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李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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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1956年生，湖北随州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沧桑看云》、《陈迹残影》、《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传记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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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已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了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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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复旦读书期间，李辉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这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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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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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李辉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接触到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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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此后，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文学江湖，人的恩恩怨怨难免，李辉可谓“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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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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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无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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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贾植芳这些前辈有二十年的时光都浪费在政治运动里面，到了80年代初是不是有种重获青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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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如果不是节目单，我肯定早忘记了。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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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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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80年代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夏衍和冰心，八十多岁。还有老记者九十岁的，像顾执中老先生，年纪更大的接触得就少了。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可以与这样一个群体交往。当时我在《北京晚报》有两个专栏，一个是“作家近况”，一个礼拜介绍一位作家，发了半年多，系统采访了冰心、冯至、沈从文、萧乾、胡风、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聂绀弩、姚雪垠、曹靖华、秦兆阳等一批人。另一个栏目是编辑的“居京琐记”，主要请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来写在北京生活的各种感受，而且以批评为主。当时很多人写的都是现实的弊病，作者队伍由作家扩展到其他的文化人。这是我无意识中的一大收获，像画家吴冠中，翻译家王佐良、董乐山，像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吴晓铃，还有美术界的常任侠、常书鸿，他们都是作家圈之外的文人。这个栏目的书信来往最多，我最初发出去一百多封信，几乎每个人都回信，写来稿子，包括韦君宜、梅志、陈敬容等。冰心当然更不用说，我请她开了个人专栏，请萧乾写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等系列文章。我喜欢保留资料，这些手稿、来往书信全保留下来了。这些资料对于我回忆那个时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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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本《绝响》，主要写到1985年左右，之后的经历，我还会写，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有些经历我也很珍惜，譬如，我和萧红先后三任丈夫和男友，都有来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他们三位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开会。骆宾基给我写了不少信，端木蕻良给我画的画，萧军给我题的词，我都保留着。可能很少有人能有我这样的机遇。我是媒体人，不是在大学里专门做学者，所以对于作品之外的兴趣可能更大。老实说，对作品的研究我是不够的，这是我的弱项，虽然说我能谈一些巴金、沈从文、胡风的作品，因为写他们总是要读作品。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作品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家性格造成的历史关联。这可能算是另外一种的文学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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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恶意对待别人不利于客观历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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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怀念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念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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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了，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什么样。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五六十年代的歌。他们真的认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吗？我也是怀疑的。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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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就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东西的价值，错过了很多。当年我受“左”和“右”的观念影响太深，哪个人保守就不愿意理他。比如丁玲、周扬、曹禺，都没直接深入地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文坛的名声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幼稚、不成熟。那个年代的情绪太简单化，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和事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现在怀念八十年代，也警惕自己不要重犯幼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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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思维，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历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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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这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历史的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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