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用个人独立不移的声音述说

高行健：用个人独立不移的声音述说

文学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实录，作家对人生和人性的洞察力固然来之于作家的生活经验，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作家独特的秉赋，那种洞察幽微的能力，并且把唤起的感受诉诸审美而通过语言加以陈述。

作家，这里说的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而非写时政评论和报刊的专栏作家，如果既不从政，又不屈从市场炮制的时尚和大众趣味而坚持文学写作，首先得出于内心的需要，不吐不快，其实这原本也是文学的初衷，而且古往今来，东方与西方可以说从来如此。这样的文学既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也超越现实功利，乃是人类生存条件和人性的见证。

现今这全球化的时代，有幸解除意识形态束缚的文学，如果不理会市场炮制的时尚，又敢于面对人当今的真实处境，文学就得救了。这样的文学求之于作家的是真诚，也即毫不回迁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境，这种真实与真诚的文学正是现时代人们期待的文学。

回到实在而又脆弱的个人

诚然，文学无法拯救这个世界，作家也不是救世主，而且恰恰得摆脱这种虚幻的角色，回到实实在在而又脆弱的个人，才可能对人世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文学只能是作家个人的声音，一旦弄成人民的代言人或民族的喉舌，这声音且不说虚假，而且一定声嘶力竭。作家也并非真理或正义的化身，自身的弱点与毛病并不比寻常人少，只不过藉文学写作而得以净化。再说，作家也不是法官，不做是非的裁决和道义的审判。作家更不是超人，替代不了上帝，这种自我无限膨胀的时代病，应该说还确实风行过一时。现今的作家如果也能解除自身的这种虚妄，以平实的态度和一双清明的慧眼，既清醒关注这大干世界的众生相，又冷静观审混沌的自我，笔下的作品也就有可能经得起一看再看。

作家正是社会和人性的观察家，一旦摆脱现实的功利，突破内心潜在的障碍，明心见性，这种观察便透彻入微，而且无所忌讳，才可能深刻揭示并呈现人生的真实处境。文学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实录，作家对人生和人性的洞察力固然来之于作家的生活经验，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作家独特的秉赋，那种洞察幽微的能力，并且把唤起的感受诉诸审美而通过语言加以陈述。

作家留下人之生存的见证所以如此生动有力，经久不衰，不仅来自语言的功力，更在于作家赋予他的人物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不同于简单的是非和道德判断，而是注入了人的情感，当然也出自作家对人物的态度，正是这种审美感受把人物变得呼之欲出、活灵活现。

悲剧或喜剧，或也悲也喜，乃至于人的七情六欲，都得以审美的呈现，或悲悯，或奸笑，怪诞与幽默，崇高与滑稽，都是作家赋予的，这种同感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审美较之理性的认识无比丰富。这也是文学同哲学的分野，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也不去诠释哲学，虽然有时也可以达到相近的认识。当哲学诉诸纯理性的思辨，文学达到的认知却总也同感性和情感联系在一起。

文学与哲学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对世界和人的认知，无所谓高低和优劣之分。理性与感性都是人认知的必要途径。文学可以把人生中的困惑与焦虑、追求与迷误展示得如此透彻，把人性的幽微悉数呈现，发人深省，这种惊人醒世的功能既超越政治是非和道德说教，更远非后现代语义的解析和词语的游戏所能比拟。文学语言的背后，作家人生的经验即使转化为思考，也还得注入作者或人物的情感，纳入作品中特定的情境，而非纯理性的观念的表述和演绎。

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是诉诸理性形而上思辨的哲学家，另一类则是诉诸文学形象的作家，前者如古希腊的先哲，后者见于同时代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作家，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启迪了后人对人的生存环境（而通常是困境）和人性的认知。当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窒息的时候，倒反而是诗人但丁对世界和人的认知更为充分。莎士比亚则无疑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歌德与康德同样深刻。

如今，那股后现代思潮似乎也已经过去了，面对这精神贫困而令人困惑的时代，看来还不能不期待文学给人们带来某些启示。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把经济学家们首次推到了思想的前台，而哲学却沉默不语，人类究竟向何处去？人是否能预测未来？或是再重建一回乌托邦？或是重新洗牌再玩一次语义的游戏？然而，文学毕竟多少能对人们面临的现实社会做些描述。

文学从哲学说不到的地方开始

文学当然不止于摹写现实。现实主义文学曾经是重大的文学潮流，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和许多传世的杰作。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开拓了文学的另一个局面，现代社会的荒谬和对存在的意义的叩问用理性不足以解答。哲学也同样从传统的命题转向。而摹写社会现实的文学则在意识形态的牵制下变成了革命宣传。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文学是否还可能反映现实？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只在于得丢掉主义，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架和教条，消解政治正确的说教，回到作家真切的感受，用个人独立不移的声音述说，哪怕这声音十分微弱，不甚中听，毕竟是人真实的声音，文学的价值便在于此。

文学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脆弱的个人虽然无力改造世界，却可以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关键只在于作家是否确有自己的话，而非重复权力和媒体广泛散布的声音。个人的精神独立才是文学的主心骨，这也就是文学的独立自主。文学既不依附政治势力，也不依赖市场，乃是人精神自由的园地，虽然谈不上神圣，却可以维护不受侵犯，也是人之为人不多的一点骄傲。

人处于现实社会种种制约中，自由并非天赋的人权，总得付出代价，而且有条件，从来也不是无偿赐予的。只有精神的自由才属于个人，然而也还取决于个人的选择，文学的独立自主则是作家可以选择的。这既是做人也是文学拥有的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乃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作家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观察人世，同时也观审自我，将清明的意识注入到作品中去。个人对世界这独特的认知不能不说是个体的存在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文学作品达到的认知因而总带上作家个人的印记。恰恰是这一个个的个案，文学才饶有趣味而不可替代。当哲学的思辨诉诸抽象，文学却回到生活，回到活人的感受，回到情感，换句话说，文学正是从哲学说不到的地方方才开始，这种认知也是哲学无法替代的。

每一个作家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野，却不以这种独特来取代别的作家，不像哲学以批判作为立论的前提，往往宣布为最后唯一正确的真理。后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多义，乃至于消解意义，却建立在前人皆亡的前提上。文学没有这种排他性，不以批判开道，各自陈诉，干变万化。

文学也不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不以一个预设的世界覩和由此建立的价值观来裁决现实社会，文学的见证只诉诸审美。审美首先出自于人性，也同人类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熏陶密切相关，而且超越语种，是可以传译而普世相通的。作家注入作品中的这种审美唤起的情感如此强有力，竟然能唤起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共鸣，从而成为人类可以分享的精神财富。

因而，作家赋予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可以说是终极的判断，既超越现实功利、是非善恶，也超越社会习俗和时代。只要这作品还流传在世，还有人阅读，这文学的见证唤起的审美情感便超越历史而长存。

在文学面前，严格说来，时代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多多少少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把文学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主义是文学史家的事，同作家的创作没有关系。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也是在一批作品出来之后，文学评论家归纳，由此分类和立论，这对文学研究有所帮助，却同作家的创作关系不大。诚然，也有一些作家标榜为现代主义，那也是当他们的先行者和代表作已经得到公认和共识之后，便也聚集在这旗号下汇成潮流。而作品有无文学价值却不在于旗号，还得看作者和作品是否提供了独特的认知和审美呈现。

从一批极不相同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抽出的现代性就有可能变成教条。而现代性在一些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和作品之后归纳成时代的标记，到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确实已成了僵化的美学教条。教条之一便是所谓颠覆，把对前人的颠覆作为一个模式，以否定的否定作为推动历史的普遍法则，而且又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归根结蒂，这也还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引入到文学和美学，文学和艺术的不断革命便成了文学与艺术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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