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vs蒋方舟：讲故事的方法带给我了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

阎连科在布拉格

阎连科vs蒋方舟：讲故事的方法带给我了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

阎连科以捷克语的《四书》成为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作家，当地时间2014年10月22日晚7点颁奖仪式在布拉格古老的市政大厅举行。品特、罗斯、耶利内克、村上春树、哈维尔和克里玛等13位世界著名作家已获得这个奖项。（阎连科供图）

阎连科与蒋方舟，2013年，南京

作家阎连科有个爱好，就是搜集名作家的小塑像，已经搜集了十几座，其中有一座歌德的，其实是个装佐料的瓶子，能从歌德的头顶倒出胡椒粉来。“简直超乎想象。”阎连科说。

令他失望的是，在布拉格，他只找到了卡夫卡的塑像——黑的、白的、青铜的、陶瓷的，却没有找到其他优秀的捷克裔作家的纪念品，无论是还活着的伊凡·克里玛、米兰·昆德拉，还是已经去世的赫拉巴尔、哈谢克。

记忆的残酷，胜过文学史的残酷。被写进历史及教科书的作家众多，然而，被长久地记住，被反复以其作品中的古老怪诞的预言，去比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小说家，那些“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却只有寥寥而已。

阎连科算其中一个。

成为获得卡夫卡奖的首位中国作家，阎连科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陪榜”生涯。这个延续了十四届的奖项，他之前从未入围过，捷克语的《四书》一经出版，即刻获奖。上一个获此待遇的得奖者是英国作家品特。

《四书》讲述了黄河边一个右派劳改农场里的故事，这是一部仿圣经体的小说，所有残酷，在腾空的语言里，都显得诗意和富有张力。在这本书里，他是逃兵，逃避现实的书写；是叛徒，背叛了所有写作的规则；更是一个疯癫的预言家，呢喃着脑海中的图景。

“阎连科的写作，描述了无法描述的场景，以及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记忆。”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这样写道。

颁奖仪式在布拉格古老的市政大厅举行，这座尖顶的建筑外壁镶嵌着的星象钟，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因为它显示着巴比伦时间、古老的捷克时间和现代时间。这座大钟目睹过这座城市里伟大的人物和澎湃的文化，血腥的历史与愤怒的时代，精确地把一切记录下来，一如小说家所尽的职责。

颁奖那天下了雨，城市愈发地冷，却依然有很多市民穿着正装，自发地来见证典礼。

在刚刚开始朗读他的获奖演说时，阎连科的手不断地颤抖，原本以为他是出于紧张，后来才知道，是灯光投射的阴影完全挡住了稿子，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他的演说里，把自己比作那个只能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从来就不是在花团锦簇中歌颂光明的作家，也和文坛的热闹保持着距离。他也能写温情脉脉，甚至把人感动得潸然泪下的书，例如他最畅销的书《我与父辈》，可这种写作，因为难度低，而让他警惕。

简单地说，阎连科写不来那种让读者看了高兴的书。可是，正如卡夫卡20岁时在一封信中写到的：

“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阎连科小说之所以如冰镐一样凿碎我们的心，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众人皆残的受活村、人人都生了热病的丁庄、以难以控制的速度膨胀的炸裂乡，这些都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觉，也不是什么病态的梦境。小说里那些难以想象的罪恶，以及毫无希望的规则，恰好构成了我们的现实。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会经历厌倦、自我怀疑和失望，而阎连科从来不掩饰他的挣扎与患得患失，“有时会因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丧十几天，导致对阅读和写作都失去意义和追求。”他也不止一次地抱怨，上一部小说《炸裂志》的语言并无特色。

然而，对于写作，他一路丢弃又一路重拾，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几千字的创作量，工作量超过一个壮年的作家。并且，还坚持手写——正如同他坚持不学英语的固执，把手稿交给打字员，有时还会被过于负责任的打字员强行修改她认为不规范的词句。

相对于创作的深刻与严肃，阎连科在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被岁月侵蚀的诙谐本能。仿佛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预言，当他写了几十年的荒诞，生活中的荒诞便如约而至。例如，通知他得卡夫卡奖的邮件，因为他不懂英文，而被遗忘了好多天；领完奖之后，他带领着陪同领奖的朋友和捷克文翻译，饥肠辘辘地寻找一个温暖的餐馆，如同领着羊群的牧羊犬，却几乎没有一个餐馆能容纳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他懊悔没有戴着领奖的一条漂亮的红围巾，第二天就永远地遗失了。

阎连科总爱调侃自己的河南口音，还有白得不够彻底、不够漂亮的头发。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幽默最大的功能，是让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得模棱两可，而阎连科的幽默，也让他所经历的坎坷与苦难，争议与荣耀，都变成了漫长的路上模糊不清的影子。

对话：

蒋方舟：在已有的14届卡夫卡文学奖中，听说只有你和英国作家品特是第一次入选就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而其他12位作家，如罗斯、耶利内克、村上春树、哈维尔和克里玛等，都是至少入围两次以上才得奖。当然，2005年，品特在获得卡夫卡奖后马上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你，因这次获奖，也终止了“陪榜”的旅程，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阎连科：谢谢你的这些提问。一个作家面对一问一答，就如一扇门窗面对风吹时的欲开欲关样。今天，就让我把能打开的门窗全部打开来，如实招出，坦开内心，用门户大开来迎对这些问题。

对获奖和陪榜，没有什么看法，这一切都不是写作的终止。就是第一次入围就获奖，也并不说明你比别人写得好，大概说明你也许比别人运气不差吧。

无论这个奖在世界上影响大小，世界各国怎样关注，我都深知我在获奖后应该怎样面对这些。一是我的年龄，已经从生命抛物线的高峰开始下滑，这个越过了抛物线高峰的生命体，对于世界、荣誉和世俗的认识，已经变得有些疏淡和坦然，而对死亡和生命最后的尾声，反而会想得更多更多。也许我不应该说这些。我是个一生都异常恐惧死亡的人，可过了五十岁后的这些年，却几乎每天都情不自禁、无可阻止地想到“死亡”两个字。当一个人脑子里总是跳出死亡的画面和字眼时，他会觉得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甚至会觉得，一切的热闹与努力，都是为了把人生虚空的仓库码得满一些。甚至想，人活着，一切为了理想的奋斗，都是为了自己最终走向死亡时对自己灵魂的安抚。所以说，卡夫卡奖到来的喜悦，当碰到头脑中不期而至的死亡二字时，就如一粒萤火碰到了巨大的黑洞；如一点温暖，要面对巨大的寒冰。当然，如果十年之前有了这项荣誉，我会比现在兴奋许多，不是因为那时年轻，是因为那时我可以用荣誉的兴奋来掩盖和助我逃避这个关于死亡的问题。死亡——当一个人开始时不时地想到这个问题时，什么事情在他面前都会变得淡然、理性乃至冷漠了。

蒋方舟：你似乎总是会提到“失败感”，这种失败感是来自与写作的搏斗更多，还是来自日常的生活更多呢？

阎连科：生活的失败感和写作的失败感在我很难分得清。我有时会因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丧十几天，导致对阅读和写作都失去意义和追求。我是相当患得患失那种人。比如明年是作家陆文夫逝世十周年。他生前忘年交的好友陈丰女士为了给这位前辈作家出套文集做纪念，编好几卷本的文集后，今年一整年为陆文夫的文集出版寻找出版社，结果家家出版社都因为“市场”而推卸。这让我想到写作的残酷和意义与无意义。还有张贤亮的去世，有篇报道的题目深深地刺中了我的内心：《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大概是这个题目吧。它道出了写作的残酷和现实对文学的全部内涵来。不要忘记，张贤亮和陆文夫，都是上一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结局，也将是我们的命定。当然，谁的写作，都不是为了追求不朽。鲁迅和曹雪芹，也都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非为了不朽而写作。但命运让一个人过早地看到他一生追求的结局是怎样时，那种挫败感，就有着无法说的凄楚和伤痛。

听到泰戈尔在死亡之前，叹息自己一生努力而一事无成时，而有哪位作家、诗人能不为自己文学的挫败而默言、无奈和沉默呢？所以说，我是深知失败最是作家命定的生活和写作的命运了。

蒋方舟：你之前的《丁庄梦》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影像化？

阎连科：我始终认为，电影这件事情与我没有太大关系。就像种子公司将一把菜种、一粒树种卖给别人后，人家种与不种，种在哪儿，用怎样的方式培育、养成都与种子公司没有关系那样。顾长卫的《最爱》也确实是根据《丁庄梦》改编的，可那除了他与我共同收获了一把辛酸泪，其实已经再无他获了。我最想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是《年月日》，这中间我和顾长卫等人共同努力了七八年，剧本几易其稿，现在看来也是窗子对风的收获吧。这些经历与过程，让我更坚定地认为，文学才是作家的立身之本，而非影视的改编与热闹。

蒋方舟：对于你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四书》，看得人心惊肉跳，时而想要躲在地底下，时而又想高高地飞起来。你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

阎连科：就长篇写作言，《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写作那几年，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之后我的写作被他人和自己约束了。直到创作《四书》时，这种感觉才又重新找回来，并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和笔端。说到构思，是1990年我在军艺读书时，有位同学是兰州军区的，他曾经在坦克部队服过役，说他们的坦克部队，在甘肃的沙漠训练时，烈日之下，沙漠之上，一辆辆隆隆的坦克车从沙地开过去，忽然发现铁轮下有一根根、一片片的白色骨头露出来。后来坦克车停下后，大家捡起那根根片片的骨头查看时，惊异的发现那些骨头都是人骨头。

再后来，就知道那片沙漠上曾经在“反右”时，是“五七”干校了，是我们值得敬重的作家杨显惠写的《夹边沟纪事》那地方。那根根片片的白骨头，是一批知识分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留在那儿的生命和遗迹。这就是《四书》故事构思的开始。对我来说，小说构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人都讲的写什么，另一部分是很多人都讲的怎么写。写什么自然是指内容和故事了。怎么写就到了讲故事的“讲”上去。《四书》从九○年构思开始，到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纪事》，2000年前后在《上海文学》连续发表我都没有写，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加之后来我写作命运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直到2009年所谓的“圣经语言”和四本书的“书摘体”走进脑子里，也才算构思成熟，可以动笔写作了。

对我言，所谓构思，多都不在故事间，而在讲故事的方法上。我的构思不是构思故事，而是“寻找方法”。灵感，不是让我张嘴，而是让我怎样张嘴，发出怎样的声音来。回到《四书》的方法构置上，2009年很偶然的一天里，在我从家去人民大学的路途上，脑子里忽然跳出了一个异常奇怪的画面和念头：我想如果有个人有一把枪，那支枪里有子弹，他见了谁都要把枪递给人家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科长、处长、情人、父母，如果他见谁都这样递枪要求对方开枪把自己打死时，那该是怎样的场景和画面——于是，“孩子”的形象和讲故事的方法同时在我脑里产生了。有了那样的“讲法”，原有故事的碎片也就完整了，齐全了。

甚至可以说，在那一瞬间，是讲故事的方法带给我了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这就是《四书》的产生。也就在2009年5月的那一天，我去人民大学办事的第二日，我开始动笔写下了《四书》的开头：“大地和脚，回来了。”

蒋方舟：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过让自己后悔的写作？还有什么一直想写而未写的题材？

阎连科：说到让自己后悔的写作还是有。比如《丁庄梦》，是让我自己最后悔的一次写作。那故事充满着作家讲述的谨慎而非自由和狂放。

说到想写而未写的题材，那就是我在部队待了26年，而我所在的部队，又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比如“解放台湾”的一江山岛之战，“沙家浜”的荣誉光环，孟良崮的浴血生死，七九年的“自卫反击”等，这些历史和历史中作为人的军人们，凡此种种，我都没有开始去写去触碰。对我来说，我能讲的独特故事太多了，只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讲它，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讲述它。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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