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提箱：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

 

父亲的手提箱：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

 

文\奥尔罕·帕慕克   译\万之（陈迈平）（瑞典）

 

我父亲去世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手稿和笔记本。他用平常那种玩笑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走后的意思是说他离开人世。

“你就看一看，”他说，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用得上的东西。也许等我走人的时候，你可挑选一点东西发表。”

我们是在我的书房里，在书的包围之中。我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前后走来走去，好象一个人要急于甩掉什么痛苦不堪的包袱。最后，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毫无遮蔽的墙角。这是一个我们都不再忘记的尴尬时刻，但这个时刻一旦过去，我们回到我们通常的角色，生活轻松自如，我们爱开玩笑的调侃的个性恢复，也就不再紧张。我们像过去那样交谈，谈点日常琐事，土耳其没完没了的政治麻烦，还有我父亲的差不多失败的生意，而没有感觉过多悲哀。

我记得，父亲离开之后，有好几天我走来走去经过手提箱，都没有碰它一下。我已很熟悉这个小巧黑色的皮质手提箱，熟悉它的锁，它的圆滑的箱角。父亲不出远门短途旅行的时候常带著它，有时用它装文件上班。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旅行归来，我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乱翻他的东西，品闻异邦外国给箱子带来的香水味。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熟人，一件让我唤起清晰童年记忆的纪念品，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一下。为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里面装的东西有神秘莫测的重量。

现在我要说到这些重量的意义。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我几乎不敢碰父亲的手提箱或是打开它，但我知道里面的一些笔记本写了什么。我看见过父亲用其中一些笔记本写什么东西。这并非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沈甸甸东西。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的时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尔，他希望成为一个诗人，还曾把法国诗人瓦雷里（VALERY）翻译成土耳其语，但是，在一个贫穷的没有几个读者的国家写诗，这样的文学家的生活不是我父亲要过的生活。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所以我父亲的童年少年都是过着舒适的少爷生活，他不想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艰难。他喜爱美仑美奂的生活，这我可以理解。

有种不安让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保持距离，这首先是我害怕我会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我父亲早料到这一点，所以有意装作他对箱子里的东西毫不在意的样子。在从事写作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看到这一点，这让我难过。但是我并不想生父亲的气，责怪他没有真正把文学当回事……我真正的恐惧，我不希望知道或发现的关键的事情，是我父亲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为有这种恐惧我才不敢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内出现，我就不得不承认在我父亲身上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到了成年的年龄，我还是要父亲仅仅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作家。

要做作家，对我来说意味著常年累月耐心尝试发现自己内在的另一个秘密存在，一个使其成为其人的内在世界：当我说到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文学的传统，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一人，转向自己的内心。在内心的阴影之中，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可能用一台打字机，或者利用一台电脑的舒适方便，或用笔在纸上写，就象我自己就这么写了三十年。他可以边写边喝茶喝咖啡，或边写边抽烟。有时候他会从桌上站起来，透过窗户看看街上玩耍的孩子，或者他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树林，看到风景，或者他只是目睹一面黑墙。他可以写诗，可以写剧本，或写小说，就象我一样。所有这些区别都是从桌边坐下来耐心地转向内心这个艰巨任务开始。要写作就是要转向内心凝视词语，要研究那个退入其中而其人走过的世界，而这需要耐心、要固执也要有乐在其中。当我坐在桌前，一连数日，一连数月，一连数年，慢慢把新的词语添加到空白的纸上，我感觉我好象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好象我把自己带入我内心另一人的存在，这好象一个人建造桥梁或拱顶，用一块接一块的石头。而我们作家使用的石头是词语。我们把词语捏在手里，感觉它们各块石头互相连接的方式，有时要在远处观察，要掂量它们的重量，要改变它们的位置，年复一年，耐心而又充满希望，我们创作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不是灵感——因为谁也说不清灵感从哪里来——作家的秘密是固执，是耐心。在我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当我写到古老波斯细密画家成年累月用不变的热情绘制同样的马，每一笔划都记忆无误，他们甚至可以闭著眼睛也能再现那美丽的马匹，其实我是谈到写作职业，是谈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慢慢讲述，而且好象是在讲述关于其他人的故事——如果他是在感觉这个故事产生自他的内心，如果他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这门艺术——这种手艺——他首先应该被赋予某种希望。灵感的天使（会定期拜访某些人而难得光顾另一些人的天使）偏爱那些充满希望与信心的人，而且是在作家最有孤独感的时刻，是在作家对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写作价值最怀疑的时刻——当他以为自己的故事仅仅是自己的故事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天使会选择他，向他揭示故事、图象、梦想，而这些可以描绘出他希望创造的世界。如果回顾那些我献出我整个生命写出的著作，我最吃惊的就是那些时刻，那时我感觉那些令我如痴如醉欢乐癫狂的句子、梦境、稿纸等等，都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另外的力量找到它们，然后慷慨大方地呈送给我。

我害怕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害怕读他的笔记本，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承受我自己已经承受的艰难，他喜爱的不是孤独，而是高朋满座，混迹人群，出入沙龙，玩笑调侃，有人相伴。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有了不同的转变。这些想法，这些关于弃世与耐心的梦想，都是我从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作为作家的经历中得出的偏见。有很多杰出的作家是在人群的包围中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写作，是在热情交际与愉快谈话中写作的。此外，我父亲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厌倦了单调的家庭生活，抛下我们只身一人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他就像很多作家一样，坐在旅店房间里填写他的笔记本。我也知道，有些当时的笔记本就在这个手提箱里。因为在他把箱子交给我之前的那些年中，我父亲开始向我谈起那个时期的生活。他提到那些我还是孩子的那些年头，但是他不愿意提到他的脆弱，不提他想成为作家的梦想，或者让他坐在旅店房间里苦恼不堪的文化认同问题。他不说这些，而总是告诉我他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看到萨特，告诉我他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他总是得意洋洋态度认真，好象要让我分享什么重大新闻。在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再不会忘记，一定程度上我要感谢这一事实：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告诉我这么多有关世界作家的事情，远远多于那些高贵的帕夏或伟大的宗教领袖。所以，心里有了这种感激，还记得我曾经受惠于父亲巨大的书房，我可能不得不读读父亲的笔记本。我必须记住，当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父亲就和我一样，喜欢一人独自读书和冥想——而不太在乎他写作的文学质量。

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总共有1500册书籍——对一个作家来说富富有余。我22岁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全都读完，但我对每本书都熟悉。我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不太重要但容易读，哪些是经典作品，哪些是任何教育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哪些是不必记住但又是地方历史的有趣说明，以及哪些法国作家是我父亲评价最高的。有时我从远处看著这个书房，梦想有一天我在另一所房子里也要建立我自己的书房，甚至更好的书房——为我自己建立一个世界。

当我从远处看我父亲的书房，对我来说好象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一个从我们自己的角落观看的世界，是从伊斯坦布尔。书房就是这样的证明。我父亲是从他频繁的国外旅行中建立起自己的书房，大多书是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书，但是也有从伊斯坦布尔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售外文书籍的书店和书商那里卖来的书，那些书商我也都认识。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混合——有地方的，民族的，也有西方的。

到了七十年代，我也有点野心勃勃地开始建立自己的书房。我还没有完全决定我是否要做作家，就象我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里提到的，我已经感觉我最终不会成为画家，但我还不能肯定我的生活要走什么道路。一方面，在我内心总有一种控制不住躁动不安的好奇心，一种乐观的对阅读与学习的饥渴感，但同时我也感觉我的生活将会有“缺憾”，我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生活。这种感觉与我在凝视父亲书房时的感觉一样——与远离世界中心的感觉多少有关，那时我们所有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这种住在乡下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让我感觉不安和生活有“缺憾 ”，因为我太明白我是生活居住的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艺术家毫无兴趣，不管他们是画家还是作家，这个国家不给他们任何鼓励和希望。在七十年代，为了弥补生活的 “缺憾” ，我用父亲给我的钱在伊斯坦布尔的旧书摊上贪婪狂购那些褪色发黄的、沾满尘土的、折角发绉的旧书，但让我动情的不光是这些书，也是这些旧书摊的可怜状况——那些书贩子在路边、在清真寺的院子里、在街边墙脚摆开的书摊杂乱无章，而他们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样子也让我触目惊心。

至于我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我的基本感觉是我“不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富裕更吸引人的生活，而我，与我的伊斯坦布尔一起，与我的土耳其一起，都在这中心之外。今天，我认为我和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在分享这种感觉。同样，还有一个文学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心里想到的是西方的，而不是世界的文学，而我们土耳其人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我父亲的书房就是明证。

在一头，有伊斯坦布尔的书籍——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本地世界，有其所有让我喜爱不尽的细节——而在另一头，是来自另一世界的，西方世界的书籍，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无法匹敌的，因为我们无法匹敌所以既给我们痛苦也给我们希望。写作，阅读，好象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他者性、陌生性和奇异性中去寻求安慰。我感觉我的父亲阅读小说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要逃避到西方去——就和我后来做的一样。或者，对我来说那些时候的书籍是我们用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发现是我们的文化有缺憾。也不仅仅是通过阅读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伊斯坦布尔生活而旅行到西方——我们也通过写作。为了写满这些笔记本，我父亲去了巴黎，把自己关闭在旅店房间里，然后又把他的写作带回了土耳其。当我凝视我父亲的手提箱，对我来说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在一个房间里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后，能够作为一个作家在土耳其幸存下来，看到我父亲把自己的思想深藏在这个手提箱里，好象写作只能是秘密进行的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视线，这让我感到恼火。也许这是我对父亲生气的主要理由，他没有象我这样认真对待文学。

事实上，我对父亲生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从来不与自己的生活争辩，而是快乐地消磨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和自己所爱的人笑度人生。但我内心里多少也清楚，可以说我不是“生气”而是“嫉妒”，而后一个词更加精确。这也使我不安。这时我会用我自己惯常的诅咒发怒的口气问我自己：“幸福是什么？”难道幸福就是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以为自己在度过深刻的生活？或是在社会圈子里过愉快舒适的日子，相信其他人同样相信的事情或者假装相信？难道幸福就是表面上看好象与周围所有的人和谐相处，而暗地里偷偷写作度过一生，这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太让人恼火。我又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可以认为衡量好生活的标准就是幸福？很多人，很多报纸，都把幸福看作衡量好生活的最重要标准。是否光这一点就值得去做些研究，看看事实是否正好相反？归根到底，我父亲从他的家庭出走这么多次——我对他非常了解吗？我能在什么程度上说我理解他的烦恼不安？

就是这些想法驱动我最终打开了我父亲的手提箱。父亲的生活中是否有我一无所知的不幸，有没有一个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倾诉出来的秘密？我一打开手提箱，我就回忆起它旅行带回的气味，认出几本我见过的笔记本，是我父亲很多年之前就给我看过的，但是没有更详细谈过里面的内容。我现在拿到手一一翻阅的大多数笔记本都是父亲还年轻离开我们到巴黎去的时候写满的。而我，正象我读我所崇敬的很多作家——那些我读过他们生平传记的作家——我希望读到我父亲在我这样的年纪时都写了些什么，都想些什么。我很快就发现，在手提箱里我找不到那样的东西。最让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在有的地方我能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父亲的声音，这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说这声音不属于一个我当作父亲的人的声音。我害怕我父亲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不是我的父亲，而在这种恐惧之下，是一种更深刻的恐惧：在我内心深处我并非真实的恐惧。我恐惧我不会在父亲的写作里发现任何好东西，这也增加我会发现我父亲过分受到其它作家影响的恐惧，使我陷入绝望，这种绝望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让我痛苦不堪，把我的生活、我的真实存在、我的渴望都投入写作中。使我的工作成了问题。在我当作家的头十年内，我一直更深地感到这种焦虑，尽管我努力与之抗争努力摆脱，但我有时也害怕，有一天我必须承认失败，就象我承认我的绘画是失败一样，我害怕我会屈从于这种不安，也放弃小说的写作。

我已经提到了我关上父亲手提箱把它放到一边时的两种主要感觉：我身处外省穷乡僻壤而无法脱身的失落感，以及我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恐惧感。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及其全部的复杂变化、可触及神经末稍的意外结果、内心纠集的情结、多种多样的色彩，我在多年来的阅读与写作中早已经发现过研究过，并一直在进一步深化。生活和书本给我带来的这种困惑、这种敏感、这种痛苦当然使我的精神震动，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只有通过写书，我才充分理解了真实性的问题（就如在《我的名字是红》以及《黑书》中），以及生活在外省穷乡僻壤的问题（就如在《雪》与《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做一个作家就是承认我们内心的伤痕，这些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未必能感觉到。耐心地挖掘它们，了解它们，照亮它们，占有这些痛苦与伤痕，使其成为我们自身，使其成为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写作的一个有意识的部分。

一个作家谈论的事情其实众人皆知但又不知其知。注意到这种知识，开发这种知识，看到这种知识的增长，就能给读者提供惊喜，令其陶醉，就象让他在一个既熟悉而又新奇的世界中漫游。而在用写作完全逼真再现这种知识的艺术中我们当然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惊喜，同样陶醉。一个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关闭在一个房间里，就是磨练这种艺术，为自己再造一个世界，而以自己的秘密伤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论他是有意无意，他都表现出对人类的深刻巨大的信心。我始终相信所有人都互相近似，相信其他人也有我一样的内心伤痕，因此他们可以理解，我由此而来获得信心。所有真实的文学都来自这种儿童般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都相近。当一个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关闭在一个房间里，他用这样的姿态表示一个单一的人性，表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但是，就如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可以看到的，可以从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的苍白色彩可以看到的，世界确实有一个中心，而且这个中心离我们很远。在我的书中，我已经用一些细节描述过这一基本事实如何勾起一种契呵夫式的外省人乡巴佬的心态，以及通过另一途径，它又导致我对自己的真实性的疑问。我从我的经验知道，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是在这种同样感觉中生活，而且还有很多人忍受一种比我更深的不足感的折磨，缺少安全感，有堕落感。是的，人类面对的最大困境依然是无土可依，无家可归，无食果腹……但是，今天，我们的电视和报纸能迅速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困境，是文学从来做不到的更迅速更简单的方式。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最需要调查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恐惧自己被遗留在外，恐惧自己被瞧不起，以及与这种恐惧一起到来的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的感觉；社会群体遭受的羞辱，脆弱的受伤害的荣誉感，各种各样的激愤，伤感，想象的被人侮辱，而接着而来的则是民族主义的自吹自擂自我膨胀……无论什么时候当我面对这种情绪，面对表达这种情绪的非理性的夸大其词的语言，我知道他们也触及我内心的一种黑暗。我们经常见证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会与国家（而我自己也能很容易与他们认同）屈从于这样的恐惧，有时这种恐惧还导致他们去做出蠢事，而全都因为他们恐惧受辱，他们的脆弱情感。我也知道在西方（我自己也能很容易与之认同的世界）的国家与民族对自己的富足有过分的骄傲，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而自豪，他们也不时屈从于一样愚蠢的自我满足中。

这表示我父亲并非唯一的重视一个有中心的世界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过分重视一个这样的世界。迫使我们把自己关闭在屋子里长年写作的这种力量，最终是对反面事物的一种信仰；我们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写作会被人阅读，被人理解，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象相近。但是我从我自己和我父亲的写作中也知道，这是一种麻烦的乐观主义，会被排挤到边缘被抛弃在外的愤怒感伤害。陀斯妥也夫斯基一生中对西方感觉到的爱与恨，我在许多场合也都感觉到了。但是如果我已经掌握住了一个基本事实的话，如果我有乐观的原因，那么这是因为我已经跟随这位伟大作家旅行，经历过了他与西方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进入了他在另一边建筑起来的另一个世界。

我现在感觉到的，与我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感觉到的正好相反：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 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当我亲手建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我就来到一个原点，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这是所有这些居民和街道、物体和建筑都似乎开始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们以我没有想到的方式互动，好象他们不是生活在我的想象我的书里，而是自成一体。我象一个用针挖井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时比所有其它世界都更真实。

我的父亲可能也发现了作家在长年写作的岁月里获得的这种愉快。我对自己说，当我翻看他的手提箱时，我不应该带有成见。归根到底，我对父亲非常感激：他从来不是一个要求过分、戒律严格、以势压服、动辄惩罚的一般的父亲，而是一个始终顾及到我的自由，始终对我显示最大尊重的父亲。我经常这样想，如果我曾经能够从我的想象中获得什么，不论是在自由中还是孩子气的方式，这是因为我和许多我孩提时代年轻时代的朋友不同，我从来不用害怕我的父亲。我有时深信，我能够成为作家，就是因为我父亲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心甘情愿地阅读他的东西，努力去理解他在那些旅馆房间里写下的东西。

带着这些充满希望的想法，我走到他的手提箱那边。它依然在我父亲几天前留下的地方。我用的全部意志阅读了一些手稿和笔记本。我父亲写了些什么呢？现在我还能记得的是一些从巴黎旅店的房间里望出去的风景、一些诗歌、一些悖论、一些分析 ……我写到这些感觉自己象是一个人刚经历一次交通事故，在努力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同时又不害怕回忆太多。我小的时候，父母在争吵之后会陷入一种尴尬死寂的沉默中，这时父亲就会去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以此改变气氛，帮助我们更快地忘掉。

在父亲到我办公室来留下了手提箱之后一个星期他又来看我。和平常一样，他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他都忘记我已经48岁了）。象平常一样，我们随便闲聊，笑谈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最后，那个时刻到来了，我父亲的眼光移到了他留下手提箱的那个墙角，看到我动过了他的手提箱。我们互相注视着。随后是令人压抑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打开过手提箱，已经尝试阅读里面的内容。相反，我转开了我的目光。但是他理解。正象我理解到他已理解。正象他理解到我已理解到他已理解。但是所有理解都只深入了几秒钟。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乐天派，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对自己有信心：他用一惯的方式对我微笑。当他离开我的房子的时候，他重复唠叨着所有那些可爱的让人振奋的事情，还是个父亲的样子。

但是我的故事有一种对称性，让我理解想到那天的另外的事情，给我带来更深的负疚感。在我父亲留给我他的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在我从22岁开始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而放弃其它一切，把我关闭在房间里写作之后的第四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杰瓦德先生及其儿子们》（Cevdet Bey and Sons），我用颤抖的手把我用打字机打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说稿给我的父亲看，这样他就可以先读，可以告诉我他的想法。我不仅是因为我对他的文学品味对他的智力怀有信心，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也因为他和母亲不同，他从来不反对我成为作家。那个时候，我父亲和我们不在一起，出门远行去了。我焦急地盼望他归来，几乎失去耐心。两个星期之后他回来了。我跑去给他开门。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立刻伸开双臂拥抱我，用那种方式，他让我明白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然后，我们一度进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中，那种经常伴随重大情绪起落的沉默。然后，当我们平静下来，开始说话，我父亲开始用高度充满感情的夸张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我和我的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我今天在这里带着如此巨大喜悦接受的奖项。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试图要我相信他对我的好评，或是为了把这个奖当作我的目标：他说这些话，就象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父亲，为了给儿子支持的力量，鼓励儿子，说着“总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个帕夏！”多少年来，不论什么时候他看到我，他都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

我父亲死于2002年十二月。

今天，当我站在瑞典文学院，站在授予我这一伟大奖项伟大荣誉的尊敬的院士们面前，站在尊敬的客人们面前，我确实衷心希望我的父亲能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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