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雪漠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文\张玉

现代工业文明入侵农牧文明带来了大自然和人内在精神整体性的溃败，这种双重危机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生态乡村小说就是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为20世纪90年代勃兴的生态文学的一个新的创作分支，生态乡村小说是从生态小说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类别。生态乡村小说是指那些既关注自然生态又审视乡村生活，通过对农民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描写或由对与乡村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生态的展示来揭示社会矛盾、反思现代工业文明、表达终级关怀、寻找“诗意的生存”的作品。生态乡村小说的创作依托除生态学、生态伦理学以外，文化社会学也是重要的创作依傍，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农民的生存现状。[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地投入到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呼唤生态意识的出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动人的书写。贾平凹、陈应松、郭雪波、张炜、赵剑平、荆歌、夏季风、沙蠡等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生态问题。作为生态乡村小说领衔人的甘肃作家雪漠的小说更是特别值得关注。雪漠小说大都围绕腾格里沙漠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溃败了的大自然的书写，对现代人性迷失的深入反思，对宏大的生命境界和意义的探寻，使他的小说在生态文学创作中显得卓尔不群。因此，对雪漠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意识的研究极为必要。

一、生态危机的恶化

 

雪漠以“原生态”的笔触真实地揭示了西北地区农民“生之艰难、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2]（《大漠祭》序）的沉重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形式。雪漠笔下的农民好不容易生发出来的赚钱的法子，总是伴随着老天的作对。青苗拔节时，土地干裂了，青苗都成了干草。农民不得不凑钱打水井，可是要么打的水井没水，要么就塌了，把几千元的钻头也埋在地下了。最终农民不得不贷款买水库里的水浇地，除了打点那些政府官员之外，农民还得日日夜夜站岗，防人偷水。价格如钻天哨的花炮一样上涨的化肥施到地里，好好的麦子却一死一大片。家里的唯一的财路老母猪也在老顺一家的极力挽留中弃世而去了。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深入大漠，过起了牧民的生活。他们在大漠里打沙米，打黄毛柴，拾发菜，抓兔子，猎狐子……可是沙漠里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成精的老鼠大似猫，旁若无人地嬉戏，成群结队地啃食草原。狐子少了，几天也追不上个狐子屁。饮羊时，渴极了的羊群不停地骚动，一些羊被挤到井里淹死了。狼大白天地也袭击羊群，牧民不得不把羊群集中起来放牧，轮流看守。最让人震惊的是十几位刚放学的娃娃叫一场黑风刮进了“海子”中，“帐篷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死娃娃。那娃儿，约莫十岁，头大大的，眼珠暴出，脸色青紫，形态各异：有嘴衔淤泥的，有大眼瞪天的，有张齿咬地的……竟有十二个。”[3]

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是像老顺一样的普通农牧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话，而雪漠塑造的另一类人，如鹞子等生态破坏者的形象则是自私自利的体现，更是让人对这些因为贪欲而引起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痛心疾首。就连边沙漠里的蛇也见人就跑，因为“啥都怕人的，人最厉害。人把啥都吃了，人也最坏。”[2]人猎兔子，仅仅是想吃肉。人猎狐子和狼，仅仅是为了它们的皮子，仅仅是想往银行帐号上存点钱。而狐子和狼的报复却最终不得不由牧民来承受。这些偷猎者，对大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对生命缺乏博爱之心，仅仅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和一己之私而猎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给生长于此、终老于此的农牧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这些生态破坏者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全面溃败。我们不得不为我们远去的家园而忧心忡忡。

二、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与生态意识

雪漠小说中为我们描述了一群“万物皆俯仰自得，按自己的生存轨迹实践着自己的宿命”2]的野生动物，如沙娃娃、兔子、老鼠、蛇、狐子、狼等。在雪漠小说中，这些动物脱离了程式化的死板的形象。狐狸不再是狡猾的象征，狼也不再是贪婪的象征。这些动物只是天地间另一种不同于人类的生灵。我们在雪漠的小说中看到了它们的求爱、捕食、嬉戏、打斗，看到了动物间的团结和亲情。在《猎原》中，我们看到了群鼠一字儿排开，给人作揖，为鼠王求情的感人画面。我们还看到了母狼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想保护两只小狼，可是鹞子却为了做个皮大衣领子破坏祖宗定下的规矩，残忍地杀害了幼狼。这群来自北方的狼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下，对人类发起一次又一次狼祸。这是一群不受束缚的生灵。这群生灵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快，彰显着生命的尊严与高贵。同时，又对人类日渐下滑的人伦关系构成了一个反讽。

相比于这些原生态的生命，鹰的命运就惨多了。“‘挼’鹰的过程是一个惨烈的过程。其程序是，先强行往鹰嗦里塞一个羊毛‘轴’，吐出时，轴上已粘满了能维持它‘鹰’性的叫‘痰’的脂肪。一次次喂‘轴’，一次次扯‘痰’，直到鹰再也没有强悍的物质基础。同时，专人‘熬’鹰，嘿声不断，没日没夜，连续惊吓，使它无片刻安宁，直到疲惫之极的鹰不得不吸食泡尽了血水激不起野性的肉，不得不在早晚半醒半睡时受人的戏弄抚摸，终而乖乖蹲在那只戴了皮手套的拳上，成为一种工具。”[2]当鹰老了，人们把它们放归沙漠，可是它们已失野性，忘记了怎么捕食，怎么适应野外的生存，熬不过一个冬天。这是人类对大自然中生灵的摧残，是对生命的亵渎。

人们驯养的家畜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大漠祭》中羊“永远那么柔顺沉默，很少发怒，即使在挨刀时，也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既不挣扎，也不叫唤，只用善良到极点的眼睛望着屠夫，仿佛在安慰他：‘放心宰吧，我不会怪你的。’”而到了《猎原》中，羊成了披了羊皮的狼，“眼睛寒森森的和狼眼没啥两样了”，“要是有尖牙，要是有利爪，定然会有数以百讲的同类横尸当地”。[3]在雪漠的小说中，我们从动物世界中不难窥视出整个人类的全貌。

三、生态意识与生态人格

生态意识不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更为根本的是从生态的角度对人性进行反思，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驳。[4]人本来就是源于自然的，但是在长期的人类文明进化过程当中，人类却忘记了这一点，以为自己可以统治全世界，统治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灵。强烈的征服欲望充斥着我们的头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一切“物”的存在就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以为兔子生来是给人吃的，狐子和狼生来就是给人提供皮子的。当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容忍人类的愚昧无知、自高自大时，大自然不得不向我们发出警告，让人类尝尝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于是，那批先知先觉者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甚至人与人的关系。

生命是脆弱的。一次干旱、一场黑风、一次狼祸、一种可恶的疾病都足以让人失去生命。生命是短暂的。人生在世，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我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为了躲避各种天灾人祸而绞尽脑汁。生命又是唯一的，不可逆转的。这些生命的特性对于人来说是如此，对于其它生灵来说也是这样。“人和动物的形体有大小，命没有大小。命对谁来说，都只有一条，一旦失去，永不再来。”[2]正是这些才成为我们尊重生命与珍爱生命的理由。生命的这些特性，构成了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人类在生命问题上的原始的认知基础，由此产生人类原始的同情心、不忍之心等最基本的生命意识。但是，生命意识仅仅停留在此意义上，显然不足以涵盖和显示人类这个聪明的生物种类在生命特性和意义上的内在本质。它甚至还没有完全超出人与其它动物的生命在物理特性上的相同之处。人依靠后天的教育与自我选择，不仅摆脱了与低等动物在一些相似性上的共同习性，而且在不同的成长经历与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个性、气质、兴趣、爱好等复杂的特性。因此，对生命的生物和社会文化特性的深刻理解，构成了生命意识中浓厚深重的“人性”底蕴，是认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如是说对生命物理特性的认识，造就了对生命的敬畏与珍爱理念，而对生命的社会和文化特性的理解，则是人类善意、宽容、尊重等“人性”美德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当我们把生命特性的这两个层面展现出来时，生命的真谛及生命意识就显示出它温柔而肃穆的全部内涵。生命是奇特而可贵的，生命是复杂而又生动的。我们不仅应尊重他人的生命，对生命怀有一份敬畏的、无法替代和超越的神圣之感，而且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怀有一份责任，从而让生命在生活中显现它不可侵犯的价值与意义。[5]雪漠小说中像孟八爷一类人物就早已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能平等地对待每一种生灵。正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这些具有生态人格的人才能尊重生态规律，而不是把人类意志强加在这些生灵身上。从《大漠祭》到《猎原》到《狼祸》，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恶化的自然，但欣慰的是在政府和孟八爷等人的思考与引导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保护生态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生态意识，并且也在逐步地具有生态人格。我们看到了希望。《猎原》的结尾，豁子女人在马灯下拔去了狼爪子上的狗牙刺。次日清晨，她家门口便躺着一只被狼咬死的黄羊，那是狼谢她的。当豁子女人与狼那感人至深的画面伴随着狼的远行而结束时，这预示着人与狼的关系变得平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一个和谐的生态境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参考文献：

[1]周水涛，《略论近年“生态乡村小说”的创作指向》，《小说评论》，2005年5月。

[2]雪漠，《大漠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3]雪漠，《猎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4]汪树东，《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北方论丛》，2006年3月。

[5]李霞云，《反思与重构：生命意识的文化视野》，《探索》，2004年3月。

——发表于《文学教育》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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