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何必以“代”论文学

郜元宝：何必以“代”论文学

一群作家聚成社团、流派或文学现象，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倘论年龄，却很复杂。或较接近，如初期“创造社”。或成员庞杂，年龄差距也大，如“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若算上后期加盟诸君子，“创造社”内部的年龄差距也不小。现代作家聚在一起，主要因为文学观念、出道时间、出生地(如“东北作家群”)或政治立场(如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比较接近，不曾有过以年龄为依据的作家群概念。“60年代出生作家群”提出之前，“当代文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再看“古代文学”，“建安七子”，孔融大其他六位平均二十岁。“初唐四杰”，骆宾王大卢照邻十八岁，大王勃、杨炯三十一岁。照这样算起来，“80后作家”完全可以和50后、60后、70后比肩而立，可惜至少在目前，当代中国作家不知为何，非要以十年为期，被分割得几乎不像是同时代人。更难以想象，他们能否像“建安七子”、“初唐四杰”那样跨越年龄的小沟小壑，构成文学史上关系紧密的作家群落了。

这很奇怪。为什么90年代以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鱼贯而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谓“代”，“朝代”之谓也，并非年龄“代际”的分野。文学贵在个性和超越性，它允许也鼓励作家摆脱时空局限，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化的人实现精神交流。年龄接近，所见所闻所思所写更能相通，这好理解。但恰恰因为“年相若”，彼此知根知底，分化也愈激烈，这在文学史上同样司空见惯。如果仅仅因为年龄靠近，作家之间，作家批评家之间，或作家、批评家、读者和文学赞助者之间就“抱团取暖”，恐怕不正常，也不会长久。除非大家都一成不变，毫不发展。

年龄好比作家胎记，随着创作个性日渐成熟，注定要被掩盖。整天把年龄胎记露在外面以寻找文坛定位，这恰恰是文学上不成熟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暗示80后们要隐瞒年龄，或即刻内讧，互相死掐，以显示各自的成熟。

我生于60年代中后期，80年代末接触“当代文学”，当时看不到一个同龄作家的影子，真是“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了，但好像也并不恐慌，装模作样看起“知青文学”、“重放的鲜花”来，也没有隔膜到不可理喻。90年代初，同龄人中作家倒世出了不少，但我跟他们并未因此就格外亲近。有人说批评家最好批评同龄作家才深切有味，所见才更靠谱，对此我总是有点怀疑。批评史上，“尚友古人”或“隔代亲”的现象，远比同龄人“抱团取暖”来得普遍。刘勰《文心雕龙》从《尚书》、“诗骚”一直讲到和他同时代的齐梁文人，浑然不计自己和批评对象在年龄上有无差距。别林斯基小果戈理两岁，评果戈理的文章代表了他的批评高度，但二人到了晚年，还是分道扬镳。何况在果戈理之外，别林斯基也评过涅克拉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年长的作家。杜勃罗留波夫小冈察洛夫二十四岁，并不妨碍他写出《什么是奥波洛摩夫性格？》那样在批评史上精光四射的名文。夏志清评年龄接近的钱锺书、张爱玲，固然最有心得，但他的哥哥夏济安谈得最精彩的还是相差三十五岁的鲁迅。

因此我认为，不必以“代”论文学，而要具体审查同代作家相通或相异的文学品格，这样才不会被表面的年龄所眩惑。当然也不必故意不看作家年龄，故意不看因为年龄关系而面临的大致相近的精神文化问题，——这同样是被作家的年龄绑架，忽视了他们的创作实际。

我们尽管不济，没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但避免掉进自己编造的年龄的神话，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吧？

来源：文汇报

【作者简介】

郜元宝，1966年生于安徽铜陵，1982年考往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连续读书十年，1992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上海市中、长篇小说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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