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莱娜·戈贝尔回忆波伏瓦和萨特

玛德莱娜·戈贝尔回忆波伏瓦和萨特：

他们的屋子和墓地隔一条街

作者｜黄荭\张英

原刊于｜南方周末 2009年3月

71岁的玛德莱娜·戈贝尔·诺埃尔（Madeleine Gobeil-Noël），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文艺处处长，在1997年退休前，她曾经三十多次到中国。这次重返中国，戈贝尔以法国文学专家的身份，展开“萨特-波伏瓦双人像”世界巡讲。

15岁那年，还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读书的戈贝尔给居住在法国巴黎的波伏瓦写信，谈自己读《第二性》的感受：“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因为没有波伏瓦的通讯地址，她的信是寄到出版波伏瓦作品的伽利马出版社的。“好像朝汪洋大海里扔了一个装了求救信的玻璃瓶”。

如戈贝尔所愿，波伏瓦给她写了回信。从此，她们成为了笔友。1958年5月，因为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加拿大选送30名成绩好的女大学生作为现场向导，20岁的戈贝尔被选中了。到了布鲁塞尔的第一个周末，戈贝尔就坐火车去巴黎找到了波伏瓦。

波伏瓦请戈贝尔到高级饭店吃饭，品尝她喜欢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把这个她喜欢的加拿大女大学生介绍给萨特、热内、米歇尔·莱里斯等许多朋友。

戈贝尔回到了加拿大，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当老师。每到暑假，她就去巴黎看望波伏瓦。

△ 玛德莱娜·戈贝尔·诺埃尔

1967年，戈贝尔代表加拿大电视台与克洛德·朗兹曼（Claude Lansmann）分别采访了萨特和波伏瓦，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录制了3个不同的电视片。处在创作转型期的萨特破例接受了她的采访，第一次面对镜头介绍了自己的居所、母亲和养女，与波伏瓦的关系，并在采访中就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越南问题、罗素法庭等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71年，戈贝尔定居巴黎。后来，她又进了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此她可以经常见到波伏瓦和萨特了，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岁月，独一无二地记录下他们珍贵的影像。

1997年，戈贝尔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后，精心整理和编辑了自己当年拍摄的电视资料，制作了一部影片“萨特-波伏瓦双人像”，并根据萨特和波伏瓦生前的愿望，造访世界各国大学，“为读过他们的作品和将要读他们作品的人”巡回播映。

如今，40年过去了。在她的纪录片里，波伏瓦59岁，萨特60岁。波伏瓦比萨特要高出半个头，已是花甲的他们一前一后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年轻的戈贝尔高挽着发髻、身段窈窕，身着时尚的套装，典型的巴黎美女。

对戈贝尔的纪录片，波伏瓦说：“这是出于友谊的一件礼物，是一颗时间的胶囊。”萨特则对她说：“因为我们的友谊。”

△ 萨特是《第二性》的第一位读者。萨特和波伏瓦不住在一起，但几乎天天见面，他们恪守下午四点的约会。

△ 1944年毕加索的戏剧《抓住欲望的尾巴》演出之后。站立者：雅克·拉康（左一）、毕加索（右二）、波伏瓦（右一），坐者：萨特（左一）、加缪（左二），中间是一条阿富汗猎犬。（图｜黄荭）

△ 波伏瓦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因为她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童年梦想。（图｜黄荭）

我和波伏瓦的共同秘密

南方周末：

你15岁就给波伏瓦写信，那时候你在哪个大学读书？

戈贝尔：

当时我在渥太华大学读书。我常常从图书馆借书出来看，手里捧着《存在与虚无》、《恶心》、《名士风流》、《人都是要死的》…还有纪德、普鲁斯特的作品，满脑子都是巴黎、左岸。

一天，我的语文老师德·尚达尔先生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说我读萨特的书，读波伏瓦的书，还有纪德的书，这些书当时都是被教会裁判为“伤风败俗”的禁书。他跟我母亲说照此以往，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大学的学业。那天傍晚我回到家，母亲一把夺过我捧在手上的书，一股脑全扔到壁炉里烧了。我的弟弟妹妹都吓哭了，我懵了，同时也很气愤。我父亲是个明智、儒雅的人，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聪明人可以暗地里做很多事情，你应该学聪明点，那些书你可以在运河边、在图书馆里看，没必要招摇过市地把它们带回家，带到你母亲眼皮底下来。”

这就是聪明的父亲给女儿的聪明建议，有点像莫里哀戏剧《伪君子》里的达尔丢夫，当他勾引欧米尔的时候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犯罪不叫犯罪，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

南方周末：

为什么喜欢她的书？读的第一本是哪本书？

戈贝尔：

我读的第一本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波伏瓦的书是《第二性》，当时我还很小，十三四岁的样子。我第一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的，它对我谆谆教诲，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

书籍让我们升华，变得崇高。我当时就很清醒地意识到惟一可以拯救我的就是赋予我力量和想象的阅读。也正是对阅读的热爱，成了我和波伏瓦日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的共同秘密。

南方周末：

还记得你们当时见面的情景吗？你是怎样找到她的家的？

戈贝尔：

那是1958年5月，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我被选中去当向导。第一个周末我就坐上火车去了巴黎，在巴黎东站下车。我自己找到她家的公寓，她用1954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名士风流》的版税在舍尔歇街买了一间美丽的工作室。我按响她家的门铃，她亲自开门，我说：“我来了！”她大笑，我觉得她很美，高挑的个子，五十岁，很经典的轮廓，梳着发髻，纹丝不乱，有点东方的温婉。萨特也说他爱她是因为她的美丽，当然不只是因为美丽。

随后是我和她一生矢志不渝的友谊。建立在书本、阅读上的友谊。我们都是“大书虫”（用法语说是“图书馆的老鼠”），常常互相给对方推荐书看，有点像玩读书竞赛的游戏，看谁读得快，读完就一起交流心得、点评作品。波伏瓦和萨特都有很多优点，善良、忠诚、慷慨，他们帮助过很多人，也介绍我认识了他们的朋友，从此我走进了“萨特-波伏瓦的圈子”。

南方周末：

你还记得那次她家里的情形吗？

戈贝尔：

1955年后波伏瓦就在舍尔歇街住，和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克洛德·朗兹曼一起，一直到1958年两人和平分手。舍尔歇街位于巴黎十四区，波伏瓦的公寓就在蒙帕纳斯公墓对面，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墓园，后来萨特和她就一起安葬在那里。想想他们生前生活的地方和死后的墓地就隔着一条街，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很震撼又荒诞的感觉。

很多名人就安息在蒙帕纳斯墓园，除了波伏瓦、萨特，还有圣伯夫、莫泊桑、波德莱尔、达达主义诗人查拉、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贝克特、尤内斯库，还有杜拉斯等等。

我现在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巴黎，住在拉丁区，我偶尔还会去花神和双偶喝咖啡，为了缅怀。当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萨特就觉得我在巴黎比在渥太华幸福，还准备和波伏瓦一道资助我留在巴黎生活学习几年。

南方周末：

但你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戈贝尔：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也有我的自由选择。记得有一天，波伏瓦对我说：“萨特觉得您在巴黎要比在渥太华更幸福，萨特近来的戏剧很挣钱，我们可以资助您在巴黎生活几年。”我大叫：“不，海狸（我这样称呼她，和萨特一样），我不能！我可是读《第二性》长大的！”尽管我很喜欢法国，尽管每次不得不离开巴黎的时候我都愁肠百结！我回到加拿大继续深造，做了博士论文，成了卡尔顿大学的年轻老师。1960年代，我一边教书，一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波伏瓦、萨特常常介绍身边的朋友跟我做访谈，我挣的钱足够我每个夏天飞去巴黎小住，回到他们身边），同时我也有幸在电台和电视上谈论文学，因为我伟大的祖国当时正处在一个人们所谓的“平静革命”的年代，正在向世界开放。

我看到的萨特生活

南方周末：

你见到萨特第一面的印象？

戈贝尔：

一眼看萨特个子矮小，厚嘴唇，斜眼，是挺丑的，但只要一听他说话，你对他的印象就会彻底改变，他变得迷人、睿智、敏锐而且幽默，属于那种有很多思想闪光的人，你会不自觉受到他的吸引，而且他很慷慨，而且虽然朝三暮四，却从不始乱终弃，当爱情不再了，他和情人们都保持着往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在经济上“养”着她们。他之所以写戏剧，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让他的情人有角色演。

萨特和波伏瓦都属于健谈爱交流的人，或许跟他们都曾经做过老师有关，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思维非常活跃，所以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跟上他们思想的节奏，否则你就会落后，就只能乖乖地做“学生”。

应该说我们无话不谈，话题涉及的面很广，有政治介入，有文学创作，有日常生活琐事，有对未来的看法也有对过去的缅怀。我最喜欢听波伏瓦讲以前的事情，二战前和二战中她和萨特的遭遇，那是一个我年轻时候在加拿大的雪原里一直梦想见识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神话”。

南方周末：

在《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双人像》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现代》杂志的编辑部，看到萨特弹钢琴，看到萨特的母亲、养女，看到这对文字情侣并排坐在各自的书桌前写作，烟抽得很凶。当时，萨特又是怎么样的状态？

戈贝尔：

1967年的时候萨特的身体状况还好，头脑还非常清醒，思维也非常活跃。几年后其他人拍摄的彩色片中，那时萨特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已经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萨特本来就丑，那时候更丑了，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的症状。他每天抽三包香烟，为了保持思维的活跃，他长期以来白天服用安非他命让大脑兴奋，晚上喝大量威士忌来放松。

最终他的健康全毁了，他产生了幻觉，神智有些不清，逻辑也开始变得混乱，很难捕捉他的思想，尤其是1973年失明以后。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双目失明的萨特，羸弱、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从不抱怨，他常常微笑着，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他晚年的时候，萨冈时不时会去看他，约他在餐厅吃饭，偷偷塞给他一小瓶烈酒，因为海狸已经严格限制他饮酒了。

南方周末：

有人说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骄傲，因为这个奖先颁给了另一个存在主义大师加缪而不是他，您是怎么看的？

戈贝尔：

拒绝诺贝尔奖的一大笔奖金首先需要的是勇气，不受金钱诱惑或者收买的勇气。我记得当时我对萨特说赶快去领奖吧，那可是一大笔钱呐！女人总是实际的。但他拒绝了，我不认为那是出于傲慢，我相信他的理由，作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理由。他拒绝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他不愿意妥协，他永远都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一些法国民众骂他是叛徒，他的房子遭到了塑料炸弹的袭击，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马尔罗的房子也被炸了，很严重，二楼的一个小姑娘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塑料炸弹事件后，他们有一阵子就住在萨特的秘书克洛德·弗帮他们找的公寓里，这是这对“假太太”和“假先生”（“弗”在法语中和“假”是一个发音）难得早晚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光。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萨特都一直和他母亲一道住，后来还有他的养女。

南方周末：

萨特和波伏瓦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各自的恋人你见过吗？

戈贝尔：

他们在巴黎各自住各自的，但几乎天天见面，中午常常一起在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调色板”餐厅吃饭、聊天。就算他们没在一起午餐，那他们也会恪守他们下午四点的约会，约好一起肩并肩地创作。他们可以有六个月时间都不知道对方具体在写什么，但他们的手稿都会在第一时间交给对方“审批”。比如萨特就是那本让波伏瓦蜚声全球的《第二性》的第一位读者。而波伏瓦总会对萨特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意见，有时候萨特很生气，但平静下来他发现波伏瓦的意见“永远正确”。萨特－波伏瓦这对传奇情侣的爱情更多的是维系在他们的思想交流的“绝对透明”上，对待写作如此，对待政治介入如此，对待两人各自“偶然的爱情”亦如此。

1958年波伏瓦和她最后一个情人克洛德·朗兹曼分手，因为年龄差距悬殊（14岁），但两人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还有波伏瓦以前的情人博斯特，大家都是好朋友，包括萨特的情人奥尔嘉、旺达、娜塔莉·索罗金、米歇尔·维昂等。可以说50岁以后，她有很多朋友（老朋友或旧情人），但不再有身体意义上的恋人。他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1967年我为加拿大电台拍摄的三部访谈片就是和克洛德·朗兹曼一起采访萨特和波伏瓦的。

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他们请了资深记者克洛德·朗兹曼来协助我一道采访，朗兹曼是波伏瓦的最后一个情人（当时他45岁，波伏瓦59岁，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但偶尔在影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两个温情脉脉的眼神交流）。

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

南方周末：

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巴黎梦”的？

戈贝尔：

“巴黎神话”对我们这批1950年代生活在加拿大冰天雪地和精神荒漠里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抵挡不住的诱惑。巴黎战后急于忘记苦难、急于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他们出入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的酒吧间、歌舞厅，他们听爵士乐，听鲍里斯·维昂，听朱丽叶·格蕾科的情歌，同时他们也读萨特。他们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揣着一本《存在和虚无》在大街上晃荡。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地都一样，萨特的名声就建立在“巴黎神话”之上，他已经世界闻名，是一个明星，一个像毕加索一样的公众人物，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关注和轰动。1946年萨特到加拿大做过两次讲座，听众都超过了500人，来的很多都是戴着礼帽的上流社会的夫人，听到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的时候简直要惊厥，她们终于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教授。等到波伏瓦后来到各地去讲座的时候情形恰恰相反，因为《第二性》的出版，波伏瓦被骂为“荡妇”、“慕雄狂”、“性冷淡”……一句话，被妖魔化了。大家都期待看到一个疯女人，但见到波伏瓦、听她说话却发现她是个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美丽，优雅，而且才思敏捷。

南方周末：

当时巴黎作家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戈贝尔：

当时作家们的生活更加“圈子化”。所以走进了萨特－波伏瓦的圈子，就意味着走进了以“花神”、“双偶”咖啡馆为中心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的文人圈”，当时我的身边围满了法国作家，尤其是《现代》杂志的一批作者和编辑。而且大家都喜欢去咖啡馆，而且都去那么相同的几家，而且几乎都吸烟，吸得很厉害，有时候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另类，我也会叼根香烟，但我从来都不真正吸进去。

南方周末：

你在1960年代为加拿大广播电台专访了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吉罗、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莱里斯等法国作家，你还为《多伦多之星》、《新观察家》、《潮流》、《花花公子》、《巴黎评论》等写过大量的报道……

戈贝尔：

是的，他们介绍了很多朋友给我认识。这些人很多也成了我的朋友。其中最有趣的是让·热内，《小偷日记》的作者，他说在他身上最能体现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哲学命题。自由是一个辩证的选择，一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也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从小偷让·热内到诗人让·热内到戏剧家让·热内，这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是个人在某个时候作出的选择把偶然变成了必然。

让·热内每次拿到稿费就会一分为二，放在裤子的两个兜里，萨特有次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一般小偷在一个口袋里掏到钱就不会去打另一个口袋的主意了。”他打趣说那是他过去的职业经验。他居无定所，成名后依然过着游荡的波希米亚生活，没有行李，甚至没有换洗衣服，夏秋一身，冬春一身，换季的时候就把原先的那身衣服送给街头流浪汉。我当时觉得他很神奇。

为萨特和波伏瓦拍摄纪录片

南方周末：

“双人像”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拍摄的？

戈贝尔：

这次我在中国播放的这部资料片是四十一年前拍摄的，那是冷战时期，也是越战时期，波伏瓦和萨特都参加了罗素法庭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所犯下罪行的控诉。这也是引起法国社会无数变革、动荡、颠覆的1968五月风暴的前一年。但法国妇女解放运动还不明显，要等到几年后才在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蓬勃发展起来。

南方周末：

萨特和波伏瓦是不是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呢？

戈贝尔：

他们说只要这些影片能让我挣到足够来巴黎的钱，那他们就很乐意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的拍摄。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电影是在1967年拍摄的，就是在五月风暴的前一年，处在一切都在分崩离析的前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是新浪潮的年代，我们肩上扛着摄像机可以在巴黎满大街拍摄，在饭店，在“花神”咖啡馆，在报摊，在萨特母亲家里……

现在有些“波伏瓦迷”和“萨特迷”势不两立，力图彻底否定两人在创作中的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是非常可笑也是非常可悲的。

南方周末：

但《第二性》这个书名是博斯特帮波伏瓦起的，就像《名士风流》是朗兹曼起的。

戈贝尔：

是的，博斯特曾经是萨特的得意门生，二战期间成了波伏瓦的情人，之后他娶了奥尔嘉，而奥尔嘉曾经是波伏瓦的学生，波伏瓦-萨特-奥尔嘉组成的“三重奏”也是《女宾》故事的原型，他们四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在萨特后来的《自由之路》中也有所影射。他们的爱情契约，还有“必然”和“偶然”的爱情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

南方周末：

我记得你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波伏瓦指给你看她和萨特以前爱坐的位置。

戈贝尔：

是的，她说是带我去怀旧，当时我经常陪着她怀旧，因为我们常常一起泡咖啡馆。二战期间他们常去那里，因为暖和，波伏瓦喜欢坐在离火炉很近的软垫长凳上，而萨特通常坐在挨着酒瓶子的桌子旁边。

她还带我去看萨特曾经住过的房子，看她和妹妹“玩具娃娃”出生的房子，尤其是看三楼的阳台，在《闺中淑女》里，波伏瓦写道：“我就坐在阳台上，我就坐在那里看大街上往来的行人。”那是她童年的乐趣，想象大街上这些人可能会有的故事。她还带我看她曾经上过的中学，看《词语》一书中故事发生的房子，它不是萨特出生的房子，而是萨特五岁时寡居的母亲带他住回娘家，一直到她再婚搬到拉罗歇尔去住之前的房子。是他童年时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萨特沉浸在阅读中，萌生了“写作的梦想”。

南方周末：

和你一起拍纪录片的朗兹曼写的回忆录2009年出版，应该可以看到他对他和波伏瓦之间的那段爱情的诠释。

戈贝尔：

我很担心朗兹曼会借波伏瓦拔高自己，他可是个自我感觉很良好的男人。

∽∽ 过去的生活不能由人握在手里 ∽∽

南方周末：

波伏瓦当时五十九岁，她对她的面容很在意，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她的脸部的特写镜头，她对自己的形象满意吗？

戈贝尔：

有一天她跟我提起被“存在的空虚”所侵袭的人生。或许这是一种作品已经写完、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感觉，她认为五十九岁的自己已经苍老了，不可能再有爱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出去远足露营，感觉体力不支，记忆力退化。这是一种心理年龄暗示，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依然是她美丽而自信的脸庞，穿着一件素雅的白色有银色条纹的高领毛衣，白色蕾丝花边的袜子，涂着指甲油，手势极富表现力。她是个腼腆的人，说话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难以模仿。她说话有种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风格，她过去是个教师，她说话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而坚定。我一直觉得她很美，黑发碧眼，优雅而亲切。

南方周末：

1967年波伏瓦已经处在荣誉的巅峰。她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回忆录的三部巨著《闺中淑女》、《盛年》和《时势的力量》，还有描写她母亲去世的书《宁静而亡》……

戈贝尔：

萨特认为《宁静而亡》是波伏瓦写得最好的书，我本人也很喜欢这本书，死亡是一个萦绕不去的哲学命题。波伏瓦的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

南方周末：

萨特1980年去世前后，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好吗？

戈贝尔：

1956年，年仅19岁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阿莱特·艾卡姆找萨特请教写论文备考巴黎高师，见过几面后，阿莱特就成了萨特的情人，1965年萨特收她为养女，为她取得了法国国籍，同时也意味着她将继承萨特全部的著作权和遗产。尤其是1972年，萨特找了一个秘书皮埃尔·维克多，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劫持（霸占）了”萨特晚年的思想，和阿莱特一起和波伏瓦交恶，波伏瓦感到自己受到了背叛，为自己也为萨特感到可悲，幸而她也遇到了她的接班人西尔维·勒邦，后来成了她的养女，她和西尔维一起积极地投身到妇女解放事业中去。是西尔维点燃了波伏瓦晚年对生活的热情和渴望。

1986年4月14日，波伏瓦去世，死因和萨特一样——肺部炎症引起的肺水肿，她被安葬在蒙帕纳斯公墓萨特身边。

南方周末：

1975年你进入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处工作，1997年退休以后，是什么事情让你又回到了对波伏瓦和萨特的关注呢？

戈贝尔：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女，我喜欢到处跑，当年我应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的工作时，绝对是“恰当的时机、恰当的人选”，我的英语法语都很好，受过很好的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还有我对一切都很好奇，干劲十足。在文艺处工作期间我最热衷的是“现场作业”，后来做了负责人我也经常跑一线，我不喜欢呆在办公室里，我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刻板的文件。退休后我曾经想过安定的生活，半年在法国，半年在意大利，享受巴黎的左岸琴声和托斯卡那的冬日艳阳。有两件事情触动了我，一次是2002年，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多媒体图书馆看到了我和萨特、波伏瓦的访谈片了。坦白地说，电影拍完后我就没再去想了，毕竟光阴荏苒，我怕自己受不了那些过去的画面，故人已去！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那个镜头偶尔扫到、挽着如花发髻的年轻女人。

另一次是几年后，我回了一趟加拿大，住在旅馆里，一天我坐电梯出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个女人认出我来：“戈贝尔夫人，我在广播里听到您谈论波伏瓦，您的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忽然意识到，是时候了，是时候去见证这对自由情侣的传奇人生，还债的时候到了，我应该把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忠诚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就像当初他们为我开启了人生一样。

南方周末：

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作为法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应邀来新中国旅行访问了六个星期。国庆节那天，他们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回国后波伏瓦写的《长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新中国的社会现实。

戈贝尔：

二战以后，萨特就提出要“文学介入”，尤其是到了1952年，萨特的政治立场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波伏瓦自然也不例外。1954年萨特、波伏瓦访问苏联，1955年访问中国，1960年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亲自陪了他们三天。他们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很关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他们对中国给予很大的希望，很赞赏中国。萨特有宽广的世界性的意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很关注边缘的人和受压迫的人。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会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很吃惊的。他会对中国的巨大发展赞不绝口。他会想大家是否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萨特的思想又充分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

法国有两届总统都曾盛赞波伏瓦。密特朗总统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而希拉克则公开表示，波伏瓦在文学上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思想的撞击，他以政府的名义表彰她为女英雄。

戈贝尔：

一块记载了作家杰出贡献的粉色大理石纪念牌被镶嵌在巴黎舍尔歇街女作家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的外墙，在那里，她曾经无数次接待过我。2007年，塞纳河上第37座桥落成典礼，这座横跨两岸的精美木桥被命名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桥，直通左岸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国家图书馆。

近年来，她的生活、作品被大量搬上银幕、电视，有故事片也有历史资料片，比如《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萨特，激情时代》、《波伏瓦，一位当今女性》等。纽约大学的学生还把波伏瓦和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之间的越洋情书谱写成音乐剧在纽约和巴黎两地上演。

南方周末：

波伏瓦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是统一的吗？她的回忆录竭力营造一个前后一致、意志至上的形象，但在对自我的追求中，她也有过挣扎和犹疑，甚至是对自我的一种质疑。

戈贝尔：

成长是一种蜕变。在1964年出版的《时势的力量》的最后，她写了著名的一句话：“我受骗了。”有一部分读者很震惊，至少很困惑。她的意思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错了，虚度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问她这个问题。她要如何解释她是快乐的，但同时又时刻受到时光的流逝、偶然、衰老、死亡的觊觎？她说她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因为她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童年梦想，她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年少的梦想。”但人之所以会感到怅然若失，那是因为当回顾往昔，总会发现过去的生活并不能任由人握在手里，仔细端详，它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小时候未来是无限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无限在慢慢变得具体，最后变成了极其有限的未来，大限将至，谁都会有一种受骗、挫败的感觉，因为黎明的许诺只是黄昏的暮色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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