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金时代”的为人为文

    “巴金的晚年时期，是他最忧郁、痛苦的阶段。这与公众对他的印象恰恰相反，巴金内心的孤独，一直伴随他离世。”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这样解读作家巴金的晚年生活。日前在一场为巴金《再思录》再版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周立民与作家冯骥才共同追忆起这位文学巨匠。巴金老人一生都在强调自己的“普通”。他曾在《随想录》中写道：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但如今，人们却仍旧在追随着他的思想。“当下文坛，缺少巴金这样的文学脊梁。”冯骥才如是说。

　　是的，当下文坛（恐怕不只是文坛）最缺的就是巴金这样的人，因为包括许多文人在内的人都很缺少巴金那样乐于助人和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比如，在巴金故居整理文献档案时，周立民发现了不少青年作家的文稿，而这些文稿几乎每页都有被巴金改过的痕迹。而且，不只是巴金，冰心、沈从文、曹禺等那一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现在还有这样热心提携文学后人的作家吗？更别说像沈从文那样当掉自己的棉袍替卞之琳出诗集的事了。

　　“讲真话”是巴金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巴金的《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围绕着“讲真话”。为什么“讲真话”成了精神财富？因为当今社会恐怕最缺乏的就是“讲真话”了。试看当下，文学创作中反映现实矛盾和生活的题材越来越少，即使是以批评为天职的文艺批评，也越来越缺少批评……“讲真话”的人虽然越来越少，但弥足珍贵，我们应大力倡导“讲真话”，并疏通“讲真话”的环境。

　　巴金走了，现在是“后巴金时代”。在“后巴金时代”，也须像巴金一样为人为文——无论是为人为文都要“讲真话”。在做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求领导干部或作家像沈从文那样当掉自己的棉袍替卞之琳出诗集那样做事，但不能昧着良心做事讲话。特别要强调的是为文必须“讲真话”。“讲真话”除了强调尊重客观事实外，更应该强调的是尊重“听话人”。“讲真话”也是讲话人的自尊自重。希望“讲真话”能成为“后巴金时代”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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