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总是很庄重地去争取自己的孤独

 

德里罗：一个作家总是很庄重地去争取自己的孤独

提示：我早上在手动打字机上写作。写四个小时，然后去跑步。这帮我摆脱一个世界，从而进入另一个世界。

唐•德里罗美国在世的四大文学巨匠之一，位列世界文坛“最伟大的作家”。1936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一个意大利裔家庭。以“代表美国最高水准的创作”，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笔会/索尔•贝娄文学终身成就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十多种重量级文学奖项，也是美国最有资格和最热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因其创作对个人在社会中自由的关注，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目前译林社已出版他的作品集五本：《名字》、《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欧米伽点》，即将推出他的最新作品《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     

“我出生于1936年11月20日。”除了年龄很小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待过一阵子之外，他是在布朗克斯区的福德汉姆长大的，那里的居民大都是意大利移民。（Passaro访谈，1991）

“我的父母出生在意大利。我父亲1916年来到这个国家，我想，那时他应该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同来的有我祖母，我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总共大约有七个人，包括一个侏儒，还有我祖母在那不勒斯顺手捡来的一个小孩。我父亲最终在纽约本地找到了工作，是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做类似审计员的工作，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跟其他一百张桌子长得一样的办公桌。”（Burn访谈，1991）

他家住在亚瑟大道附近，毗邻知名的美食店铺和餐馆。童年在运动、家人和游戏的陪伴中度过。他打过“每一种能想得到的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我们那里没人有橄榄球。我们就用胶带把报纸包成一团，那就是我们的橄榄球。”（Passaro访谈，1991）

“以天主教的方式被教育长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仪式中有艺术的元素，它促使你感觉到艺术有时候能使我们自身得以延伸。我想我对它的回应就像现在我对戏剧的回应一样。有时它令人敬畏；有时它很滑稽。正式的葬礼、弥撒两者兼有，它们可列入我最温馨的童年回忆之中。”（LeClair访谈，1979）

“我认为我作品中那种临终之事物的感觉，也许来自这个天主教式的童年。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是重要到不可以去讨论和思考的，因为在他的成长中，他一直被灌输说他随时可能死去，而如果不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话，他的死亡只会是永恒痛苦的开始。”（Passaro,1991）

还是男孩的唐•德里罗二世过着街头少年的生活——大牌，打球，玩桌球。“我从来不擅长打桌球。这是我一直希望当时能更努力去做的一件事。”(Burn,1991)

“ 跟我成长中玩的那些随心所欲的街头游相比，我所写过的那些游戏更多的是关于规则和界限。”(LeClari, 1979)

Q：你十几岁的时候读书吗？

A：开始的时候读得不多。读《德拉库拉》的时候是十四岁……还有斯塔兹•隆尼根三部曲，它告诉了我，我的生活，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还可以成为一位作家深度研究的主题。发现这一点是很奇妙的。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暑假得到了一份停车场服务专员的工作——就是管停车的。而且还被告知要穿白T恤，棕裤子，棕鞋子，还要在脖子上挂个口哨——这个是他们提供的，就是口哨。但我从来没得到其余的那些装备。我穿了蓝色牛仔裤，格子T恤，口哨则一直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就那么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伪装成普通的市民。那就是我读福克纳的地方，《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而且我拿了工资。再接着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正是通过乔伊斯我认识到了语言中蕴含光彩的那种东西，它使我感受到文字的美和热度，那种意识到文字也有生命和历史的感觉。我会看着《尤利西斯》或者《大白鲸》或者海明威书里的一句话，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读到《尤利西斯》，应该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但是确实读到了海明威，读到了清澈的流水哗哗地流动，读到了军队沿路行军，扬起的灰尘落在了路边的树叶上。这都是在布朗克斯那个停车场发生的。（Begley访谈，1993）

“奥斯瓦尔德的第一次与法律的冲突是当一个检查逃学的训导员在布朗克斯动物园抓到他的时候。他住在第179大街，我住在第182大街，有点靠近东边。他大概从1953年1月到那年年底都在那里。我应该没见过他。”(Mitgang访谈，1988)

他念的是红衣主教海耶斯高中（“我在那里睡了四年”），然后去了福德汉姆大学，在那里，他说：“我几乎没学着什么东西。专业是个叫传媒艺术学的东西。”（Passoro访谈，1991）

德里罗先生去了福德汉姆大学，他说：“耶稣会士教会了如何作个失败的禁欲主义者。”他恨学校生活，但是一口气就说出了早年影响他的东西。“我觉得纽约本身就有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绘画，爵士艺术馆和先锋村里的音乐，费里尼、戈达尔和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另外，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等人的作品中的那种喜剧式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我并不是想像他们那样写作，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那种类型的作品意味着自由和可能。它不仅让你看见什么是写作，而且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这个世界。”(Harris访谈，1982)

“我不仅是作为作家在思考，影响我的主要还是欧洲电影、爵士乐，还有抽象表现主义。”（Passaro访谈，1991）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查理•明格斯的场景。演奏台在吧台那边，我甚至站在了迈尔斯•戴维斯和埃尔文•琼斯旁边。因为那时先锋村没有给音乐家单独集合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用了男士洗手间。他们经常在那里谈话，我就那样听着。我一边洗手，慢慢地洗，一边听一大堆话。我爱那里的音乐。我现在仍然喜欢。”(Burn访谈，1991)

“也许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对我早期作品的直接影响，要超过许多我那时候读的书。”(LeClair访谈，1979)

他毕业后的那年，找了一份广告公司里的工作，因为他没能在出版业找到工作。（Passora访谈，1991）

“那是在另一种生活里的事。我不想讨论这个。”（Leith, 1991）

“我去西得克萨斯待了一小段时间，这对我有点影响。我去那里做西尔斯货车轮胎广告的项目。我在沙漠里看到一幅奇景：有一个九英里的环形赛道，他们就在那里测试轮胎。那些家伙就在沙漠里的赛道里开来开去。有时候，某个人就会打瞌睡开进沙漠里，然后就会翻车，他也会死掉。这让我感觉到了某种魔力。”（O’Toole访谈，1998）

Q:1963年11月22日你在哪里？

A：跟一群朋友在纽约西区吃午饭。在一家叫戴维.琼斯的海鲜饭馆。我对那一天余下的事情没什么清晰的回忆了。我想可能还看了会儿电视。在周日，接下来的周日，我确实看了几个小时鲁比枪杀奥斯瓦尔德的报道。但是肯尼迪的葬礼我没怎么看，那是周一。（Arensberg访谈，1998）

“我正在和两个朋友在曼哈顿西边的一家餐馆里吃午饭，真正听说枪杀的是晚些时候在银行里。我无意中听到银行柜员告诉一位顾客说总统在达拉斯遭到了枪击。而我出于好奇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居然不知道他去了达拉斯。’显然，这根本无关紧要。但是这点小小的惊奇，当然的，很快就被这消息带来的巨大的震惊感给代替了。”（DeCurtis访谈，1988）

“我当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正在和两个人吃午饭，其中的一位十年之后也遭枪杀身亡，死于发生在她自己家中的一起抢劫案。所以对于另一位和我而言，我们有一种幸存者的感觉——遭遇的事情极为私人化且影响深远。就在暗杀案的那个周末，我要坐飞机去底特律，我感觉好像整个国家都深陷死亡之中，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坐飞机。果然，我们飞机的引擎起火了，我们得回到机场，紧急迫降。”（Burn访谈，1991）

1963年，德里罗“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写手，而且那是我接近我那短暂无趣的广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Goldstein访谈，1988）

五年之后他辞职了，“从此开始了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Passaro访谈，1991）

“我那时写了一些短篇，但不是很多。我仅仅是为了辞职而辞职。不是说为了写小说才辞职的。我只是再也不想工作了。”（Passaro访谈，1991）

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大约是在1966年。它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总是得打断它，得赚钱过活。”“我接了各种活儿。某一天我可能在写假冒的殖民时期的家具，第二天可能就在写电脑。”（Goldstein访谈，1988）

“我并不总知道一个想法最初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击中神经系统的，但我记得《美国的传说》。我跟两个朋友在梅因州开船，我们把船停在了沙漠先生岛（Mr. Desert Island）上的一个小港口。我坐在铁道的枕木上，等着去洗澡，然后我一眼看到了50码之外的一条街，感受到了那些老房子，成行的桉树和枫树，一种宁静和渴望——那条街道似乎本身就带有一种憧憬。然后我感受到了什么，一次暂停，有什么东西在我面前完全敞开了。一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写书，两三年之后我才想到‘美国的传说’这个书名，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蕴藏在那一刻里了。”（Begley访谈，1993）

直到德里罗结婚——在1975年跟芭芭拉•本尼特，那时是银行家，现在是景观设计师——他之前一直生活在纽约默里希尔区的一间工作室公寓里。（Passaro访谈，1991）

“那时，我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没有炉子，冰箱在洗手间里，所以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写的头几本小说页面间应该有大段经验的猛烈表达。我正是这么做的。所以原来的手稿比我的收音机还高。”（LeClari访谈，1979）

“即使当我第一本小说写得很顺手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写作体系，或是一套可靠的日常计划。我写得很随意，有时候在深夜，有时候是在下午。我花了很多时间做别的事情，或者根本什么都不做。在湿热的夏夜，我在公寓里追马蝇，然后杀死它们——不是为了吃肉，而是因为它们嗡嗡叫的声音把我逼疯了。那时我还没培养起做这种工作所需的专注精神。”（Begley访谈，1993）

“当我写《美国的传说》到一半的时候，这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几乎突然是灵光一闪意识到了自己是个作家。不管我对这本书有什么迟疑，全都消失了。我以一种战胜一件困难、不便之事的精神，以一种向自己证明什么的精神完成了它。”（LeClair访谈，1979）

“当我写这本书（《大琼斯街》）的时候，在这城市里某些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有乞丐、无家可归的人。对失败者和被遗忘的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后那地方就开始让人觉得是个中世纪的社区。街上的疾病，自言自语的疯子，年轻人中盛行的毒品文化。”（Begley访谈，1993）

“我开始读数学方面的书是因为我想以一种新的方式看世界。我想沉溺在遥远的事物中，离我自己的兴趣和生活越远越好。结果我入迷了，最后还写了关于数学家的一部小说和一部戏剧。”（LeClair访谈，1979）

Q：在《大琼斯街》之后三年《拉特纳之星》才出版，你把这段时间全用在写这本书上了吗？

A：它花了我两年很投入地去写。我现在对自己在那段时间能那样写书也很惊奇。我被科学语言之美所吸引，还有数字的神秘，以及纯粹的数学既是秘密的历史也是秘密的语言这种观念。（Begley访谈，1993）

他们（德里罗和本尼特）在1975年左右在多伦多生活了一年，那时她在花旗银行工作。（Kirchhoff访谈，1991）

在写作《名字》的三年当中，德里罗先生在希腊生活，并且在中东和印度旅行过。“我发现这些旅行教会了我怎么重新去看去听。不管《名字》这本书里有什么关于语言的观念，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在听和看人们表达时所感受到的东西——听希腊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声音。但是我感觉我在面对新的风景和新的语言这一事实，就让我觉得得确保它正确是一种责任。我比在熟悉的地方看得、听得更清楚了。”（Harris访谈，1982）

“在希腊的某些时段里，我所尝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比那之前和那之后更加敏锐和清晰。我就想发现一个句子，一种写作句子的方式，能够成为那种清晰感的文本对等形式。”（DeCurtis访谈，1988）

“生活在国外的有趣之处在于，你很难忘掉你是美国人。美国政府的行为不会让你这么做。”（Harris访谈，1982）

“我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当我1982年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视上注意到我以前没注意的事情。就是每天的有毒物质泄漏——通常就是新闻，天气预报，然后就是有毒物质泄漏。这是一个甚至没人提到过的现象。它只是一个电视上的现实。似乎只有那些亲身被卷进这样的事件中的人们才被它们影响。甚至没有人谈论它们。这就是写《白噪音》的动力之一。”（Rothstein访谈，1987）

“当我在写《白噪音》的时候，我决定中断写作，转而去给《滚石》写一篇非小说文章。然后三年半之前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天秤星座》。”（Mitgang访谈，1988）

 “我不是一个执著的调查者，我想我大概读了一半的《沃伦报告》，它总共是有26卷。也有很多FBI的报告，我根本没看。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无聊、无意义的努力也是经验的一部分。”（Begley访谈，1993）

他调查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德里罗说，发生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奥斯瓦尔德在这两个地方待过一阵子。“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生活过的三个地方还在——一套单间公寓和另外两所房子。看到它们和新奥尔良的一处住所，令人无法忘怀。”（Mitgang访谈，1988）

“《天秤星座》会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部分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个故事投入很深，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在书之外的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结束——新的理论，新的猜想，新的文件不停地出现。它永远不会结束。”（Begley访谈，1993）

虽然德里罗不像比尔•格雷那么隐士风范，在《天秤星座》之前他也没参加过书的推广活动。（Kirchhoff访谈，1991）

他前晚才从旧金山回来，那是巡回朗读和旋转木马式的推广活动的最后一站。“我要退出。这是我推广生涯的起点和终点。我很努力地建立合作精神，但是我打算……呃……沉入夕阳之中。对于成为公众人物，我并开心。”（Burn访谈，1991）

Q：你现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A：我早上在手动打字机上写作。写四个小时，然后去跑步。这帮我摆脱一个世界，从而进入另一个世界。树、鸟儿、小雨——这是一种很好的间奏曲。然后我接着写，下午晚些的时候，写个两到三个小时。回到书里的时间，很透明——你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不吃零食，也不喝咖啡。不抽烟——我很久之前就戒烟了。整个空间很明澈，房子里也很安静。一个作家总是很庄重地去争取自己的孤独，但接着又找到无穷的方法去挥霍它。（Begley访谈，1993）

“1991年晚些时候，我开始写点新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一本小说，一个短篇，或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它就单是一篇我写的东西，而且给我的乐趣比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要多。它最后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帕夫克在墙上》。在某一刻我决定这一篇我还没写完。我向空间里发送了讯息，也收到了回音，就像海豚和蝙蝠那样。所以，这一篇经过少许修改之后，现在是一部长篇小说《地下世界》的前言，它将有不同的标题。这种乐趣也早已在一部无人地带的长篇小说里消散了。但是我仍然听得到回音。”（Begley访谈，1993）

Q：但是你还会继续写作？

A：我会写些东西，这是当然。

Q：我是说，你不会开始从事园艺工作吧？

A：不，不，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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