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洛·契斯：《栗树街的回忆》

丹尼洛·契斯：《栗树街的回忆》

关于作者丹尼洛·契斯

二十世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契斯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市，“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难到黑山，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开始文学生涯，作品有《花园，灰烬》《沙漏》《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等，曾获得塞尔维亚NIN文学奖、美国布鲁诺·舒尔茨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他的作品虽受到国际瞩目，在本国出版时却常引起奇特的骚动：《达维多维奇之墓》被诬蔑抄袭了索尔仁尼琴、乔伊斯、曼德尔施塔姆、博尔赫斯、梅德韦杰夫兄弟等作家，布罗茨基对此评论说：“一位作者若能在一本135页的小说里模仿这么多位风格迥异的作者，那么怎样赞美他都不为过。”他还称扬契斯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重新定义了悲剧”。1979年，契斯侨居巴黎。1989年，他因肺癌去世，据传他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苏珊·桑塔格语）

编者按在那个物资匮乏、战祸频仍的贫瘠年代，“恐惧”是梦境的主要背景；而梦想，却抚慰了一颗颗彷徨的心灵，为人们在乌烟瘴气的现实中，找到可供喘息的净土。一九六九年，丹尼洛·契斯的《栗树街的回忆》在贝尔格勒出版，最初是以塞尔维亚语印行，其后被译成英文，受到国际的瞩目。

如作者所言，他承袭了母亲爱说、融合事实与传说的癖好，因此他的创作，往往不是全然虚构，而是糅合了个人经验与感触，如梦似幻、风格独具的文体。作品中二十篇动人的短小故事有着全然不同的风格，作者丹尼洛·契斯用看似梦幻般的田园诗写作的方式，以男孩安德烈亚斯·山姆的视角，呈现出特殊岁月里南斯拉夫乡间的生活与世态。童年的天真、稚朴，微小的惶惑与悲哀，都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下，映照出成人世界的荒谬和苦难。

出生证明（一篇简短的自传）

我的父亲出生于匈牙利西部，在当地的一所商业学校受的教育，这学校由一位韦瑞格先生经营——他最终变成了乔伊斯先生笔下著名的利奥波德·布鲁姆。我相信是在弗朗茨·约瑟夫二世自由政策的影响和渴望种族融合的双重作用下，我的祖父把他未成年的儿子改姓了匈牙利人的姓，但是我们家族史的许多细节将永远晦暗不清了：1944年，我的父亲和我所有的亲人都被带到奥斯维辛，几乎无人返回。

在我母亲的祖辈里，有一位黑山的传奇英雄，他在五十岁上才学习读书写字，以此在剑的荣光上更增添了笔的光辉，还有一位“亚马孙人”砍下了土耳其暴君的头颅复仇。我所描述的这家族的珍贵品质将随我而逝。

1939年，我四岁大，匈牙利颁布了反犹太法案，我的父母亲让我在诺维萨德的圣母升天教堂里受洗成为东正教教徒。这救了我的命。在1942年，就在诺维萨德大屠杀之后，我们逃回匈牙利我父亲的故乡，直到十三岁之前都住在那里。我在富裕的农人家当仆人，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公教要理和天主教圣经。弗洛伊德称为Heimlichkeit的那种“令人痛苦的陌生感”，成了我文学上和精神上主要的刺激。九岁时，我用匈牙利语写下了人生中最早的一些诗：一首关于饥饿，另一首则是情诗——毫不逊色。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将事实与传说糅合在一起讲故事的癖好；从父亲那里遗传的是——伤感和讽刺。我的父亲是一份国际时刻表的作者，国际时刻表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是一种文学遗产。这也影响了我和文学的关系。

我母亲在二十岁之前都是一位小说读者，当她发觉小说是“虚构”的时候，她便没有丝毫遗憾地摈弃了它们。她对于“纯属虚构”的厌恶也潜藏在我心里。

1947年，我们被红十字会遣送回黑山我叔叔的家，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涅戈什　的传记作者和评论家。到那不久我就参加了艺术学校的入学考试。我们被要求画伏尔泰的半身像——乌东的石膏像作品，那让我回忆起一位在诺维萨德认识的德国老妇人，我就照老妇人的形象来画。尽管如此，也许是因为我其他的作品，我还是考上了。到我做好必要的入学准备之前还须等上一两年的时间。我决定先在那段时间里完成文理中学的课程。

有两年的时间，我在当地的音乐学校学小提琴，我的指导老师是老塞蒙纽提，我们尊称他为“帕格尼尼”，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对颤音的钟爱。就在我做到第二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学校迁到了科托尔。我继续凭着听力演奏，专攻吉普赛音乐、匈牙利情歌还有——在学校舞会的时候——探戈和“英国”华尔兹。

在文理中学里，我继续写诗。我也翻译匈牙利、俄国和法国诗人的作品，主要是作为文体和语言的练习：我在训练自己成为一名诗人，学习文学的技艺。教我们俄语的是一位白俄军官，他从二十年代起就流亡在外，帮请假的老师代课，他还精通数学、物理、化学、法语和拉丁文。

从文理中学毕业后，我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就读，我是新创办的比较文学系的第一位毕业生。

身为塞尔维亚-亚克罗地亚语的讲师，我曾在斯特拉斯堡、波尔多和里尔教书：近几年我住在巴黎第十区，一点儿都没有思乡。有时当我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听见我的同胞互相叫唤，停在我窗下的车上的录音机里，传来手风琴的高扬乐声。

1983年

（《栗树街的回忆》[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

一位抵抗虚无的作家

景凯旋

契斯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小城苏博蒂察，靠近匈牙利边境。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母亲是黑山塞族人，信奉东正教。他从小生活在苏博蒂察南边的诺维萨德，那是个横跨多瑙河的城市，居住着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德国人。一九三九年，匈牙利颁行反犹法律，父母让他受了东正教洗礼。一九四一年诺维萨德被匈牙利吞并后，周围的敌意迫使他父亲不断搬家。童年的契斯始终处在恐惧之中，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一九四二年，诺维萨德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受害者尸体被扔进冰冷的多瑙河。契斯全家逃到父亲的匈牙利家乡，但在那里也不安全，经常有士兵和警察闯进家里检查证件，翻箱倒柜。契斯意识到自己仍不属于这儿，乡村天主教堂的钟声让他感到神罚的恐惧，他白天在学校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晚上在家里接受母亲的东正教教育。一九四四年，他父亲及其亲戚被送往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回来。

“二战”结束后，他搬到母亲的家乡采蒂涅，进入当地一家音乐学校学小提琴。毕业后，他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并获得首个比较文学文凭。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家和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一九六二年，最后十年他移居法国，此间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却接受了大量采访，写了不少随笔，直率地批评国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在他的故土，往日的情景将会重现。

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从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他读出的是杀戮和死亡。林中仙子与冬天发黑的窗户、雪地里的枪声融合在一起，成为缠绕他的噩梦。这种梦境延续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它归于母亲的遗传，母亲给他讲故事时，总是喜欢将事实与传说混淆起来。

《栗树街的回忆》描写的是纳粹时期的生活，全书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跳动、省略、断断续续的片断，构成每一个章节。儿童山姆的家庭住在栗树街，有着优美的乡间景致，他每天的生活虽然艰辛，却充满童稚乐趣，放牛、游戏、尿床、初吻、马戏团、捡蘑菇，各种片断式的印象构成了一个孩子的现实世界。接下来，周围发生变化，酒鬼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了。从幸存的姑妈那里，山姆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从父亲留下的家族档案中窥知了部分事实。在孩子的想象中，父亲一点也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不朽的遗言，“他们用棍棒和来复枪的枪托殴打他；他呻吟着倒下；女人们为他鼓劲，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然而他——天哪！——哭得像一个婴儿，他那叛变了的肠胃散发出恶臭”。

家庭的巨大灾难叙述得如此平淡，甚至有点戏讽的味道。如果说，小说是作家赋予生活一种形态，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噩梦。这种不连贯的叙事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简短的片断组成繁复的印象，表现出世界的不可解释性。在创作上，的确可以看出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舒尔茨甚至卡夫卡的影响，但对真实资料的使用却体现了契斯的特色。（选自《读书》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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