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一位翻译大家的一生

 

傅雷，一位翻译大家的一生

 

 孤独的少年时代：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一九一二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三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

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且免去族人干扰，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请账房陆先生教傅雷认字。傅雷七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傅雷十二岁时，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由于离开了督教极严的母亲，被压抑的少年顽皮的天性得以释放，十三岁时，曾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

一九二一年，十三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了三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因公开反对宗教，言辞激烈，一九二四年被校方开除，旋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在当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一九二五年参加五卅运动，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因带头开展反学阀运动而面临被捕，在母亲的督促下回到浦东老家。

一九二六年秋，十八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一九二七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在一个多月的旅途中写下了《法行通信》十五篇，备受文学家曹聚仁的赞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在《法行通信》中，傅雷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傅雷到巴黎后，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入住伏尔泰旅馆。一九二八年九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九年夏，傅雷在法瑞交界的莱芒湖畔休养期间，完成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他并没有把获得学位放在心上，认为：“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留法归来的傅雷：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一二八”事变爆发，美专停课半年，复课后傅雷回校教授美术史。

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一九三二年一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三十四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壮年时代的傅雷：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等共同署名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黄宾虹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钟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一九四八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一九四七年二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六月，傅雷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英国埃里克·牛顿的《英国绘画》一书。傅雷因患肺病，两年夏季在庐山疗养，带病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译境更进苍凉悲怆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一九五四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一九五七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翻译了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八年二月翻译了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同时翻译了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另外还撰写了《萧邦的少年时代》、《萧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八月二十二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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