：“克里斯蒂娜到布加勒斯特或是国内其他地方，须及时通报国内反对派处或反间谍处，以落实持久监控。”也就是说，我去国内任何地方有关部门都得派人盯梢，以“对其与西德外交官和西德市民的关系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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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意图不同，盯梢方式也各种各样，时明时暗，一被发现，盯梢就摇身变为粗暴的攻击。有一次西柏林红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要跟我商量出版《低地》的事。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约在喀尔巴阡山脉布拉索夫度假村见面。我们俩装成冬运爱好者分头前往。我丈夫里夏德·瓦格纳带手稿去布加勒斯特，我准备次日空手乘夜车赶去。蒂米什瓦拉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两个男人在等我，要带我走。我说：“没有逮捕令，我不跟你们走。”他们没收了我的车票和身份证，命令我在原地等他们回来，然后就走了。后来车进站了，他们还没回来。我走向站台，当时正搞节电运动，站台尾部的卧铺车厢里一片漆黑，车门关着，开车前很短时间才许上车。这时那两个男人回来了，他们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故意撞我，把我撞倒了三回。我昏头昏脑地站起来，身上脏兮兮的，似乎一切正常，其他乘客在旁边看着，似乎一切正常。这时卧铺车厢的门总算开了，我挤进人群，那两个男人也上了车。我走进包厢，脱掉外套，换上睡衣，想着要是我被拖出去的话，这样别人容易发现。车开了，我去厕所把写给大赦国际的一封信藏在盥洗池后面。两个男人站在走廊里跟卧铺车厢检票员说话。我是包厢下铺。也许是因为从那儿抓人方便，我想。检票员走进我的包厢，把我的车票和身份证交给我。我问他是从哪儿拿到这两件东西的，那两个男人让他做什么。“哪两个男人？”他说：“这儿有好几十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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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夜未合眼。就这么上车太莽撞了，我想，他们会在夜里把我扔出车外、摔到空旷的雪地上的。天蒙蒙亮时，我不那么害怕了。要想制造一起自杀事件，他们肯定早趁天黑下了手。趁其他乘客还没醒来，我上厕所取回了藏在那儿的信。然后我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等火车开到布加勒斯特，我没事人儿似的下了车。这一天的情况，档案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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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梢还波及了他人。我在布加勒斯特的歌德学院办了个《低地》的朗读会，有个朋友来听，秘密警察注意到了他，接下去就查他的身世，为他建立了档案，开始监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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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秘密警察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还常常成心留下记号。烟头随手扔，墙上的画儿摘下来搁在床上，椅子也给挪了地方。有件事最为恐怖，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铺在地板上的一块狐皮先是给割掉了尾巴，继而是四足，最后脑袋给割下来搁在狐狸肚子上。看不出割痕。我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狐狸尾巴掉下来了，还以为是意外。几个星期后，一只后脚给割了下来，这时我害怕起来，此后我每次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这块狐皮，直到狐狸掉了脑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家失去了私密性，一吃饭就担心饭菜里头下了毒。这种精神恐怖，档案里也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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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天，作家安娜·尤纳斯来蒂米什瓦拉看我。她跟其他一些作家在1985年11月4日写信给罗马尼亚作家协会——这封信在我的档案里现了身，抗议他们不准我参加书展和新教大会，不准我去出版社。我的档案里对这次来访作了详细记载，有份1986年8月18日发给边防局的电传，要他们在安娜·尤纳斯出境时“彻底”检查她的行李并汇报检查结果。《时代》周报记者罗尔夫·米夏埃利斯的来访，档案里却没记。《低地》出版后，他想跟我谈谈，发了份电报说他要来，以为会在我家碰到我。可这份电报被秘密警察截留了，里夏德·瓦格纳和我一无所知地去乡下他父母家住了几天。米夏埃利斯在我家门口白摁了两天门铃。第二天，三个男人在楼道垃圾管房截住他，把他揍了个半死。他两脚的脚趾全被打断了。我们住五楼，电梯不能用，没电。米夏埃利斯只好趴在地上，从黑乎乎的楼道爬到大街上。米夏埃利斯的电报，档案里没有记载，尽管里面有一大堆截留的西方来信。照档案看，他从没去过我那儿。这一缺失表明秘密警察把专职员工的所作所为删去了，以免调档时被查出来，追究责任。这样，齐奥塞斯库时代过后，安全局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没有凶手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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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我们，罗尔夫·米夏埃利斯等到我们离开罗马尼亚才撰文写到这次袭击。我看了档案后，悟到这样做错了。沉默是没用的，只有在西方公开真相才能保护我们。档案也表明曾计划以“为德国联邦情报局当间谍”为由对我进行一场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诉讼。幸亏我的书引起了反响，德国给我颁了几个文学奖，这一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我才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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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米夏埃利斯没法在来访前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没有电话。在罗马尼亚，要装一部电话得等上好几年。我们并未提出申请，它们却主动要给我们装。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知道，电话会成为我们的小房子里最管用的监听站。家里装了电话的朋友们，一来客人，马上把电话搁进冰箱，放唱片。拒装电话无济于事，因为我拿到的档案材料有一半是我家的窃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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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夏德·瓦格纳的档案里有条1985年2月20日的记录注解，写下了我们俩都不在家的时间，还有，“也在其住处安装了获取有战略意义的信息的特殊物件”。窃听器的安装图纸在他档案里也有。我们楼下房子的天花板和我家房子的地板上打了洞。窃听器装在两个房间的柜子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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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记录里常常出现省略号，因为唱片的音乐干扰了窃听。但是放音乐是因为我们以为秘密警察是用定向话筒窃听的。我们从没想到他们会日日夜夜不间断地窃听。当然，受审时我们常常被问到一些审问人原本压根儿没法知道的事情。但是由于罗马尼亚极度穷困落后，我们以为安全局根本用不起先进的窃听技术。具体说来，我们也以为，尽管他们认为我们是国家公敌，但是为我们费这么大力气还是不值得。我们就是这样既害怕又幼稚，完全低估了对我们的监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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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核查了我们那幢十层大楼全体居民的职业、工作单位、政治可靠程度，给所有人建立了档案，可能是为了在我们的邻居里培养探子。还未受到秘密警察监视的人的档案上盖着“情况不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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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记录是每日报告。把窃听到的话总结一下，“反国家”的地方则逐字逐句复述。碰到陌生的客人，旁边就打个问号，写着调查此人的批示。窃听记录也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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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密也属于“爱和背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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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罗兰·基尔施。他就住在附近，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玩。他是一家屠宰场的工程师，业余时间拍拍悲惨生活，写写袖珍散文。1996年，他的散文集《月猫之梦》出版了，是从遗作中整理出来的，因为他1989年5月就去世了，是在家里吊死的。现在他的邻居们说，他死的当夜，听到屋子里有好几个人高声说话。我也不信他是自杀。在罗马尼亚，要办齐所有殡葬手续，得跑上好几天。自杀的人当然该作尸检，可罗兰· 基尔施的父母一天之内就拿到了所有证明材料，他未经尸检就入了土。在厚厚一沓窃听记录里，没有一处出现罗兰·基尔施来访的字样。他的名字被删掉了。照记载，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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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档案毕竟回答了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出国一年后，燕妮来柏林看我。自打厂里刁难我后，她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被开除后，我们依然几乎天天见面。我在柏林住处的厨房里翻看她的护照，看到护照里还有法国和希腊的签证，就直截了当地问她：“这样一本护照可不是白送的，你做了什么才拿到的？”她答道：“秘密警察派我来的。我想无论如何再见上你一面。”燕妮患了癌症，现已去世多年了。当时她说，她的任务是查看我们的住处，打探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点购物、买了什么。她答应回国后只按我们说好的汇报。她住在我们家，计划住一个月。我的怀疑与日俱增。几天后，我翻了她的行李箱，找到了罗马尼亚总领事馆的电话号码和一把私配的我家房门钥匙。自此我就疑心她一开始就是人家安排来对付我的，我们之间是 “奉命之交”。我在档案上看到，我们的房子布局和生活习惯，她回国后都详细汇报了，报告人叫“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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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12月21日的窃听记录里，“燕妮”这个名字旁边写了一条旁注：“我们得查燕妮，她俩显然相互信任。” 这份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友情被那次柏林之行给毁掉了，一个经历了化疗的癌症病人经不住诱惑，背叛了。私配的房门钥匙表明燕妮背着我执行任务。我不得不要求她立即离开我家。为了保护自己和里夏德·瓦格纳不受监视，我不得已赶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这团爱和背叛的乱麻我实在理不清。我把她的来访在脑子里倒腾了千遍万遍，哀悼这份友情的逝去。我还惊讶地听说，我出国后，燕妮竟跟一个安全局军官勾搭上了。不过现在我很欣慰，因为档案表明我们俩的交情最初是自发的，并非秘密警察的安排，燕妮是在我出国后才盯我梢的。人学得知足了，在泥淖中苦寻一块净土，即使只是小小的一块。我的档案证明我和燕妮之间有过真情，这一点几乎让我觉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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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中新添了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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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在德国出版后，来了几个邀请，我没拿到出国许可，后来又来了几个让我去领文学奖的邀请。这时，安全局改变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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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开除后一直找不到工作，1984年夏末，我意外地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头一天上班，我就领到了出国所需的校长推荐信。1984年10月，当真让我出国了，后来两次也放我出去领文学奖。不过档案表明放我出去的目的很阴险，是为了让学校同事们认为我其实并非异见分子，而是政府的宠儿，让西方怀疑我是间谍。在这两重任务尤其是“间谍”上，秘密警察下了大功夫。他们派出探子去德国传谣。1985年7月1日的行动方案满意地总结道：“通过数次出国，在蒂米什瓦拉德意志国家剧院的演员之中散布了克里斯蒂娜是罗马尼亚安全局间谍的说法。在蒂米什瓦拉德意志国家剧院兼职的西德导演亚历山大·蒙雷阿已在歌德学院的马蒂娜·奥尔齐格和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官员面前提出这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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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移民德国后，“诋毁和孤立”措施升级了。1989年3月的窃听记录注解中写道：“在诋毁行动中，我们和假情报处合作。我们将以德国移民的名义在国外发表几篇文章，或者给几个在德国有影响力的圈子和权威人士寄几份备忘录。”有个被安排行动的探子叫“索林”， “因其具备行动所需的写作才能”。这个特别卖力的探子“索林”，他早在1983年就打探蒂米什瓦拉作家团体。有个熟人看了亡父的档案，统计每篇报告上注的探子化名，发现索林1982年就提供了三十八篇报告。在我的档案里有三十个探子的名字，索林也是主要人物之一。1986年11月30日的行动计划中，着重写到派索林打探我最近的动向，我在罗马尼亚和国外认识哪些人。有一回布加勒斯特《新路》报副刊编辑跟瓦尔特·康西茨基来蒂米什瓦拉看我。这天的窃听记录里，专门监听我的帕杜拉留中校在旁边写下了来客的名字：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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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期间索林就常去德国，跟许多探子一样，齐奥塞斯库倒台前他就移民了。1992年到1998年，他在巴纳特同乡会分管文化。后来慕尼黑总部取消了这个岗位，他就做义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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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队伍里有探子，对此同乡会一向不闻不问。1950年成立的同乡会创造了一个由管乐、民族服装节、漂亮的农家小楼和雕花木门组成的“精神家园”。希特勒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被有意淡忘。同乡会创始人中就有巴纳特的纳粹民族团体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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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同乡会借口年代久远已不可考，拒绝调查安全局对该会的影响。鉴于同乡会在德国的分量，这是无法接受的。尽管只有百分之十的巴纳特施瓦本移民加入同乡会，但多年来，德国各个电台委员会和文化机构都有同乡会会员。我到德国后，有个电台记者告诉我，因为同乡会的干涉，他们台给我做节目惹了麻烦。而且同乡会一直是处理罗马尼亚人出境申请的要害部门，有时他们也试图阻止人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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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埃梅里希·赖希拉特的书评超出了巴纳特的范围，同乡会试图阻止他出国。我出国前也收到了“老乡”从德国寄来的信，写道：“您在德国不受欢迎。”我在纽伦堡暂住时，同乡会的办公室跟德国联邦情报局门挨着门。同乡会的公章对于办入境手续是必需的。见到我，同乡会劈头就说：“德国的空气对您有害。”我乘拖拉机到边境，在敞篷式拖斗上坐了一夜，得了重感冒。当时是2月份。在隔壁那扇门后，联邦情报局对我更不客气。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安全局的诬陷行动得逞了。情报局官员问：“您是否跟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有关？”我答道：“是他们跟我有关，这可不是一回事。”官员不为所动地说：“让我来决定是不是一回事。这是我的工作。”他还说：“如果您有任务在身，现在说还来得及。”其他人几分钟后就拿到“无疑虑章”走掉了，惟有里夏德·瓦格纳和我被连审好几天，有时一块儿审，有时分开审。我妈妈自动拿到了入籍证，而对我们，连着好几个月都说：“需要深入调查。”很怪。德国宪法保卫局一方面警告我留心安全局的威胁，别住底楼，旅行时别收礼，烟盒别忘在桌上，绝不跟随陌生人去私人住处，买把报警手枪防身等等。另一方面又怀疑我是间谍，害我迟迟入不了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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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什么联邦情报局怀疑我，却没有发现同乡会和移民中的许多探子？也许是因为联邦情报局也相信了同乡会提供的信息。所以德国成了安全局探子的安乐窝。对照一下巴纳特作家们的档案，能找出一大批探子来，“索林”、“佛伊库”、“格鲁亚”、“马林”、“瓦尔特”、“马太”等等。他们是教师、教授、公务员、记者和演员。从没人找他们麻烦。柏林墙倒后一直不断的关于东德国安部的辩论他们充耳不闻。尽管他们都是德国公民，但是德国有关部门看不透他们。他们从事探子行径在德国享有治外法权。跟东德国安部探子在两德统一后的遭遇不同，罗马尼亚安全局的探子们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导，因为昔日的领导今天仍然供职于新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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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议院在罗马尼亚独裁期间和此后一直拨款资助同乡会的工作，何曾要求过调查同乡会人员和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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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我想，针对我的诬陷行动该彻底结束了。但是没有。1991年，我获得马西莫别墅奖学金访问罗马，居然在罗马收到匿名威胁电话。安全局的诬陷行动显然已经自成一体。2004年，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宣布授予我文学奖，结果基金会和一些其他机构收到了大批惯用的诬陷信。这次行动分外夸张。德国联邦议院的领导、巴符州州长埃尔温·托伊费尔、评委会主席碧吉特·莱尔曼和负责致颂词的约阿希姆·高克都收到了信，诬陷我是间谍、罗马尼亚共产党员，给祖国抹黑。夜里十二点差一刻，碧吉特·莱尔曼家的电话铃响了，十二点整是基金会主席伯哈德·福格尔家，十二点一刻是约阿希姆·高克家。谩骂、威胁配上纳粹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接连几夜都打来这种电话，直到警方通过电话监控查到打电话的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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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车间发明的假人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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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的我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克里斯蒂娜，是国家公敌，要消灭。为了诋毁这个“克里斯蒂娜”，情报处造假车间设计了一个假人，此人具备一切对我害处最大的特征：忠于体制的共产党人、无情无义的间谍。我到哪儿假人就到哪儿。她不仅紧跟在我身后，有时还抢在我头里。尽管我自始至终只写反独裁的作品，但是这个假人直到今日依然我行我素，她已经活了。独裁政权灭亡二十年了，这个假人还在闪着荧荧鬼火。还要闪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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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穆勒系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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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外国文艺》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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