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勇：托尔斯泰的火车站

 

曹元勇：托尔斯泰的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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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我准备乘车前往彼得堡。进入车站大楼后，我很快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到的彼得堡火车站就是这里。先是在候车大厅，然后是在光线迷蒙的月台上，我一边漫步，一边试图从陌生而神秘的空气中嗅到安娜·卡列尼娜和伏伦斯基曾经呼吸过的气息，试图从月台和月台下面的铁路上的某个陈旧的缝隙里感受到他们在此相遇时的踪迹。然而，不仅季节与这对情侣相遇时的季节对不上号，就是时代也已经远不是小说所描写的19世纪70年代。车站大厅里散发着浓烈的汗味，月台上吹拂着9月舒适的暖风，丝毫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初到莫斯科时那种寒冷的雾气，也没有安娜离开莫斯科时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风雪。但是，尽管岁月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这座现实中的火车站可能经历过多次修建，小说中写的决定安娜·卡列尼娜命运的那条铁路线，肯定没有改变；她初到莫斯科时呼吸寒冷空气、与伏伦斯基发生那冥冥中决定他们后来命运的互相一瞥的地方，也肯定就是这里。

当晚十点多钟，开往彼得堡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我躺在硬卧车厢的铺位上，听着车轮有节奏的连绵向前的哐当声，心里禁不住依然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安娜·卡列尼娜与车站、火车、铁路密不可分的故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安娜的真正显身是乘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火车，安娜与冥冥中的冤家伏伦斯基初次相遇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现在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小说里是彼得堡火车站（沙俄时代的名称）。很快，心潮澎湃的思绪把我带到小说中描写安娜在莫斯科与伏伦斯基相遇后、乘火车返回彼得堡的那个部分，那个预示着安娜必将陷入后来把她连生命都焚毁了的爱情的部分。当时，安娜已经在莫斯科场面宏大的舞会上点燃了伏伦斯基的激情，伴着窗外面呼啸的大风雪，她在昏暗的车厢里一边读一本英国小说，一边反复重温在莫斯科的经历。想到那场舞会，想到伏伦斯基的身影和面孔，她情绪越来越有点神经质，精神恍惚，甚至感到某种恐惧。小说里写道：“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痉挛，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一阵，她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自己却不仅不觉得可怕，而且觉得很有趣。随后，在中途一个车站，她冒着暴风雪到站台上呼吸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一路上攫住她的心魂的那种躁动；这时，她又遇到了特意追随而来的伏伦斯基，又看到或自以为看到了伏伦斯基脸上和眼里那种让她怦然心动的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在呼呼啸叫的风雪中，伏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表白了对她的控制不住的爱慕，说出了她内心渴望、理智上又害怕的话语。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也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开始了。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路程约七个半小时。一路上，我辗转反侧，时而回想从小说里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爱情，时而思索列夫·托尔斯泰登峰造极的小说艺术，和他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思想家所做的苦苦探求。的确，在世界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中，托尔斯泰已经被公认为无法逾越的文学巨匠和文化高峰。他的思考和感受，被认为是代表着19世纪世界的良心；在某种意义上，他在今天依然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如果要列举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托尔斯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对比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他说：“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几年做的统计，托尔斯泰的小说是除了《圣经》之外，最受读者欢迎的世界经典名著。要是向文学爱好者做一个“你心目中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问卷调查，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会把《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列入。即便你尚未阅读过这些作品，你也一定耳闻过它们如雷贯耳的名声，或是从影视作品中看过安娜的爱情故事、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忏悔；因为只要谈到世界文学，你根本没法越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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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曾经把《战争与和平》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最受世界读者和专业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数《安娜·卡列尼娜》。这倒不是因为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满足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好奇心理；而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叙事上所达到的雍容大度、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刻画安娜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时所达到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真实高度，以及在展示列文作为作家本人的影子进行精神探索时所传达的剔除虚伪的复杂深度。

有很多作家曾经津津乐道地谈论过《安娜·卡列尼娜》的叙事结构。比如米兰·昆德拉，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出场和最后卧轨自尽两个部分的细节呼应处理，曾使昆德拉多次作为个案加以探讨。安娜初到莫斯科时，一个看路工被火车轧死了。当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让她感到绝望，最后精神恍惚地来到火车站时，她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准备去找伏伦斯基；但是在站台上，当火车驶来时，她一瞬间又突然想起跟伏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时那个被轧死的人，并且一下子得到启示，做出了决定命运的抉择。昆德拉认为，安娜因为那一瞬间的偶然联想而选择自杀，其中的原因完全超出了理性可把握的因果关系，但正是通过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轨迹和叙述结构上的圆形呼应，托尔斯泰让我们看到了安娜从灵魂深处走向毁灭的过程。

这部小说的整体架构之经典、完美，在世界文学中也属一流。小说虽然是沿着看似关联不够紧密的两条线索——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一条线，列文和吉娣一条线——展开叙述的，但两条线索犹如一幢宏伟建筑的双翼，圆拱结合处被砌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整体建筑显得辉煌而又自然。这部小说最初出版后，有人根据小说中两个重要角色——安娜和列文从头至尾仅仅见过一次面，对小说的这一叙述结构是否合理曾经提出质疑。托尔斯泰本人则反驳说：“……我对我书中的结构极为得意——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这一方面，我下的功夫最多。结构的联系不是建立在情节上，也不在人物的相互关系（结识）上，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

实际上，这部小说的结构处理也不完全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只是依照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不依照人物关系。从外部关系去分析，这部探讨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家庭婚姻问题的小说，其叙述架构乃是从由于发生婚外情而家里搞得一片混乱的奥勃朗斯基家入手的，并由奥勃朗斯基的家事一面引出小说的一条主线：列文和吉娣的故事，因为吉娣是奥勃朗斯基的小姨子；一面又引出另一条主线：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的故事，因为安娜是奥勃朗斯基的妹妹。可以说，奥勃朗斯基的家事就像一条通向带有宽大庭院的主建筑的甬道；沿着这条甬道，越往里走，小说中的一个个主要人物——列文、吉娣、伏伦斯基、安娜、卡列宁等——就像舞台上一盏盏色彩各异的聚光灯，依次打开，彼此辉映，并逐步照亮一个个由人物关系构成的各式各样的明室或暗室、游廊或阁楼。在小说中，平庸的奥勃朗斯基不过是一盏比较昏暗的纸灯笼，他一方面有点玩世不恭，追求享乐，一方面又精于世故，在感性生活中如鱼得水；但他的行动起到了穿针引线般的作用，把小说中的两条主线松紧适度地衔合在了一起。

从内部关系分析，让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安娜、列文等人物面对社会环境、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等问题时，各自不同却又互为对照的思想、态度和人生抉择。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但他们又与各自周围的那些人显得那么不同——两个人都是穷究生活的真谛、努力寻找人生意义的热情的探索者：安娜是通过让被压抑的青春激情自由飞扬的方式，列文是通过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的方式。

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时，中国作家格非说得非常到位：“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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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是令人惊叹和感动的，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位文学巨人在钻探人的灵魂、揭示人性的奥秘、呈现人物的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功力。准确地讲，他在小说中所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的人物心理活动，让人感到比现实生活还要逼真。令人感佩，甚至五体投地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对人物栩栩如生的心理世界的逼真刻画是贯穿始终，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的。

譬如，在小说第一部写到的那场舞会上，吉娣原本心情激动地等着风流倜傥的伏伦斯基请她跳玛祖卡舞，甚至拒绝了几个约舞的男人，后来伏伦斯基竟然邀请安娜跳了玛祖卡，她彻底陷入了绝望；整个过程中，吉娣作为一个入世颇浅、不乏虚荣的贵族小姐的心理变化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又譬如，安娜离开莫斯科时，在火车上的兴奋恍惚心理，在站台上再次与伏伦斯基相遇后的复杂心理波动，也都被刻画得深入细致到了内心世界的每一个细胞和神经。特别是当安娜与丈夫卡列宁决裂，跟伏伦斯基在意大利游览了一段时间后，爱情成了她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作为一个女性，她现在唯一需要抓住的、唯一能够让她寄托生命意义的就是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她的情感越来越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狂热，她所追求的让生命活力自由燃烧的爱情之火，逐渐难以控制地发展成为一种让伏伦斯基难以承受、让她自己感到失去回应的毁灭之火。托尔斯泰对这一心理演变过程的展现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绝对是爱情心理学可以不断加以剖析研究的生动案例。当然，谈到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人们经常提及的经典段落是安娜卧轨自杀前，当她乘坐马车前往下城火车站途中彷徨于绝望和希望之间产生的一系列胡思乱想，以及她卧轨时的全部心理和身体反应。这些段落虽然被无数的专业人士反复提及和探讨，但每次阅读，其艺术魅力却丝毫未曾消减。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托尔斯泰之前的欧洲文学中并不缺乏成功的心理描写；特别是在俄国文学作品中，心理描写始终是一大特色，托尔斯泰之前的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俄国作家也有不少作品中存在着细致的心理刻画。但是正如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的大翻译家草婴所说：“他们的心理描写往往只是静止的，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是绵绵不断，写出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特定时刻心理活动的全过程。这好像一集电影，出现的画面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一幅幅连绵不断的，使人在观赏时觉得更加生动逼真，扣人心弦。”换言之，托尔斯泰从来不会对人物的心理作孤立静止的抽象描写。而且，与后来很多现代派作家的心理描写也不同，托尔斯泰不是为了描写心理而写心理，也不是一味任由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心理——肆意奔流，甚至泛滥无据；他的心理描写，总是结合着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人物所处的特定情境、依据他对人性奥秘的深入洞察而进行的。

高尔基曾经盛赞托尔斯泰创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和生动，说自己简直想用手指去“触碰”他们。我想，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之所以令人难忘，与其高度真实而具体的心理刻画艺术是分不开的。翻开《安娜·卡列尼娜》，这种准确、真实、有力的，令人由衷感佩的描写俯拾即是，而且描写的细微与控制均达到了恰到好处的境界。比如安娜在奥比拉洛夫卡火车站卧轨自杀的那一刻，特别是火车撞到安娜身上的那一刹那，托尔斯泰所用笔墨非常节制，却胜似万言地把安娜的动作、意识、感觉、本能和灵魂的火花全部刻画了出来：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投身河里游泳的感觉攫住了她，她画了十字。这种画十字的习惯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周围笼罩着的一片黑暗突然打破了，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又呈现在她面前，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第二节车厢滚近拢来的车轮。就在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从她背上轧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无力挣扎。一个矮小的乡下人嘴里嘟囔着什么，在铁路上干活。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与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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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不愿克制和压抑自己身上过剩的青春激情，对自由生命和感性生活充满渴望，把与伏伦斯基的爱情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和生命价值的唯一依托。爱情作为一种情感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投入和专注；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在给出的同时，演变成为一种占有式的、对回应的索取；对于那种发生婚外情的情侣来说，尤其如此。在小说中，安娜和伏伦斯基摆脱彼得堡周围环境的困扰、出国旅行后，享受过一段爱情的自由；但是，安娜对爱情回应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苛刻，以至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恋以不可逆转的情势演化成了不顾死活的狂热和偏执，最后只能以死来结束一切。

与安娜的悲剧人生形成对照的则是列文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和面对疑惑时的选择。列文这个来自俄罗斯乡村的贵族地主，虽然不像安娜那样长期生活在彼得堡或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圈，但与周围的人们相比同样属于异类。他和安娜都属于精力旺盛、敏感奔放、富有魅力的人物，都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抑和自身内在的不安、期待、怀疑与探求。只是，他不像安娜那样把生命价值的支撑点寄寓在对情感的追求和释放，而是转向理性的克制，转向对哲学和宗教的思考。与吉娣结婚后，列文一方面感到幸福，一方面又感到“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但在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不是像安娜那样选择自杀，而是“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并且努力寻求一种建立在行善基础上的生活道路。在小说里，托尔斯泰给列文安排了比较广阔的生活环境，让他既与各式各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交往，也与下层朴实的农民交往。当他精神上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就一方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生活，试图在民众共同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思索宗教信仰的问题。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列文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统统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是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托尔斯泰也一样曾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

1 为什么要生？

2 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

3 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

4 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

5 我该怎样生活？

6 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列文经常思考自己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别人告诉他“活着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他就会思考：“为了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面对死亡，他发现：“在人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于是，“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致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堪称是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座宏伟的中转站。在筑造了这座大型车站之后，他的精神困惑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回答那六个“不明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之后三十年生活的意义和任务。据说，在他的写字桌上一度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之外，竟别无他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为了从内心的虚无主义手中“挽救”自己，为无意义的生存找到一种有价值的意义。如同小说中的列文，托尔斯泰最终走向了“福音书”；他感到必须按其本义来诠释“福音书”，向所有人传播这个依据“福音书”的基督教。于是，原来属于个人的忧虑不安的问题：“我为什么生活，我该怎么生活”，在他那里逐渐变成了向全人类提出的一项要求：“你们该这样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也是处处致力于使自己的私人生活符合他的理论：为了不杀害动物，他放弃了钟爱的狩猎活动，拒绝食用一切肉类食物，因为肉类食物的前提是虐杀生物；他把他写作的稿费收入汇给他的家属或捐作慈善用途；他亲手给自己钉鞋底，穿粗糙的农夫大褂，在田野里劳动。尤其是，他甚至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这一切在他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如《忏悔录》《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们时代的奴隶制》《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家子弟向我们，还是我们向农家子弟》《伊凡·伊利奇的死》《复活》《谢尔基神父》《我们心中的天国》，等等。

然而，托尔斯泰的最终结果却完全没有小说中的列文那么幸运。列文为生命、信仰等问题苦闷的时候，还有一个尊重——尽管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妻子，吉娣；而且，他最后在对他人、对生命的关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但是托尔斯泰的周围却没有人相信他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存在于他自己的信念和他对周围的反感之间的强烈对比，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在1910年一个暗沉沉的秋夜，八十二岁高龄的他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不久即病倒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的小火车站，并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与病魔争斗了七天后，辞别世人。

托尔斯泰的这种辞世方式，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赴死的经过。19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铁路和火车站，不仅与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结下生死攸关的联系，而且与他本人的最后结局也神秘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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