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2013玩形式 2014讲故事

小说：2013玩形式 2014讲故事

好吧，2014年长篇小说的故事，得从2013年说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013年，是小说家们在长篇这一文体中“争奇斗艳”的一年。“奇”和“艳”，说的都是形式带给人的惊诧感。在那一年的盘点中，我是这样说的：“小说家们大多将形式实验留给了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相对精悍，腾挪转身也来得容易。但是，这一‘常识’在2013年正在遭遇颠覆。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者而言，形式感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于，倘若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空间来容纳所要讲述的故事，故事都变得可有可无。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对于长篇小说的重要性，正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长篇小说的质地。”可是，正所谓物极必反，到了2014年，小说家们突然发现，就像恐龙不那么适合翻跟斗一样，将花样翻新的形式赋予长篇小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未免还是有那么些不匹配。转过头来，好故事还是长篇小说的必杀技。于是，重新发现故事，成为2014年长篇小说的独特的景观。

故事探索真相宁肯《三个三重奏》

对于有的小说家来说，故事是探索某种生活真相的容器。宁肯在《三个三重奏》里旨在揭示权力是如何异化男人、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里，他不仅延续了《天藏》里的形式创新——在长篇小说里启用注释这一形式，让注释与正文构成对话，更有趣的是，他将一个在时间层面上前后相续的故事变成三个故事，在他的叙述中，三个故事同时走向了自己的终点，共同帮助他完成对权力之于人性的思考。

故事呈现历史贾平凹《老生》 叶兆言《很久以来》

对于另一部分小说家而言，“故事”是在历史的层面呈现的。贾平凹的新作《老生》直接就用“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第四个故事”作为小标题分隔开漫山遍野的故事。他确实是在“故事”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故事故事，不就是过去的人与事吗。他要用这四个故事讲述中国乡村百年的历史——革命时期、土改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有意思的是，这四个故事并没有具体的人与事的关联，仅仅依凭一位唱师的所见所闻串起来，它们实际上是要说明在关节点上，历史作出了怎样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如何决定了今天的现实。然而，这些故事所体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所一书再书的民间历史观，并未为我们看待百年中国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和内涵。故事就是历史。

叶兆言的《很久以来》以欣慰和春兰的不同遭遇讲述了从1940到2010七十年的历史。她们经历了抗战、建国、“反右”，至“文革”，一个因思想言论被捕并以反革命罪被枪决，另一个嫁给了曾对自己实施强暴的男人。活着本身就成为从历史深处逶迤而来的真理。对于范稳来说，历史就是抗日老兵的故事。赵广陵，这位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黄埔军校及松山战役的战场，他叫赵岑；在国共内战的战场上，他叫廖志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昆明，他叫赵迅。他的经历是如此复杂，一如历史是如此纷繁。范稳说，他希望能通过一个人面对历史与现实碰撞中的无奈与坚守、妥协与抗争，来还原我们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以如此坚硬的姿态楔入了历史。

严肃作家尝试类型小说刘醒龙《蟠虺》 雪漠《野狐岭》

有的小说家在探索将类型文学的故事框架引入到严肃文学中的可能。刘醒龙的《蟠虺》借用了悬疑小说的叙事框架。围绕曾侯乙尊盘这一国宝，不同层面的权力结构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曾侯乙尊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得到了它？谁又要复制它？种种疑问构成了阅读的动力。这是刘醒龙写得最轻松、最从容的小说。它证明了一个纯文学作家在类型小说的领地也能游刃有余。然而，他到底还不是类型小说作者，他仍然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可以说，这些年来，刘醒龙最为关切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如果说，《凤凰琴》是关于基层知识分子命运的，那么，在《蟠虺》中，他追问的是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何在。

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当代长篇小说中蔚为大观，远的不说，近的，本年度还有一本阎真的《活着之上》。小说讲述的是历史学博士聂志远如何在纠结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他的大学同学蒙天舒，在学问平平的情况下通过钻营与投机不断获得世俗利益。小说基本上由聂志远的思想活动构成。这是一部写得过于纠结的小说。在阅读时，我不禁感到疑惑，坚守基本的道德线有那么难吗？需要如此反复思想斗争，患得患失吗？这个患得患失，既在乎世俗利益又志向高远的聂志远并不那么可爱。

以悬疑小说作为框架的还有雪漠的《野狐岭》。《野狐岭》追踪的是一桩疑案：一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两支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一百年后，“我”来到野狐岭，与幽灵二十七会，试图还原当年的真相。这样的故事大约叫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消失在罗布泊的彭加木。

在微信朋友圈里，我曾看到一个以此为题材的微型小说，和《野狐岭》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境之中的彻底消失、激烈的内部斗争、幽深曲折的人性……这些元素都让小说有了传奇的品质。与刘醒龙一样，雪漠大概是不会允许自己仅仅满足于讲一个传奇故事，在传奇的背后，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草灰蛇线般的书写。这位具有浓郁西部气质的作家似乎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特别契合。在他心里，保存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并未被现代性笼罩之下的碎片化世界所破坏，《野狐岭》就是这样一个整体世界的生动再现。

故事的迷恋者严歌苓《妈阁是座城》 笛安《南方有令秧》

当然，还有一些作家本身是故事的迷恋者。严歌苓是那种有能力将平凡的事情讲得暗流涌动、风生水起的那一类人，这固然是她接受了专业训练的结果，但更大程度上归因于天赋。人群中似乎就有这样一类人，他是饭局的中心，一旦他开始说话，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凝神静听。在《妈阁是座城》中，严歌苓尝试讲述当代中国的故事。不得不说，她选择了一个好的空间观察人，那就是赌场。这是她一贯擅长的极端情境，她就是要将人放在极端情境里反复考验，似乎只有如此，人性的成色才会如光谱一样呈现。

小说以2008-2012年的赌城“妈阁”为背景，描写了游走于赌场内外、靠追债讨生活的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的故事。赌徒身上对“赌”这一行为本身丧心病狂的痴迷是这部小说的核，然而自始至终却不能解释为何“赌”本身就是人性的一种。这大概只能说明严歌苓是如你我一样生活在界限以内的人，相信理性。而赌徒，说到底也没能得到严歌苓的理解。所以，她只能用自己擅长的“爱”来归结一切。可是，因为“赌”本身没能得到说明，“爱”也是苍白的。

擅长讲故事的还有80后作家笛安。之前，她得到了苏童这样的评价——“必须承认，年轻的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这一回，她将她的新小说《南方有令秧》植入历史空间中。小说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令秧的年轻寡妇为了获得皇帝旌表贞节的牌坊而一意孤行、苦苦煎熬的故事，当然，她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这中间，有落拓文人谢舜珲的助力，也有令秧付出的时间的代价、身体的代价。笛安意在讲述一个女子是如何突破自己现实处境，通过参与到对现实规则中去，如何“玩弄制度成全了自己”。这是一个多么现代，又多么先锋的女子！不过，这部小说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在历史时空发生的故事，然而，作者并没有进入历史，这种所谓的“不自觉的现代性”不是从生活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是作者凭空赋予她的人物的。

从官场转而专注爱王跃文《爱历元年》

专注于写爱的，还有王跃文。没错，就是那个在媒体话语里专门写“官场”、写基层政治的王跃文。在他的新作《爱历元年》中，他转而书写爱情、婚姻与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危机，可谓“老树发新芽”。和王跃文的所有小说一样，这部小说依然流畅、好看，然而，过于追求“好读”，某种程度上却丧失了故事本身所可能有的深度。

为什么“故事”成为2014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让我们再往前追溯，大概会想起在2012年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说。他说，“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或许，所有的小说家，都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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