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秩序的碰撞：少年T的寄宿生活

罗伯特·穆齐尔  

欲望与秩序的碰撞：少年T的寄宿生活

提示：在德语寄宿小说的传统之中并不缺乏描写美好青春生活的作品，就其本身而言，寄宿学校虽不一定是宁静单纯的世外桃源，也不必然是充满残酷的人间炼狱，它只是青年人步入社会的一个前站，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大的社会环境有怎样的格局，寄宿生的微型小社会就有怎样的格局，因为共用的语言将两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著名奥地利作家。1930年出版潜心10年创作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1933年又出版了第二卷。由于疾病缠身，终未完成这部巨著。穆齐尔生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50年代后随着《没有个性的人》重新出版，才引起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把他与弗兰兹·卡夫卡、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派作家。

那是1894年，14岁的罗伯特·穆齐尔来到位于今天捷克境内的麦里施-魏斯基尔岑军事中级实科中学，开始了为期3年的寄宿学习生活。之前几年，另一位奥地利作家莱纳·玛利亚·里尔克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作为1848年之后推行军事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军事实科中学为当时的奥匈帝国培养和输送国家所需的优秀人才，这里的学生毕业后或者进入大学深造，或者成为军官，或者进入国家行政部门，即使不说前程无忧，至少也是充满希望的。能够进入军事实科中学就读，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将来能够在上流社会拥有一份大好前途，因此当时的贵族市民家庭很乐于把子女送进这种学校接受教育，使得军事实科中学在当时的奥匈帝国颇具精英学校的色彩。

8年之后，已经成为年轻工程师的穆齐尔为打发无聊的上班时间开始动笔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小说的背景和材料几乎是现成的，那就是他本人在军事寄宿学校度过的这段少年时光。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一年内再版4次，而原本是文学圈外人的技术专业出身的穆齐尔也凭着这部好评如潮的处女作，正式进入了当时德语国家的文学版图。这部为穆齐尔带来未曾预料的意外成功的作品就是《学生托乐思的迷惘》。

懂德语的读者可能知道，小说标题中的“学生”一词所用的原文并非通常的泛指中小学生的Schüler，而是一般用来专指住读寄宿生的Zögling，因此《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可以被归为寄宿生题材小说。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上世纪转折时期的奥地利和德国一度相当流行，里尔克的《体操课》(1902)和黑塞的《在轮下》(1904)都可以被归入其中，而《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出版后取得的成功与这股潮流的盛行也不无关系。事实上，即使在流行的热潮退却之后，寄宿小说作为一种题材传统也从未真正中断过，它甚至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2006年出版的一部名为《你为何离开我》(德国作家保尔·英根代创作)的小说也是以寄宿学校生活为主题。

青少年的寄宿学校生活何以能够形成一个延绵不绝的题材传统？它反映了哪些普遍的问题和兴趣？应该怎样看待《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在这一传统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尽管穆齐尔本人拒绝对这部小说做任何狭隘意义上的简化解读(包括解读为同性恋小说、寄宿小说、对纳粹统治的政治预言等等)，但是主人公托乐思在思想和情感上的迷惘和混乱，似乎恰恰可以在“中学寄宿生”这个概念上找到一种解读公式：青春期的到来和集体寄宿生活的开始，让两种本质上互不相容的东西面对面地直接遭逢了，二者的碰撞在一些年轻易感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甚至影响一生的轨迹，而《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的成功，就在于它在一种极为典型的情境背景下触及了一个极为典型的问题核心。

青春期是人生成长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性欲望的萌发和觉醒成为一种不容回避的新感觉，需要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去面对和处理；另一方面，这个阶段也是年轻个体逐渐脱离父母主导的家庭小环境，真正开始进入社会、成为社会性主体的过程。如果说社会意味着秩序和规则，那么青春期的关键问题就是以性欲为代表的尚未被形式化的个人欲望与以法律为代表的社会秩序的冲突。一般来说，这个发展过程最终都是以欲望臣服于秩序作为结束，个体欲望被形式化和秩序化，意味着个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性主体，从此作为正常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期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时期，社会化的成功与否，一般即是人们判断一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准。

“社会化”一词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理解。从个体的角度说，它意味着“成长”，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意味着“教育”——个体成长的过程就是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因此起源于德国的成长发展小说有时候也被称为教育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可以算作成长教育小说的一种变体，之所以说它是变体，是因为它所设定的军校寄宿生活这个背景使得它描绘的成长发展过程与通常的成长教育小说中所描绘的不同。在典型的成长教育小说中，年轻的个体常常作为歌德笔下威廉·迈斯特意义上的“社会的学徒”出现，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学校，作为一个已经秩序化的成人世界，它教会主人公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置和解决个体欲望问题；而在《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中，主人公身处的军校环境本身却不提供这种处理个体欲望的范型，因为在这个有如修道院一般的环境中，欲望是被彻底驱逐的，年轻人对于欲望的困惑找不到已经成型的解决范式，只能或者独自苦苦探索，或者在同龄的其他未成年人中寻求方案。这决定了托乐思的“成长的烦恼”相比一般成长教育小说中所描绘的更加迷惘。但另一方面，由于形式化教育典范的缺失，少年个体在欲望问题上的独自探索因此也更加触及了秩序建设的隐秘核心——语言。

小说以托乐思在火车站送别前来探望他的父母这一情节开始。离别的伤感笼罩在托乐思的心头，但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似乎是因为父母的离去，似乎却又不仅仅如此，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它。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托乐思和他的同学白贝内拜访了城里的一位妓女波热娜。这些年轻寄宿生们不是第一次来访，他们时不时地会带上一些钱，到这位年长而粗俗的女人这里来换取一些“娱乐”。但是托乐思仍然沉默寡言，怏怏不乐。波热娜让他不断地想起自己的母亲，他觉得波热娜对白贝内母亲的谈论让他自己那高尚优雅的母亲也受到了玷污，尽管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让他把眼前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低贱女人和他那仿佛纤尘不染般的高贵母亲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联想挥之不去，他感觉自己对波热娜所怀有的饥渴和后者对他的冷嘲热讽，仿佛是他所做的一场“残酷的自我献祭”。

穿越了世俗气息浓厚的城区之后，托乐思和白贝内回到了位于城市另一端的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在这里他们得知，他们的同学巴喜尼被发现是一个小偷，他偷窃其他同学的钱，并且很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只是这次被赖亭抓住了把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赖亭、白贝内和托乐思这个三人小团伙利用这件事对巴喜尼私设公堂，对他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和虐待。这个折磨、虐待及其不断升级直至整个事件最终暴露的过程，是小说的情节主干，在这个过程中，托乐思的情欲、情感和思想都被卷入一个激荡的旋涡。巴喜尼事件的发生，让此前一直萦绕在托乐思心头的妓女波热娜变得无足轻重了，巴喜尼一下子成为托乐思全部关注的焦点。

本质上说，托乐思对巴喜尼的兴趣与他对波热娜的兴趣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让他窥见了秩序的某种漏洞。在波热娜身上，托乐思痛苦地发现，在教养、地位和社会阶层这些划分人群的标准掩盖之下，他那高贵优雅的母亲其实在暗中也是要行欲望之事的。如果说欲望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普遍之物，那么社会只是悄悄地容忍着它，一方面，每个良好市民都做出仿佛这种东西并不存在的样子，另一方面，妓女卑下的社会地位和低贱的道德形象，也代表了欲望的不洁和为人所不耻。只不过托乐思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这些，并不能清楚地说出它，波热娜在他身上引发的情欲真实而残酷地动摇和摧毁了他一直以来的世界图像，而建构一个新的世界图像所需的语言对他来说此时却仍然是缺失的。

巴喜尼在两个方面都与波热娜相似：第一，身材俊美容貌清秀的他能引发包括托乐思在内的年轻寄宿生们的情欲；第二，他的偷窃行为使他无情地被抛到通常的生活秩序之外，承受侮辱和虐待从此成为他的注定命运。与波热娜的情形一样，犯了偷窃之罪的巴喜尼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与他人平起平坐的资格，被关在社会的大门之外，而同样不能光明正大容身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欲望本身，则如影随形地立刻在这个被驱逐出秩序之外的对象身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赖亭和白贝内就借着惩罚偷窃行为的名义，将巴喜尼变成他们的权力欲望和性欲望的发泄对象。很大程度上，如某些分析者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可以被视为纳粹统治的某种微型预演——以秩序和道德之名所做的残酷而专制的权力和欲望实践。

托乐思对巴喜尼事件的兴趣主要就在于探究欲望与秩序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他参与这场事件的目的和形式都不同于他的两个同伴。由于掌握了巴喜尼偷窃的证据，赖亭、白贝内和托乐思这个三人小团伙瞬间成为一个对巴喜尼拥有绝对权力的团体，但是与赖亭和白贝内实施权力的方式不同，托乐思对巴喜尼提出的命令是：巴喜尼必须亲口讲述赖亭和白贝内对他所做的事情，而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自己找不到一种语言可以用来言说欲望以及欲望的实践，因此想借巴喜尼之口来窥探别人是怎样表述的。

但是巴喜尼的讲述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欲望本身是不在语言之中直接出现的，语言是秩序，欲望正是它要掩盖和遮蔽的东西。托乐思发现，对欲望的语言表述仿佛他在数学课上学到的“负数的平方根”这个概念，这种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却能在数学运算过程中完美地执行计算的功能。语言让世界平稳地运行，但前提是它用一个逻辑符号世界替代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必须遵循和臣服于现成语言的现成规则。学习和接受现成语言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赖亭和白贝内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现有的语言规则，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他们侃侃而谈，用在军事学校和书籍中学到的种种概念让自己的欲望通过社会认可的语言形式获得了实现，但对于托乐思来说，由于他发现语言秩序并不是对真实的反映，甚至最残酷最阴暗的事情也可以在光明正大的语言秩序之中被陈仓暗渡，所以他始终与秩序保持着某种心理距离。

在托乐思身上，已经显露出后来的“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的某些特点，他以消极的方式旁观式地参与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已经在语言的秩序化过程中变得空洞，变成没有真实个性的如出一辙的公式，并且这些公式的自行展开和推演有可能导致真实的灾难。托乐思的社会化并未真正完成，因为他不信任他能接触到的现成语言，和他的文学后继者乌尔里希以及他们的创造者穆齐尔一样，他在内心里其实只是社会的一个局外人。

尽管《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并非穆齐尔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但是年少时在军校度过的那几年寄宿生活给穆齐尔本人留下的却也绝非愉快的回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社会，个人主义的新兴追求和威权专制的制度传统之间的冲突在即将长大成人的年轻人身上格外激烈，而这一矛盾在军事寄宿学校这个环境中获得了尤其典型的表现。直到30年之后，已进入中年的穆齐尔还对自己的这段寄宿生活耿耿于怀，认为它根本性地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不过，在德语寄宿小说的传统之中并不缺乏描写美好青春生活的作品，就其本身而言，寄宿学校虽不一定是宁静单纯的世外桃源，也不必然是充满残酷的人间炼狱，它只是青年人步入社会的一个前站，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大的社会环境有怎样的格局，寄宿生的微型小社会就有怎样的格局，因为共用的语言将两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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