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北大“伤害”了零时工毛泽东

 

1918：北大“伤害”了零时工毛泽东

 

文/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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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该同志有“轻视、蔑视、甚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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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我党老一辈革命家，虽说每个人都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虚誉，其实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早在三十年代就都当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就算是革命烈士项英同志了，但项同志也因“皖南事变”长期被党史定性为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说，毛同志不也正是依靠了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们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可是毛同志为什么还会长期“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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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该同志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对知识分子的成见由此而始。这几乎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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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后时发现：所谓“受气”之说也仅仅是毛同志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客观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同志气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而已。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中都曾经给了毛同志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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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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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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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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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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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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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同志在北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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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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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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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动搭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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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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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谓的“受了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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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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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同志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同志，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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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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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同志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同志是很注意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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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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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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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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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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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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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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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外，另一个所谓对毛同志造成“伤害”的，肯定就是张申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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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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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张申府，却又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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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党史将张申府先生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并不为过分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极少数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算一个。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才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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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为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时，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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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荐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的便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一回国就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说周恩来回国时手中还持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不管是怎么一种说法，张申府对周恩来的影响总是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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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降世。张申府先生一人既识文曲星在先，又识武曲星在后，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慧眼啊！张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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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水镜先生望着刘备远去的背影还喟然长叹道：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而申府先生所推荐的周恩来、朱德一文一武则虽得其时，不得其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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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嘛！总是那样颠三倒四，那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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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申府饶得有如此之慧眼，却仍有致命的眼浊之误。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一代紫微星君，一个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属下，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先生却眼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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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浊还不打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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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评介庞统（即水镜先生所说的凤雏先生）说“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毛同志倒也并非“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其时之毛同志正无“事”可视，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对于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认真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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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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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同志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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