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与时代比肩的大作力作的问世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热切而焦急地呼唤着大师力作的出现，都在殚精竭虑地为发现大师而推出各种举措。比如，举办各种类型的大师班，成立大师工作室，不遗余力不惜重金组织国内外优秀艺术家打造文艺作品，狂热地争抢人才，各种扶持、重奖人才和作品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收效甚微。庞大的物力人力投入并没有得到我们预期中的一批大师产生和佳作力作叠出的热情回报。于是，一个巨大的困惑，像梦魇一样久久地萦绕、盘旋在各级文化主管领导和辛勤劳作的艺术家的心头：伟大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与之比肩匹配的伟大的史诗性作品？久而久之，这个念头甚至成了压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焦虑和心理情结。

　　确实，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它以空前的广度改变着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13亿中国人的命运。30余年来近3亿贫困人口脱贫，13亿人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在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的同时，它又以空前的深度，深入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世界的角角落落，改变着我们的精神、情感、思想和价值体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财富积累巨大，社会内容及其丰富复杂。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大陆急速推进，数以亿万计背负青天面对黄土的农民背乡离井来到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未来。同时，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错综激荡。当代中国，以30余年的时间，经历了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乃至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变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发展奇观和伟业。当代中国在30年的历史瞬间，展现了独有的极具丰富性生动性的历史表情。而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疾风暴雨的洗礼中，奉献着，创造着，牺牲着，体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生命力量。可以说，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悲欣交集、起伏跌宕、充满着戏剧性的传奇。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我接触的许多国外同行，不少人羡慕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一是中国有文联作协，国有机构的举国体制，用国家的力量把作家艺术家养起来，保证了作家艺术家基本衣食无忧、安心创作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有着如此丰富的生活素材，可以提供艺术家自由驰骋的空间。相反，欧美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一个生活相对富裕安逸的中产阶层，进入了一个波平如镜、波澜不惊的以中产为主的社会阶段，缺少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生活内容和尖锐错综的矛盾冲突。对于以人的精神世界、情感变化、命运起落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家而言，处在这样一个变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代，是很幸运的。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

　　但是，一个需要大作的时代，不一定是产生大作的时代。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历史上另一个伟大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曾经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可见需要文化巨人和产生文化巨人，并不是一回事。可能不等于必然。诚然，马克思讲过，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但是他同时指出，艺术与时代发展，艺术与经济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一种不对称、不平衡的关系。古希腊城邦林立，攻战不休，但是就在爱琴海边，诞生了代表人类童年美感的古希腊雕塑。如今我们还能感受到，米洛的维纳斯，通体上下散发出来的高贵的静穆的气息，她已经成为人类艺术不可企及的范本。同样，诸子百家所处的春秋战国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征战动荡的年代。但就是那个年代，不仅出现了一显一隐，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甚至影响着现代人类生活，成为中国文化重要软实力的儒道学说，产生了诸子百家、群星灿烂的文化景象。而且，今天我们所引用的大量的成语、寓言、典故都来自那个不朽的时代。众所周知，我国魏晋时代，是一个时间短暂、朝纲不正、政治黑暗的朝代。但就是那个时代，被鲁迅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其中既有曹操诗文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也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淡泊飘逸。同时，魏晋玄学更是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艺术和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实力，和生产力的水平，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也不是直线的进化论关系，甚至科技手段传播方式的进步，除了能适当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段扩大受众面外，并不等于文艺作品的艺术含量的提高。正确认识时代和艺术的这种复杂关系，有助于克服弥漫于各级领导心头的一心要人为打造大作力作的文化焦虑症。

　　其实在1949年后的文艺创作中，也不能说没有产生过带有史诗气度和史诗体量，一度被认为就是史诗式大作的作品。比如，写城市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写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的《创业史》，写明末清初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这些都是当时作家深入生活深入时代耗费心血看起来非常大气的作品，而且也留下了一些鲜活的人物和场景。但时过境迁，这些类史诗、亚史诗式的作品，经不起时间严酷的推敲检验。它们太贴近那个时代具体的政治政策，轰动一时却行之不远，并没有成为真正传世的经典，却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太多的遗憾和教训。真正反映时代的精品力作并不是当时人册封出来的，它有待于大浪淘沙，历史超越时间的严酷检验。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个有完整文论著作留下来，并且首创影响中国文艺批评“滋味说”的大评论家。他的《诗品》却把同时代的曹操、陶渊明放在了二三流诗人之列。时至今日，当时他列为上品的诗人，大都灰飞烟灭，而曹操、陶渊明却成了文学史上的千古风流人物。而莎士比亚在当时只是一个流落英伦江湖的戏子，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只是在小圈子里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用大量的时间去考证他们的身世甚至相貌。总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代并未被认定是那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而是经过漫长时间的流传，才最终确立了他们经典的不朽地位。同样，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产生的时代，有许多声名远在其上的作品，但最后却是《梁祝》的旋律超越了它诞生的时代，而且，传播到了国外。这些史实同时表明，也许代表了我们时代的精品力作已经产生，只是还没有被我们意识到而已。因为我们缺乏审视作品是否具有大作力作品格和经典价值所必需的超越功利关系的审美距离。

　　伟大作品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艰难的精神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结合，内因和外因交融，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互动的结果。恩格斯认定，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表现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表现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他们绝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不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不是二三流的人物。相反，是被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感染了的人。他列举了画家达·芬奇、丢勒，政治家马基亚维利，诗人路德等。现在外因，我们的时代已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创作源泉。于是诞生大作就转化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恩格斯所说的文化巨人。他有气度，有关注世界拥抱世界的博大胸襟，有深度穿透时代生活的深刻的思想能力，有雨果、托尔斯泰和一切伟大作家艺术家那样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有创造具有不可模仿性艺术形式的伟大艺术表达能力。一个时代可以有很多艺术家，但符合这些要求的艺术巨人，总是凤毛鳞角的，很少，很少。坦率地说，这些年难出力作大作，有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的问题，也有作家艺术家自身人格想象力创造力受社会诱惑较快萎缩的问题。我们自身价值观念紊乱，缺少看取世界的基本定力。我们文艺作品中的时代英雄大都是发家致富充满欲望的人物，很少有内心纯净在帮助服务他人过程中，感受到生命价值和人生乐趣的典型。现在，在弥漫全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潮冲击下，愿意扎根生活艰苦思考的作家越来越少，愿意忍受寂寞耐得清贫笔耕不辍的作家越来越少。在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对真善美存在的基本信仰和信念。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今天怎么做艺术家文化人？如果我们的人格得不到有力的提升，我们的灵魂的不到一定的净化，要出文化巨人、要出大作力作，休想！

　　二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艺术家，他还必须找到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相吻合能把握的题材和他内心世界相一致的题材，能够激动燃烧他的题材。这个题材对他来说几乎是惟一的就适合他去表现去创作。好题材和艺术家个性不契合那也不行。

　　三是，作家艺术家有其创作的高低起落的生命周期。一生中会有创作才华横溢激情奔涌的时期，也会有才情枯竭情绪沮丧的时期。而一个合适的题材必须在作家艺术家创作才华最旺盛的时期和作者不期而遇。

　　最后，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它千百度，找到或者创造一种能够最具独特美感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样式来承载这个题材。坦率地说，因为是外因和内因、必然性和偶然性极为难得的相遇的结晶，而其中内因和偶然性所占的比重似乎更大一些。因此，真正具有经典品格的大作力作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大时代和大作品的关系上，我们当前必须走出几个误区。

　　一是，政府努力作为就一定有大作品。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一相情愿心急火燎地组织精兵强将，指定创作题材甚至亲自操刀，直接强行推动大作力作的生产。但是，大作力作不是在塑料大棚里可以催生出来的无机蔬菜。政府能做的主要是营造有利于想象力创造力自由驰骋的宽松的创作环境，就是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追求艺术的极致。就是不要去过多的设置创作禁区，对创作指手画脚。不能千篇一律用公式化概念化对待艺术作品。文艺创作是人类在精神上最敏感的那部分人从事的复杂的创造性精神生产。灿烂的艺术之树既不能生长在过于松散的沙土上，也不会生长在板结的粘土上。艺术之树需要大小颗粒自由组合的团粒结构的土壤。当前各级文化领导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精品焦虑症、大作力作焦虑症和大师焦虑症等各种文化焦虑症。政府要克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甚至饮鸩止渴的各种做法。既要有进取心，更要有平常心。

　　恕我直言，当前全国各地盲目地不择手段动用一切行政资源争抢大牌文艺人才的做法，除了表现出文化上的焦虑症外，对文艺创作的繁荣本身没有丝毫的实质性作用。与其如此把房子待遇投到几个业已成名的大艺术家身上，倒不如从临渊羡鱼转向退而结网。用这些钱去培养更多年轻的文艺人才，去改善艺术家创作生态，提高他们的基本收入水平。过多地期待和呼吁大作力作，固然表达了我们重视文化的美好愿望，但在客观上陡增了我们的文化焦虑。

　　二是，有钱就有大作品。现在碰到不少文化领导都表示：我们不缺钱，只要有好作品，砸多少钱都可以。这种看法从根本上扭曲了艺术创作规律。有钱对艺术发展可能是件好事，而且从总体上看，文艺创作投入相对还偏低，还有待于增量的提高。但不恰当地夸大金钱的作用则完全是件坏事。金钱和市场可以帮助成就一个艺术家，但也完全可以毁灭一个艺术天才。文章憎命达，这样的反面例子不仅屡见于人类的艺术史，也在近二三十年当代中国的文艺发展中屡屡出现。我们不幸地看到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在金钱、市场的巨大诱惑面前迷失了方向，彻底葬送了自己的艺术才华。试问曹雪芹写红楼梦有过高额的稿酬吗？李白杜甫拿到过丰厚的奖金吗？当年献身两弹一星的功臣们想到过报酬吗？他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西南联大当时的条件无比艰苦，但出了多少人文大师和科学大家。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

　　真正的大作力作只能在那些坚守艺术人文立场，面对各种现实诱惑，尤其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拜金主义狂潮，不为所动，青灯黄卷，呕心沥血，潜心创作的作家艺术家中才能产生。正如一出戏中唱的那样：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我们实在是应该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默默无闻的作家艺术家。艺术不是赶集，热闹和巨资不是创作大作力作的主要条件，也不是大作力作的品格。

　　三是，靠评奖和评奖标准推动，评出精品力作。在我看来评奖及其标准是需要的，它可以推动艺术生产数量的繁荣推动创作积极性的高涨。但它无助于艺术质量真正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奥斯卡这些年来就没有评出什么令人心服口服的堪称伟大的电影作品来。更何况我们的评奖标准总的还在摸索之中，主要还是以当下的政策导向为主，总体上还显得有些偏窄。我们可以试想《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一个是公子哥儿贾宝玉和大观园一群女孩厮混，而且还没有彻底完稿，一个是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和贵族少妇安娜的婚外恋，在今天的评奖中将会遇到怎样的尴尬。所以真正的好作品不是评出来的。上面的两部作品就没得过什么文学奖，但丝毫不影响它们的伟大。获奖，充其量也只是对好作品的事后加冕。

　　大作力作看起来是有艺术规律可循的，我们可以为此列举出许多艺术规律。但真正的大作力作却不是按规律就能创作打造出来的。所以西方美学把艺术称之为“无规律的合规律”，中国古典美学就一直认为艺术创作“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在文艺创作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经常的事情，也算是一种规律吧。总之，我们可以热切地期待耐心地等待大时代的大作力作面世。但是我们无法用激素和任何急功近利的心态、办法，限时限刻地打造出我们想象中的大时代的大作力作。(毛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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