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战争文学”中的“个人”

2013-02-19 08:43 来源：网络作者：李浩浏览：62323074次

内容提要：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一个人的战争——“战争文学”中的“个人”

提示：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哲学、社会学、统计学所要考察的是一个整体——人类整体或者某社会群体的共性问题的话，那文学，则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存在的追问和考量。它聚集起光，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追逐着他的行动和思考，进而让我们从个体行为中审视在我们身上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当年，庞大的苏联在入侵捷克的时候，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记下的是事件、抵抗和死亡，而在作家米兰·昆德拉那里，记下的却是苏联入侵后对狗的屠杀，以及某个醉酒的苏联战士到美国大使馆的偷梨行动。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完全可能忽略掉这些细节，事实上也确实忽略掉了；但作家却让这些细节有血肉地显现了出来，进而凸显出属于社会学和历史的“意义”。对狗的屠杀，指向凶残、权力和有意的恐惧；它用一种强势的消灭来恐吓被占领的捷克，同时也尽显权力的粗暴和荒诞。当然，即使没有这些被阐释的所谓意义，这个细节依然是有意味的，有鲜活感的。文学，要抓住的更应当是这些被忽略却又具备着丰富内涵的个体细节，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作家，“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

我先找出一个“个人”，奥斯卡——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人物，一个具有唱碎玻璃的超能、并在3岁之后控制自己不再长大的德国男孩。二战、纳粹的兴衰、德国对波兰和法国的占领、最终的战败，在君特·格拉斯的笔下似乎是一场冷酷的闹剧，奥斯卡被历史裹挟着参加到闹剧中，以一个矮子的畸态介入了历史。在“演讲台”一节，敲击着铁皮鼓的奥斯卡干扰了纳粹党人的演讲，他让自己的鼓加入到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鼓手们的音乐中，那种愉快的舞步曲传递到台下的群众中，“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使严肃、煽动变成了欢乐的、闹剧的舞台。这种个人的“不严肃”是奥斯卡的一种态度和本能，也是文学的一种态度和本能。在这里，纳粹本以为的“庄重、正确”因为欢乐音乐的加入变得失控，那种强大的控制感也得到了消解。让我醉心的还有由一群畸人组成的“贝布拉前线剧团”来到诺曼底慰问的情境，矮个子奥斯卡当然也在其中。它发生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剧团团员们和德国守军之间有一大段非常有趣的对话。它不是用惯常的小说方式写成的，而是用近乎歌剧的方式来写成的。那一章节，被称为“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海尔佐格中尉带领奥斯卡他们参观军队建筑的地堡，他说：“正是这个使我们有事可干。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建造地堡。我们自己相互间处在射程之内。我们不得不炸掉一些地堡，给新的水泥腾出地方来。”这时，贝布拉用手敲敲水泥，他前线剧团的团员也跟着敲敲水泥，“中尉先生相信水泥吗？” 海尔佐格的回答是，“相信也许不是合适的字眼，我们在这儿差不多什么都不相信了。”——限于时间，我只得停止我的引用，尽管之后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同样的丰富和美妙。水泥是什么？相信是什么？而贝布拉剧团团员们的跟随又意味了什么？如果君特·格拉斯不写到这一情节，我们的世界史、社会学、经济学是不会如此考察那些“个人”的，诺曼底登陆作为事件成为永恒，但在此事件的前夜，德国军人们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是无从得知的，对于这些在“神秘，野蛮，无聊”掩映下的可能发生，当然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将它忽略，但文学不，文学从不。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个人，奥托·迪特里希·林德。他是一名德军军官，出现在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中。在故事的开始，他就作为战俘，以“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即将被枪决。《德意志安魂曲》所追踪的是他临终前的回忆和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在追忆中，我们发现，出生于马林贝格的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有着对音乐和玄学的爱好，之后，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和施本格勒又进入到他的生活。他自认，“虽然我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有着对生活和生命的爱，甚至小有平庸。然而，就是这个缺少暴力天赋的人，最终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奥托·迪特里希·林德说，“我并不喜欢这一职务；但是我恪尽厥责，从不懈怠。”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在日常中应当算是一种美德，然而，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尽责就是对他的指控中所说的，“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接下来，他举例了他对一个名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残杀，这位副主任如此辩解：“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恻隐之心。他在我的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在我看来他的辩解并非仅仅的强词夺理和狡辩，而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正因为这些禁不起细细追问的理由，使一个或一些平常、平庸的人会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地完成他们平庸的恶。他们有过挣扎，有过对自己行为的质问，但随波逐流和自我麻木最终会使他们成为恶的帮凶和实施者。这类人，是我们的大众，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在日本侵华、苏联占领捷克乃至英美对德轰炸、美军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时候，都有这种“恪尽职守”的平庸的恶的显现。博尔赫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这个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这篇小说前面有个题记，博尔赫斯说它出自《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然而《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中的原文是：“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博尔赫斯部分地篡改了这句话，他的篡改包含着深意。“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信赖，在这里成为了杀“我”的武器，可是，“我”还依然坚持着这种信赖。

缺少怀疑精神会让人执著于信，很有可能陷入到盲目的、平庸的恶中；我想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战争，像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像德国对波兰、法国直到对苏联领土的占领，权力者都会拿出一些很堂皇的理由，它们同样显得义正词严、真理在握。这种“假定正义”很容易经权力者的大肆宣传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会容纳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其中。由此，我们再考量另一个个人，在大江健三郞新近完成的小说《水死》中，他提出了对“两种时代精神”的反思，通过个人，叩问着“昭和时代”在集体的、统一化的“时代精神”中日本人的问题，打量着民众的角色扮演。我们还可以考量另一个个人，他的名字叫“帅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帅克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好兵，他从不怀疑，对各种宣传、上司的命令简直是言听计从，然而正是帅克这种充满幽默和荒诞感的行为使得利益集团的“假定正义”尽显其本质。接下来，我们再打量一个处在战争中的个人，巴别尔将他叫做“我”，小说的名字叫做《我的第一只鹅》。“我”是一名书生，彼得堡法学副博士，在战场上被分配和一群哥萨克骑兵在一起，然而在这里“我”是被欺侮和拒绝的。为了融入成为自己人，“我”不得不故作无情和粗暴地对待房东老太太，同时残杀了她仅剩的一只鹅。“我”以粗野、凶蛮的方式得到了骑兵们的认可，可是心也由此在滴血。我们还看到那个个人，他在战争中遭遇到第二十二条军规，他被绑架在战争的机器上无法挣脱；我们还看到那个个人，他是一名列兵，名叫留季柯夫，刚进入战场不久、不停拉着肚子的他被派去炸毁德国人的炮，这个对战争并无多少了解的新兵当然迎来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