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由银勺铸成的婚戒，从回《辛德勒名单》

一对由银勺铸成的婚戒，从回《辛德勒名单》

从前那儿有一栋房子，

房子中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

那些装饰漂亮的房间，间间充满许多秘密和回忆……

直到那些陌生人来毁掉这个天地。

他们掀掉了屋顶，冷酷无情毫不痛惜，

又开始一砖一石地推倒墙壁。

慌乱中一扇扇房门目瞪口呆，

沉睡中一扇扇窗户眼睛紧闭，

纠结的铜线中电流已死去，

四壁扑倒，天花板轰然落地，

不见了墙角，街道上洒满了无价的传家宝和破碎圣物的灵魂，

一堆堆财物浸满回忆。

人们在瓦砾中乱翻，寻找着逝去的世界，

无能为力地在悲哀中摊开自己的手臂：

“而今我们的珍宝在哪里？”

哭泣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的孩子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裾，

他们用指甲刨挖着土堆，

极力要找回一些宝贵的劫后残余。

附近的房子冷冰冰地旁观，

看那栋房子如何被人从地图上抹去。

邻居们在贤哲的教诲中搜尽枯肠，

为一栋建筑的毁灭寻找某种颂诗作为根据，

希望这场牺牲能够挽救他们自己，

没有一个人敢干预，

唯恐灾祸殃及自己……

直到那些陌生人在他家门前也挽起了袖子。

事情发生在德国人占领下的克拉科夫，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约两年以后。当时已经取消了对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德国人正在朝着最终彻底消灭犹太人的目标阔步前进。

从晚上9点到清晨6点，强制实行宵禁，禁止犹太人乘坐火车和市内有轨电车，并且命令他们必须佩戴带白底上有蓝色大卫之星的臂章。孩子们被当地学校驱逐出来，每个犹太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张“肯卡特” ，即一种由警方颁发的黄色身份证。

然而，有些犹太人没有这种身份证，这使他们面临着被人以那种臭名昭著的“转移”的名义立即驱逐出境的境遇。我和弟弟马塞尔就属于这一类。

我父亲通过走门路花了一大笔钱，为我们从郊区一个村子——奥尔沙村的村政府搞到了伪造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能够通过偶然的检查，但是万一被人发现这是假证件，那给我们招来的惩罚通常只是——一颗子弹打得我们脑袋开花。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像发了疯似的寻找住宿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扫烟囱的基督徒家里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寄身的长沙发，不过每个月的租金贵得惊人。但是，就连这个长沙发也只能在晚上9点到早晨8点之间让我们容身。白天，我们迫不得已，只有在奥尔沙村的胡同和小道上闲逛。

当地人怀着恐惧和露骨的敌意看着我们。他们恐惧，是因为如果有人发现他们帮助犹太人或与犹太人合作，就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另外，由于村子紧挨着一个空军基地，这也造成他们不信任任何陌生人。虽然没有人费心盘问我们的身份或者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冬天。有时候凛冽的寒风夹卷着雨雪笼罩着大地，而在其他的日子，我们的悲惨世界干脆完全被刺骨的西伯利亚风暴吞没了，那风暴发着淫威，在天地间铺展着无数雪丘和厚厚的坚冰。我们真羡慕那些幸运的人们，他们安全舒适地在自己家里享受着温暖。

马塞尔和我直到深夜都找不到躲避风雪的地方，我们被迫待在室外。寒冷冻彻骨髓，我们冷得浑身发抖，脚步沉重地趟过雪地，跨过闪亮的冰面，直到我们感到头脑都被冻木了。

为了鼓劲，我们闲扯着战前那些快乐的日子。我们极力互相开着玩笑，甚至努力地想笑一笑，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压倒了我们轻松的企图，并且把它转变成凄惨的笑话，那可真是惨不堪言。

每天下午，我们都在有轨电车终点站对面的报亭后面转来转去，等着我们十岁的弟弟伊祖，他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罐汤和一些简单的最新消息。他的样子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所以他在那些同车来的旅客当中并不惹眼。不过要是德国人突然检查身份证或者哪个起了疑心的旅客进行揭发的话，他很容易就会把小命搭上。

整天待在室外简直要把人冻僵了，我们就这么熬过了三个月。一天伊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罐汤来了，他还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搬到犹太人聚居区去。我们的父母要我们回家去帮助收拾剩下的那些财产，打包装箱准备搬家。

那天晚上，我们违反种族法和宵禁令，摘下了大卫之星臂章，上了一辆有轨电车。马塞尔坐在司机后面第一行座位上，而我坐在最后一行，靠近下车的车门。

这样，万一发生纳粹分子抓人的意外事件，我们两个人里至少总有一个能够跳车逃命。通常从我们住的村子到城里乘车不过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晚上，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那辆有轨电车也好像和时间一起联手折磨我们，开起来好像蜗牛爬行。

我极力睁大眼睛盯着窗外，但是我能看到的只是其他旅客和车厢内的景物在车窗上的反光。我表面十分平静，但实际上，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里来了，我听得到血液在血管里突突跳动的声响，只有车轮在轨道上行驶发出的声音超过我的血流声。

啊，我们多么渴望看到母亲、父亲和伊祖，多么渴望看到我们的家！到家了，他们像欢迎勇敢的英雄一样欢迎我们的归来——不是用勋章，而是用接二连三的亲吻。三个月来，我们第一次享受到奢侈的家庭晚餐，第一次享受到热水浴，那舒服劲真是令人销魂难忘。

在德国人对我们进行了两年的巧取豪夺之后，没有多少贵重的东西需要打包装箱的了。然而，为了准备把剩下的家什搬走，我们还是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因为这些家什满载着我们对昔日家园的回忆。

父亲避开了大部分这种令人心酸的工作，因为他黎明前就出去寻找搬家的车辆了。但是他又怎么能找得到一种办法，把我们最心爱而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搬进犹太人聚居区呢！

这段日子变成了那伙有些运输工具的人发财的机会。他们利用犹太人的不幸获利，漫天要价，提出种种毫无道理的条件，乘机捞上一把。

那天晚上，我们把家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楼上搬下来，装到一辆农场的马车上。拉车的是一匹骨瘦如柴的可怜老马。这辆车平常是用来往地里拉肥料用的。

我们匆匆向这所住宅告别，父亲也没有说点儿感谢的话，就把钥匙交给了看门人。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们有的只是只言片语，几滴清泪，再三回头望着三层楼上的那几扇窗户，向它抛去最后几个飞吻，也许这真是最后的飞吻了——谁知道呢？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夜在前面等着我们，丝毫看不到早晨情况会好起来的希望……

那辆马车一路辚辚作响，散发着臭气，母亲、父亲和伊祖跟在车后，向克拉科夫犹太人聚居区走去，就好像组成了一支为我们的遗物送葬的队伍。我和马塞尔又小心地从袖子上摘下了臂章，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我们返回村里的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宵禁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担心被德国人抓住，所以一下车就又戴上臂章，并且匆忙向我们租住人家的那条长沙发奔去，在那上面，至少我们可以放松休息直到天明。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浑身上下湿淋淋的犹太人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他一边不停脚地走着，一边警告我们，一个党卫军在前面的桥上把守着，正在把任何想过桥的犹太人扔到那条河的深水里去。我们没有再多问，马上掉头而去，并且开始跑起来。但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没地方可去。我们的家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它的门已经上了锁，钥匙在看门人手里。而他从来就讨厌犹太人。我们的家人此刻在犹太人聚居区，可这么晚了，根本不可能进入犹太人聚居区，特别是又没有正当的证件。我们发现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时刻感到宵禁令就好像一个恶魔，把它的呼吸吹到我们脖子上。

不能如愿回到我们租住的那条安全的长沙发上去，我们冒着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被迫又摘下臂章。我们挖空心思想要另找一条能够回村的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我们走路时极力作出悠闲的样子，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走进第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时，我们一下子被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吞没了，并且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冒险请求任何人的帮助。我们必须找到另一座桥，不管它是否存在，而且还要避开空军基地。

为了让人以为我们是当地的居民，我们决定装成一对醉汉。我们摇摇晃晃，脚步蹒跚，相互叫骂，大声地说着一些淫词荡语。马塞尔走在头里，我跟在后面。茫茫的黑暗，极度的惊慌失措，外加上担心碰上反犹分子，这些加在一起，对于我们能作出那么一副最为下流无耻的样子倒是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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