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与人生，都靠余味——电影这回事

 

杰作与人生，都靠余味

提示：我已经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了：记忆就是创作。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读过的东西都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创作新东西的基础。我没办法无中生有。因为这个缘故，看书的时候我总是在手边放一个笔记本，这习惯从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有了。我记下自己的反应，还有那些特别感动我的。

（Sayings：电影和写作都是手工业在现代社会的宝贵残余，当然，音乐和绘画也是。因此，读一篇黑泽明谈论电影的文章实在很有必要。我推送过海明威的访谈，里面说过，要从音乐里感悟写作的技巧，这些东西有共通之处，它们本质上都依赖节奏、紧张感和言外之意，都依靠写作者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因此它们都不可量产，否则将死亡。

一个法国作家叫让•科克托，尽管我很厌恶引用，但这里还是要引用它的一句话，“手工业消亡于对速度的崇拜，手工业代表耐心和手的灵巧，如今，人们过于匆忙，跳行阅读，寻找故事的结局，这导致阅读废除，因为阅读也是一种手工业”。说起来，任何需要耐心读、看、听的东西，从创作到欣赏，都是要缓慢进行的。

黑泽明的电影显然是手工业中的精品。它也刺激，也动人，但这种刺激动人需要艰难的审美之后才能获悉，大多数人被这个艰难过程吓跑了。事实上，他谈论电影之时，正像是一个作家谈论写作，它关于烧陶瓷的比喻，会让骄傲的作家也心服口服。事实上你会发现，剖开皮肤，写作、电影，里面的血肉是相似的，无外乎碎片如何拼接，快慢如何搭配，华丽和深刻如何交织。他在伤感场景里加上轻松音乐，这就如同作家在悲痛的很熟中加上不合时宜的玩笑一样高明。

当然，最后我还要再引用一次，这很有必要。黑泽明这整篇文章，都不如另一个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短短一句话说得透彻——“我相信电影和人生意义，都是靠余味定输赢的。”）

电影这回事

作者：黑泽明 翻译：Talich

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不那么好回答。很早以前日本作家志贺直哉（Shiga Naoya）举了一篇他的孙子写的文章，说这是他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散文。他把这文章发表在一个文学杂志上。这篇散文的名字叫《我的狗》。它是这么写 的：“我的狗像头熊；也像只獾；还像只狐狸……”那文章接着列举了这条狗的种种特点，并把每个特点都和别的某种动物做了比较，列出来的单子能把所有动物都 占全了。可是，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是一条狗，他也就最像一条狗。”

我记得自己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开怀大笑，不过它说明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电影和其他很多艺术都有相似之处。如果电影是很有文学性的，那它也该有戏剧的特质，有哲学的一面，绘画的属性，还有雕塑和音乐的元素。但是电影，说到头，是电影。

的确存在一种叫做电影美的东西。它只能通过电影来表现。一部电影要想成为一部打动人的作品，就一定要把电影美在影片中表现出来。如果它被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人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一种特别深的情感。我坚信吸引人们来看电影的就是这种感觉，让电影人去拍电影的最初动力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渴望。或者说，我坚信电影的本质在它的电影美。

当我开始准备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出现很多想法，并使自己相信它们就会是我想 要拍的东西。这些想法里，就会有一个突然的冒出来，开始生根发芽；我就抓住它并培养它。对于制片人和电影公司给我的题目我从来都不予考虑。我的电影都是源 自我自己在某个时期特别想表达的某种东西。在我看来，一个电影计划的根就是这种想表达某件事物的内在需要。能滋养这根并让它长成大树的是剧本。再能让这大树开花结果就得靠导演了。

导演的角色包括指导演员，摄影，录音，艺术指导，音乐，剪辑，还有配音和混音。尽管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工作，我却不把它们分开来看。我认为它们应该合在一起算到导演下面。

一个电影导演必须得有能力让一大拨人跟从他，跟他并肩工作。我经常说，虽然我肯定不算是什么军事家，但如果你把剧组和军队做比较，那剧本就相当于军棋，而导演就是前线指挥官。从制作开始到结束，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导演必须能应付任何情况，他必须得有领导才能，好让整个剧组都按照他的决定行动。

尽管电影中的镜头顺序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按照这个顺序拍摄却不一定是最有意思的。有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如果能把这些效果在不影响内 部平衡的前提下结合到影片里，那整体就会变得有趣多了。这就好像在窑子里烧瓦罐。在烧的过程中，灰烬和其他的颗粒会落到熔化了的釉上，结果就产生了不可预 测但却很美丽的效果。拍电影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无法预知却很有意思的效果，所以我管它们叫“烧窑反应”。

一个好导演能把一个好本子拍成一部杰作；用同样一个本子平庸的导演能拍出一部过得去的片子。但是遇到坏本子就算是好导演也不可能拍出好电影来。在那些真正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中，摄像机和麦克风都得能劲得起水火的考验。这样才能做出一部真正的电影来。剧本必须得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剧本的结构要是好的话，就好比交响曲，有着三个或者四个乐章，还有不同的速度。或者也可以用能剧的三部结构：序，破，疾。如果你能全身心的研究研究能剧 并从中学到点好东西，它会自然而然的体现在你的影片里。能剧是真正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歌舞伎是模仿它，但只是一株生不出新种子的花。不 过对于剧本来说，交响曲式的结构最容易被今天的观众理解。

要想写剧本，就得先研究伟大的小说和戏剧。你必须思考它们为 什么伟大。你读它们的时候产生的那些感情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了表现出那些角色和事件，作者投入的热情程度，细心程度？你必须仔仔细细的看，一直看到你明白 了所有这些东西为止。你还得看伟大的电影。你得读伟大的剧本，研究那些伟大的导演们的电影理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就得精通编剧。

我已经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了：记忆就是创作。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读过的东西都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创作新东西的基础。我没办法无中生有。因为这个缘故， 看书的时候我总是在手边放一个笔记本，这习惯从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有了。我记下自己的反应，还有那些特别感动我的。我积累了整摞整摞的笔记本。每当我 开始动笔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去读它们。我总是能在它们中的某个地方找到突破点。即使是一句对白我也会从这些笔记本里找启发。因此我想说的是，不要躺在被窝里读书。

1940年左右我开始和另外两人合作写剧本。在那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一个人写剧 本可能存在对人性的理解过于片面的危险。如果你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写一个人，你至少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人的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于观点不一致的视角还可以作讨 论。另外，导演总是会不自觉的调整人物和情节，让它们更方便自己的导演方式。如果你是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写剧本，这个危险就可以避免了。

有件事值得特别注意，就是最好的剧本里只有很少的解释性段落。往剧本中描述性的段落里加入解释是个你最容易落入的陷阱。角色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心理状态是容易 解释的，但是要通过对白和动作上的微小细节来描绘就非常难了。但这并非不可能。大量这方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研究经典戏剧学到。我认为那些不带任何感情的侦 探小说也很有帮助。

我的排练开始于演员的更衣室里。一开始我让他们重复台词，然后慢慢的加入动作。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让 他们穿上戏服化好妆。接着我们到拍摄现场做完整的排练。这些全面的排练让实际拍摄需要的时间变得很短。我们不仅排练演员，也排练场景中的各个部分――摄像 机运动，灯光，还有其他的。

对于演员，最糟糕的就是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了。通常当演员听到“开始”的口令，他就变得紧 张起来，视线摇移，表现得很不自然。这种感觉在摄像机镜头里显得特别清楚。我常说，“跟对面的演员说话就好了。这跟舞台是不一样的，在舞台上你需要对着观 众说台词，这里你不需要看摄像机。”但是要是他知道摄像机在哪儿，演员就总是会，不自觉的，往摄像机的方向侧上半截或者一截身子。不过要是有上几台运动的摄像机，他就没时间搞清楚到底是哪台在拍他呢。

拍片子的时候导演的眼睛得能抓住哪怕是很微小的细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得死死地盯着看。摄像机在转的时候我很少直盯盯的看演员，而是把自己的目光放到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我能立刻感觉出来哪里出问题了。关注一个东西并不 意味着你得死盯着它，而是得用一种自然的方式感觉它。我认为这就是能剧作家和理论家世阿弥所说的“超然的注视”。

很多人喜欢使用变焦镜头跟上演员的运动。尽管最自然的方式是当演员运动的时候摄像机按照同样的速度运动，很多人都喜欢等到演员停下来后再用变焦镜头拉近。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演员移动的时候，摄像机应该跟着移动；当演员站住的时候，摄像机也应该停下来。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则拍，观众就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

我喜欢用多机拍摄同一场景的事实已经被别人说过很多次了。这始于我拍《七武士》的时候。因为在强盗们在暴雨中向农民的村子进攻的段落中是无法准确预测将会发 生什么的。如果我选择用传统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摄的方式，就没法保证能准确的重复每个动作。于是我同时用了三台摄像机。效果出奇的好。于是我决定即使在 动作不多的戏里，也要充分研究这个技术。于是我就在《活人的记录》里用了这个技术。到我开始拍《最下层》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使用一个场景一镜到底的方式 了。

同时用三机拍摄并非像它听上去那么容易。让它们如何运动是非常难决定的。比如，设想一个场景里有三个演员，每个人 都能自由自在的说话和走动。要想让A，B，C三台摄像机将整个动作都照顾到，光是保持画面一直都连戏是不够的。而且一个普通的摄像机操作员也没法理解摄像 机运动的路线图。我认为在日本只有中井朝一和齐藤孝雄能做到这一点。三台摄像机在镜头一开始和镜头结束时的位置时完全不同的，中间它们有好几次移动。一般 来说，我把A摄像机放到最正统的位置上，用B摄像机来拍摄短但决定性的镜头，而把C摄像机当成机动部队。

灯光师的工作 是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真正的好灯光师有自己的方案。当然他还得和摄影师以及导演讨论。但是如果他不能提出自己的设想，他的工作就仅限于为画面打打光而已。 打个比方，我认为当今彩色电影的布光方法是错误的。为了把颜色展现出来，整个画幅里都充满了光。我一直说不管颜色是强是弱，都应该按照黑白电影的方式布 光，这样才能带出正确的阴影来。

我常被人指责说对布景和道具过于苛刻。有些东西就算不会出现在镜头中，为了真实也要搭 出来。尽管我自己没这么要求，我的剧组也会这么为我去做。沟口健二是日本导演里第一个强调布景的真实性的。他影片中的场景真是超一流的。我从他那里学了很 多拍电影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搭建场景。布景的质量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如果房子的布局，房间的设计做得好了，演员在里面走动就会很自然。如果我得跟 演员说，“不要去考虑这间屋子和房子其他部分的关系，”那就没法取得那种自然的放松感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把布景搭得跟真的一样。这会让拍摄受到约束， 但是却增加了真实感。

每次拍片，我从一开始就会不光考虑它的音乐，还会考虑其中的音响效果。摄像机还没开转的时候，我就会把这和其他的方面一起考虑，来决定需要什么样的声音。在我的很多影片里，比如《七武士》和《保镖》，我为每个主要角色或者每组角色都配上不同的主题音乐。

自打早阪文雄开始为我的电影做配乐，我就开始试验自己在配乐方面的想法。在那时候或更早的电影音乐跟伴奏没什么区别――忧伤的场景总是配上忧伤的音乐。大部 分人都是这么使用音乐的。这样做的效果有限。但是从《泥醉天使》开始，我在重要的伤感场景里使用了轻松的音乐。我这种处理配乐的方式是反常的――我没把音 乐放到大部分人常放的地方。在早阪的共同努力下，我开始在音乐和画面相对而不是音乐和画面相和的形式上思考。

对剪辑最重要的要求是做到客观。不管你为了某个镜头花了多大力气，观众永远都不会知道。如果那个镜头看着没意思，它就是没意思。你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或许充满热情，但是如果无法在银幕上看到那热情，你必须能客观的把它剪掉。

剪辑是真正有意思的工作。当样片洗出来后，我很少就这样直接把它们给剧组的人看。在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后我会进到剪辑室里和剪辑师花上三个小时把样片剪到一起。剪完后我才把它们给剧组的人看。给他们看这个粗剪后的样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激发起他们的兴趣。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拍什么，或者他们为 什么要花上十天时间去拍那一个镜头。等到他们看到这个有着他们自己的辛苦在里面的粗剪版本，他们就又开始充满热情了。而我这么边拍边剪，到拍摄结束就只需 要做一次精剪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我这么多年来的成就传授给年轻人。事实上，我非常想这么做。我的副导演们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自己做上了导演。但是我不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人肯不怕麻烦的去学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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