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双城爱情故事

 

卡夫卡的双城爱情故事

 

文\John Banville

 

卡夫卡说，艺术家就是一个无话可说的人。他所说的艺术家做的是真正纯粹的艺术，不传达信息，不提供意见，不尝试去胁迫或说服，而只是简单地作见证。讽刺的是，我们发现他的这一定义很难适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它们沉重的分量和晦涩程度像是一份加密的遗嘱，其秘密需要我们自己去破解。比如说，我们感到，《审判》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身陷司法程序并最终被处决的故事。显然，它表现的是一个倒下的人所遭遇的困境，他在一个一切希望都熄灭了的世界里，遭到持久而无法缓解的罪恶感的煎熬。不过，此书也可以作为研究卡夫卡个人生活的一个直接线索。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去马克斯·布劳德家参加了一个饭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一战之前的资产阶级式的场面：又黑又重的家具摆放在灯光下，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模模糊糊的地毯，一个个的玩具娃娃，椅子上覆着罩子……两天后，卡夫卡的日记中写道，“很想念——写下这个名字前感到很不好意思——FB。”这本日记后来出版时的编辑布劳德在此加了个注释：“两天前，卡夫卡见到了柏林的FB小姐，后来他们订了婚。”

很显然，“柏林的FB小姐”就是菲丽丝·鲍尔，卡夫卡将和她痛苦地纠缠在一起长达五年，他将向她求婚，事后反悔，再次求婚，然后再次反悔……这五年里，他们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大部分时间靠写信来沟通。现在我们只看得到卡夫卡写出的信，所以菲丽丝到底给他写了什么，只能是个悲惨的谜了。

一直到8月20日，卡夫卡才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相遇：

“FB小姐。当我8月13日来到布劳德家时，她正坐在桌旁。我对她是谁没有任何兴趣，把她看做是理所当然该在那儿的。她骨感，脸庞空洞，而且是公然的空洞。光秃秃的喉咙。穿着衬衫。那身衣服看着很家常，不过后来发现她一点都不是那样（因为过于靠近地观察她，有一会儿还把她吓着了）。鼻子几乎是破的。金发，身体挺直，头发不好看，硬下巴。坐到椅子上时我才第一次近距离看她，到我坐下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不可动摇的想法。”

这算是卡夫卡式的一见钟情吧。

在卡夫卡秘密到有点偷偷摸摸的生活中，他和鲍尔的关系是一桩重大的悬案。毫无疑问，她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缪斯。9月22日夜里，在他们初次见面整六周后，卡夫卡坐在他房间的桌前，一直写作到黎明。他就这样写出了短篇小说《判决》，其中主角格奥格——一位像卡夫卡一样为父亲所困扰的男子——遭到了自己父亲的判决：“我判处你淹死。”卡夫卡正确地察觉到，这部短篇是他文学上的突破。他将它献给了菲丽丝。次日，他又写了如下日记：

“《判决》这个故事，我是在22日晚十点到23日早六点间完成的。我几乎无法从桌下收回双腿，它们因坐得太久而变得僵硬。可怕的紧张感和欢乐，这个故事是怎样地在我面前展开，就像我是在跳过睡眠……一切都能怎样地被说出，包括最奇特的幻想，都有一团伟大的火在等待，熄灭后又再重生……”

卡夫卡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对他自己作出判决。现在，他可以把另一个人也扯进来了。

在给菲丽丝的回信中，他提到菲丽丝来信中说他们无条件地属于对方。卡夫卡对此想法感到很兴奋，声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永远在一起而无法分开，我的右手握着你的左腕”。“我不知道这种感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一本写法国大革命的书放在我面前，那时有一对爱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卡夫卡还真是知道怎么搞定女人的心啊。

1914年6月，卡夫卡和菲丽丝宣布订婚。鲍尔家里在柏林搞了个宴会来庆祝此事。回布拉格的路上，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像个罪犯一样被捆住手脚。即使他们用真的锁链把我锁在角落里，放几个警察在我面前，让我一直在那儿看着，我也不会觉得更糟糕。”不过，更糟糕的很快就来了。菲丽丝的朋友格丽忒·布劳克提醒她说，卡夫卡可能要反悔了。于是，卡夫卡被招至柏林的Askanische Hof旅馆，与菲丽丝的姐妹和朋友们对峙，卡夫卡的朋友、律师恩斯特·韦斯也在，他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桩婚事。在这次被卡夫卡称为“庭审”的对峙中，卡夫卡从头至尾一言未发。婚约被取消了。在日记中，卡夫卡以冷淡得像是事不关己的语调写道：“次日没有去拜访她的父母。只是派了个信使送了封告别信。”

不过，他们的关系根本没有结束。信件仍然来来往往，卡夫卡对她的想法变来变去。菲丽丝显然有着天使般的耐性。

1914年底，菲丽丝·鲍尔的姐姐写信给卡夫卡，提出菲想澄清或缓和饭店审判时过于生硬的对峙。次年初，卡夫卡在奥德边境的布登巴赫火车站见了菲丽丝。菲把卡夫卡自去年7月以来就走慢一个半小时的怀表调准，并试图督促他严格履行公务和工厂方面的职责。菲本希望在远离各自家庭的地方约会能使双方更亲近，但当两人到旅馆开了房后，卡夫卡却在房间里给她念小说《审判》的稿子。她忍不住讥讽道“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呆着多正派多规矩呀”，卡夫卡的反应是“我不吭声，仿佛在她叫喊时我突然失去了听觉”。

然而，这次会面后，两人恢复了通信往来。1915年6月，他们和朋友在卡尔斯巴德度假并庆祝卡夫卡32岁生日，菲丽丝送给卡夫卡一本斯特林堡的日记（《地狱》），7月时又送给他一本珍藏版的《卡拉玛佐夫兄弟》。

他们又订了一次婚，然后又吹了。他们也有过短暂的幸福，特别是在1916年6月，两人在马里昂巴德的一家旅馆里共处了十天。卡夫卡写道，“和F我只是在信件中亲近，真正在一起只有过去这两天。仍然不够清楚明白，怀疑也还在。但这很美，她平静的双眼凝视，女性深度的打开。”不过，正如预期的一样，他还是在她走了以后最感开心。傍晚时分，在他们共处过几日的阳台上，他在灯下开始写作。他想念她。“必须有个人在看。必须有个人在。”一年后的8月9日到10日，他的两难局面终于有了个解脱：他的两肺出现大出血。他等待了一生的判决终于来了。他还有七年可活，但他和菲丽丝的关系到此结束了。1919年，菲丽丝嫁给了另一个人，后来移民到美国，还有了两个孩子。

埃利亚斯·卡内提是这样看待卡夫卡那种可怕的罪恶感的来源的：“他和菲丽丝之间的磨砺，在《审判》中表现了出来。”这是个危险的领域，很容易就会把作品和作者的个人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卡内提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卡夫卡于1914年开始写作《审判》，正当欧洲各国向前线运输军火之际。在写作开始前数周，卡夫卡刚参加了订婚宴会和随后在旅馆里的“庭审”。小说中，主角因为不知道什么罪名被拖至法庭前，第一次审问则发生在他卧室的隔壁，他隔壁的B女士在小说最后短暂露面，当时他被两位刽子手拖走，并最终“像狗一样”死去。毫无疑问，当卡夫卡和菲丽丝在柏林漫步并低头求婚时，他一定对自己也有“像狗一样”的同感。普鲁斯特曾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书，卡夫卡看来也是如此。在面对他自己所受的折磨时，他把我们也都扯进了他和《审判》主角的命运。“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他的双手远远伸出窗外；由于他离得远，站得高，所以他的形象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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