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伟：雪漠小说中的“花儿”

 

雪漠小说中的“花儿”

刘敬伟（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  讲师）

 

摘要：在“大漠三部曲”中，雪漠大量运用西北民歌“花儿”，将其融合于人物情感与日常生活的常态中，更为饱满和形象地描摹了人物内心世界，建构了形形色色的情感世界。而西北民歌“花儿”与文学的联姻也因此丰富了文本创作样式，获得了生命维度和精神深度的升华与超越。

 “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经过作家雪漠精心的艺术构思和创作改动，于2013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结集出版。作者以现实主义之笔深情摹写了西部农民的日常生活百态，关照他们的精神世界，真实呈现了西部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1］（P14）的人生历程。在创作中，为更好展现西部乡土儿女深邃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情感历程，雪漠植根于西部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挖掘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将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民歌“花儿”巧妙地融入小说叙事中，与人物情感发展交相辉映，构筑了奇特饱满的人物情感世界。“花儿”富含地方意蕴和情感精华，为作品叙事的生成注入生机与活力，丰富了文本的表述功能，凸显出传统民歌文化与现代小说艺术相得益彰的文学境界。

花儿别名“少年”，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是西部省区各族群众内在淳朴真挚情感的外在表达。雪漠深谙“花儿”的情感艺术精髓，在作品中他恰如其分地将“花儿”与人物的情感历程紧密结合，大胆奔放而又情意绵绵，“从对身体外表由衷的赞美到心灵深处的大胆撞击，似乎无视道德律令而直抵生命本能和潜意识领域，虽不文质彬彬却也乐而不淫，越轨的大胆与冲击禁忌的痛快，体现出民间对于生命意识和情爱的另一种诠释，这正是传统文学文本所缺乏的”［2］（P37）。在雪漠富有文化意蕴的笔触中，在青年男女灵官与莹儿的爱情中，“花儿”的融入，莹儿内心对“花儿”的痴迷，月儿对“花儿”的认知发展以及兰兰对“花儿”的回望，这都让民歌“花儿”成为小说叙事中的文化亮点，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文本要素。“花儿”的多重运用既让人感受到西北传统文化的人文性和艺术性又铺展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情感画卷，展示了独特的西部风情，淋漓尽致地装饰了多姿多彩的情感世界。

一、“花儿”与莹儿、灵官的生死恋曲

雪漠深入人物内心情感的谷底，生动描绘了特殊境遇下青年男女的爱恋过程。作为“花儿仙子”的莹儿因为换亲嫁给了灵官的哥哥憨头，莹儿美丽善良，丈夫憨厚朴实，但是丈夫医治无效的性无能让莹儿饱受情感和内心的煎熬。而高中毕业的小叔子灵官逐渐成为莹儿的爱情归宿。对这桩有悖伦理和道德操守的地下恋情，作家几乎在二人爱情发展起伏的各个阶段巧妙地通过莹儿的“花儿”歌唱，传神地表达了莹儿对灵官源自本真的强烈爱恋。灵官也在这种由歌声传达出来的炽热爱恋中感受到了莹儿的真情与真挚，自己内心的痛苦，焦虑和自责。最后，憨头因重病而亡彻底击垮了灵官本就脆弱的情感世界，他以“出走”来实现自我逃避与救赎。憨头之死和灵官之逃留给莹儿的是自责、无助、思念和期盼，对灵官的无比思念以及盼其归来的强烈意愿成为莹儿的生命之柱。

莹儿将自己的爱恋全部倾注到灵官身上，将灵官作为自己心中爱情目标的圣洁人选。作为叙事的载体，“花儿”在《大漠祭》中有多次显性的出场，语言情真意切，其感情质朴浓烈，与莹儿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息息相关的呼应。二人一起在后院劳作时，作为嫂子的莹儿将对灵官的爱慕通过梁山伯的故事隐含地传达出来，富有挑逗意味，令灵官既感到羞涩又感到莫名的萌动，于是逃离了后院。在这种复杂的充满暧昧的氛围中，莹儿通过“花儿”将自己内心的情感表白出来，“白杨的木头杏木的心，扯坏了两连锯子。阿哥没有维我的心，枉费了尕妹的意思……”［3］（P38）在“花儿”惯用的起兴表达中，将尕妹莹儿的大胆表白和阿哥灵官的慌乱逃离再一次进行复述和总结，为二人情感的发展注入了诗意的情景。在乡村农事劳作中，二人恋情进一步发展，大胆细腻的莹儿在歌声中更加直白地表达了真实情感：“半夜里起来月满天，绣房儿的尕门儿半掩，阿 哥 是 灵 宝 如 意 丹，阿 妹 是 吃 药 的 病汉。”［3］（P50）这让灵官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爱得执着，莹儿更为深情地表白：“空名声担（着） 个忽闪闪，你看走哩吗不走。上房里莫去小屋里来，知心话说哩吗顺口。”［3］（P51）在歌声中，莹儿已经将自己的心迹表露无遗，这对于一个乡土女子来讲的确是对自己恋人深情大胆的真情流露。莹儿的悄声一问“敢不”和灵官的最终回答“当然……”交相辉映，在“花儿”的映衬下，二人默契地走到了一起。这种挚情让灵官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伦理的重压，在复杂的情感交织中接受了莹儿的爱，这也是莹儿爱情世界的突破和新生。莹儿虽为人妇却未品尝爱恋的滋味，是灵官让她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爱情和生命的幸福。这是小说叙事的曲折之处也是引人入胜之点。针对月儿对灵官的挖苦，莹儿不便于直接表达异议，而是在歌声里将灵官比作自己的“护心油”不容他人非议。莹儿已经完全将灵官视为自己的爱人倍加呵护，也可以看出莹儿爱恋的细腻与真挚。的确，我们从莹儿生动传情的“花儿”歌唱中深情地领略着美妙而又苦涩的爱情之美。

二人的恋情毕竟不为世俗所容，甜蜜、幸福、痛苦、无奈和自责交织的复杂情感也就形影不离。在二人发生性爱时，映入莹儿脑海的是“花儿”；在沙窝中打黄毛柴时，在空旷的大漠中，灵官与莹儿两情相悦，莹儿美妙的歌声唱出了“宁叫他玉皇的江山乱，不叫咱俩的路断……”［3］195的海誓山盟，这让二人感情进一步升温，彼此互爱互恋。随着感情的炙热化，在静谧、清凉和安详的沙漠之夜中，二人互偎谈论着他们之间“美丽的错误”，莹儿从心底涌动而出的“花儿”“小阿哥拿出个真心来，尕妹妹豁出条命来”［3］216表达了爱的矢志不渝。无论爱得多么诚挚，二人内心深处都有挥之不去的一抹罪责感和难以释怀的怅惘、忧思。憨头住院期间，二人最后的一次亲密接触后莹儿依然在痴情歌唱中表达对灵官的深情依恋。憨头最终不治而亡，灵官内心饱受煎熬和磨砺，浓重的自责感和负罪感吞噬着他的精神世界，在极度挣扎中苦闷至极。最后在凄厉的呼号中灵官离开了乡土，离开了莹儿去外面闯荡。而莹儿面对憨头之死与灵官出走，内心几近绝望，让人们担心。“她总是傻呆呆坐着，总是哼一首沙湾人都会唱的花儿———杠木的扁担闪折了，清水呀落了地了，把我的身子染黑了，你走了阔敞的路了……”［3］436小说在如泣如诉的花儿中结束，饱含着一个寡妇，一位情人的复杂情感，萦绕在村庄的四围，久久回荡不息。

在《白虎关》中，莹儿为她和灵官的儿子取名“盼盼”，寓意深刻，饱含希望和期盼。她在平静中守候着灵官的归来，在花儿的歌声中刻骨铭心地思念着灵官，“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没心了辞一回路来，活着了捎一封书信来，死了着托一个梦来……”［4］（P132）而兰兰和白福婚姻的失败直接影响了莹儿的安宁岁月，同样因为“换亲”，莹儿不得不离开婆家，离开儿子“盼盼”，极不情愿地回到娘家。莹儿曾经同意嫁给灵官的二哥猛子以此保留住心底的那份留恋与思念，如今就连这卑微的幻想也瞬间破灭了。在娘家，乡间二流子在莹儿妈的默许下玷污了莹儿的清白，让莹儿痛不欲生，将要成为暴发户赵三的“屠汉婆姨”更是让其陷入了绝望的深渊，自此“花儿”再也没有从莹儿的口中流出。

二、“花儿”与月儿的生命认知

作为沙湾的女儿，月儿对于家乡更多的是失望和挣脱。她渴望离开这贫瘠的闭塞的家乡，而省城兰州花儿茶座的招聘启事成为她通往梦想之路的桥梁。少女时代的月儿对于“花儿”不像莹儿那样痴迷留恋，更多的是把西北“花儿”当作一种安身立命的工具。为了能够留在城市，月儿向“花儿仙子”莹儿虚心请教，认真学习“花儿”的唱法。在学唱过程当中，月儿也有源自内心的真诚与感动，“在莹儿如泣如诉的歌声中，月儿咬着嘴唇，闪着泪花，灵魂被那夺人魂魄的韵律荡出一阵阵战栗。”［4］（P51）作为少女的月儿，美丽青春，充满生命朝气，在“花儿”的歌唱中传达着对于城市的向往与期冀。月儿怀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学习“花儿”，与莹儿相比，她收获的更多是“花儿”之形，而无法获得“花儿”之魂，只能成为歌手，无法成为“仙子”。

学会了“常用的花儿令”之后，月儿从乡村来到城市，开启了所谓的追梦与新生之旅。我们可以想象月儿在城市中歌唱“花儿”的商业演出场景，充满喧闹与浮躁。雪漠深情关照月儿的命运，并未将美好生活的笔触倾泻到月儿身上，相反城市中的月儿并未凭借“花儿”寻到梦想，却由于幼稚单纯沾染了城市老板的性病梅毒。在这样的人生境况之下，月儿无奈地离开城市回到了乡村世界。

城市剥夺了月儿的贞洁，留给她的是肮脏和悔恨。作者笔下的西北乡土世界以极大的宽容和善良接纳了受伤的月儿。月儿隐瞒病情主动追求猛子，渴望用一生来殉这份真爱。为了治好梅毒，月儿遍试中西、西医和土方，而作者却将月儿的生命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在此过程中，猛子及家人对月儿不能说没有怨恨，但是他们给予月儿更多的则是厚爱与温情。已为人妇的月儿心中最淳朴最珍贵的乡村之情和乡村之爱终于泉涌而出，对生命充满了无限的依恋和渴求。随着病情的深度恶化，月儿决定到沙漠中结束生命走向超脱，在生命终结之际，一曲荡气回肠的“花儿”在月儿的口中深情自然地流出，“雷响三声地动弹，太岁爷爷们不安。宁叫玉皇的江山乱，不叫咱俩的路断……”［4］（P478）。此时的月儿虽然走向死亡，却以一首源自生命本真的“花儿“来祭奠自己的死亡，作家营造的小说氛围让人叹息和震撼。或许，此时月儿才真正懂得“花儿”的生命强度和精神要髓，才真正懂得人间真爱与生命真谛。

《白虎关》和《大漠祭》一样，都以“花儿”结束文本，这固然有雪漠书写的巧妙，却也透露出他对民歌“花儿”的深情厚爱。通过“花儿”的倾诉，雪漠传神地刻画了莹儿和月儿的内心情感和生命认知，更为有力地诠释了特定时代下西北女性的生命恋歌，展示着独特的西北风情之美。“西部现代文学所展示的西部风情画面最为醒目的，就是那种朴实率真的人情、人性之美。”［5］（P19）

三、时代巨变下“花儿”的坚守与无奈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西北乡村也不得不接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洗礼。雪漠通过洗礼过程中人们精神世界消极角度的裂变和伤痛来深刻思考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与无助，传达出作家的文学坚守与道德良知。在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是《白虎关》全篇三十六章都以“花儿”命名，在显示作家深厚艺术功底的同时又折射出作家对乡土儿女生活的深情关注。

“花儿”本就源于日常生活，小说中沙湾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中蕴含的人生况味都在“花儿”中展示出来。现代化背景下的乡土世界不再静寂和温情，而是充斥着金钱的迷幻，渗透着利益的搏斗，弥漫着人性的挣扎，围绕着白虎关而展开的一幅幅的众生相交织着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与较量。城市中的各种生活样态照搬式地走向了白虎关，美好和丑陋并存于这一喧嚣的世界。处于其间的老一代农民老顺、孟八爷，年轻一代农民猛子、花球，新时代暴发户双福、赵三无不在时代浪潮中演绎着生命的复杂与困惑。作者用传统文化资源“花儿”来记录现代化语境下的人生况味这就具有较强的语境反差效果，增强了文本的阅读张力。“文学艺术创作不受时空限制，可以表现无限广阔的生活和无限细微的情感波澜。”［5］（P191）借用“花儿”这一悠久的富有地方风情的西北民间文化资源，雪漠显示出自己的乡土创作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乡土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对抗和消解。

但现实生活中现代文明的力量无比强大，也许“花儿”的传统力量无法解救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精神、思想和灵魂的裂变与痛楚，隐约传达出作家的某种焦虑与失落。“雪漠执着地在叙事中运用西北之魂“花儿”，明白显示出他站在西北看世界，这是一个有特殊价值意义的地方性立场；雪漠无法展示“花儿”能够在当今的“淘金”时代发生精神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变，这又是一个无奈［6］。

“西部小说对于民歌的选取和运用，不仅能够增加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更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西部人面对困境时成熟的文化心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7］（P171）在对西北传统文化的偏爱甚至依恋、执守中，雪漠小说以“花儿”的丰富底蕴和文化内涵为依托，构筑了西北农民生活常态的情感世界，文本人物的情感世界因为“花儿”的相伴与融合让平淡贫瘠的生活平添几抹亮色。而时代巨变下西北乡村如何坚守“花儿”的传统文化精义，在对生命体味的认知中如何更为广阔地拓展“花儿”蕴含的时代精神价值，如何更加形象地展示当今西北农人的生存、生活与生命体验，如何以新的文化内涵书写他们的情感世界，这值得作家们深思。“花儿”应该走得更远、更深、更久。

参考文献：

［1］雪漠．大漠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周亮．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

［3］雪漠．白虎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4］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王建疆．审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徐炯，徐德明．《白虎关》中“花儿”的叙述功能［J］．扬子江评论，2010，（1）：84－87．

［7］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本文发表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4期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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