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老师陈寅恪

 

太老师陈寅恪

文\史飞翔

 

陈寅恪先生博览群书，被誉为“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素有“活字典”、“活辞书”之誉。早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陈寅恪就被人们称为是“读书的种子”。他一生苦读、巧读、用心读，积累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

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此外，他还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记》中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汇等，都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对陈讲：“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无书可读”，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对此，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 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梁慧皎的《高僧传》（初集）是陈寅恪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在《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中说：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中国文化》1990年春季号）蒋天枢也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91页）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10岁时，在南昌曾听祖父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非真人参，乃荠尼也。盖荠尼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 陈寅恪侍侧听罢，对《本草》一书和这段故事暗记在心。后来陈寅恪找到《本草》翻阅，“即检荠尼一药，果于先祖之言符。”——“果于……言符”，充分表现了陈寅恪的求真与求知。正是不惟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从12岁起，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让人深思的是，他虽然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陈寅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一代学界泰斗，却没有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特立独行之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读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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