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戈迪默（14日去世）访谈录

诺奖得主戈迪默（14日去世）访谈录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11.20—2014.7.14），南非作家，用英语创作。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南非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描述了南非的防备性社会准则对每个人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她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兰士瓦受教育，后就读于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曾到过非洲、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现代非洲文学。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其作品被多次列为禁书。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14日报道，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文学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14日去世，享年90岁。

❶来自动荡国土的声音［美国］彼得·马钦朱迪丝·基琴斯坦·S·拉宾(1986)

以下对话根据1986年1月24日对戈迪默小姐的一次录音采访整理而成，当时她正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学院访问，接受布洛克波特国际作家论坛奖。与戈迪默小姐座谈的是小说家彼得·马钦、诗人朱迪丝·基琴和诗人斯坦·山沃尔·拉宾，后者是布洛克波特作家论坛节目主持人。

马钦：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忙碌的女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政治活动、教学和讲演等等。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多产的呢?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我很多产。我觉得自己写得很慢，不过把我的作品与年龄对比一下，似乎又已经写了很多。我脑袋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计划；一部书该写多久就写多久。其他一些事情纯属政治责任：作家要表达声音，作家要被人知晓，生活在我那样的国家，你不能不说话。

马钦：那么你早上写作吗?是否有每天早上写作的习惯?

戈迪默：是的，我总是早上写作，但是现在回信的负担愈来愈重，总有那么多信要复，那些信只能由我来复，别人无法代替。作家要写许多私人信件。年轻作家向你讨教，你不能不理不睬。有人想出版南非作家作品选，找谁索要联系地址呢?还不是找我。所有这些都挺费时间。

马钦：你是9岁开始写作的吧?能跟我们说说吗?

戈迪默：记得那时在学校，可以挑选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写诗。那是一首很糟糕的诗，我从来就未能写出好诗来。那就是我所写的第一篇东西。后来我一度自编过整张报纸，摹仿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的那份周报——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破烂玩意儿”。我编出婚礼、集会和市政大楼的开幕式等消息，还绘制专栏题图和插画。我就是这样起步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成为记者。

马钦：你对细节具有独到的眼光，对人们的穿戴、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性都观察入微。你是否时时都保持这种洞察力呢?

戈迪默：是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做而且被大人们鼓励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摹仿他人，逗人发笑，我总是摹仿得很像。我可以像鹦鹉那样摹仿口音和讲话方式，有时候妈妈的朋友来玩，我就摹仿别人的声音给他们听。现在想起来那种事情并不好笑，可是那时候我喜欢出出风头。好在那种卖弄欲——我还是舞蹈家，正正经经地跳过几场舞——现在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会专注于写作。

马钦：你曾说你14岁时就读过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那本书对你的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当然有影响。那是第一本我读过之后让我思索生活环境和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的书。我住在这座淘金小城，周围是众多巨大的金矿。距我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就有一片我们称之为“场子”的地方，或者又叫“营地”，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前来的黑人矿工，没有妻室，也没有儿女。事情并没有多大改观：他们是季节工，如今依然如此。我开始想到，他们不仅仅是在那儿干活的说话难懂的“矿孩”，而且是工人，是过着常人生活的人。我想这是读到围场境况时产生的感觉；我开始明白人为什么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

马钦：你是否在家里或学校里就已经开始提问棘手的问题?

戈迪默：当然不是在学校里。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好像并没有产生过那些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也没有谁想到去问问为什么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想到这些，父母就是榜样——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我就读的是一所全白人学校，对一个被隔离的孩子来说，图书馆就是一切——黑人不许进那座图书馆。看电影是一大乐趣，我省下口袋里的钱，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但是电影院也不让黑人进。我只是简单地想：“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正常。”

马钦：是不是猛然顿悟呢?

戈迪默：我不认为如此。事后你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妈妈对黑人的生活感到内疚，看见他们遭受虐待——这种事情时时都能见到——她就会说：“唉，他们毕竟也是人啊。”于是乎她开始把黑人当人看，并且做了不少善事——她属于一个小型妇女团体，她们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但也仅此而已。她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应当为她所怜悯的那些人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基琴：在上星期的《纽约时报》上，有人提到你在听说起一个舞会时曾经这样评论道：“假如我只有25岁，我也许不会去关心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会回家去写一篇关于舞会的短篇小说。”你是否认为那种时代已经完结——即艺术的路途是漫长的，但你和你的国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

戈迪默：是的，我想我在说那句话时有点儿歉意。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遭遇了许多事情，观念当然会有所改变。我并不喜欢用那些沉重的政治词汇，但又想不出别的词来。举个例子吧。18岁那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名叫《要做的善事》，描写一个孩子捡到一只鸽子，那鸽子显然是被哪个家伙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痛苦不堪，已经没法子如孩子希望的那样，放进鸽子笼里饲养起来恢复元气。那孩子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看着它受苦，要么把它杀死。小姑娘脱下鞋，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不久前我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重读那篇故事，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思考对生与死所负的责任，意识到我们可以杀死别人，夺走他人的性命。那是我头一次面对这个道德问题。

马钦：你说你自己学着写短篇小说。那么谁是你的老师呢?你是否回到了19世纪的英语中?

戈迪默：我什么杂书都读。买过《飘》和《匹普斯日记》。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读过契诃夫、莫泊桑和尤多拉·韦尔蒂，还可以算上海明威吧。如果没有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找不到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

基琴：我们是否可以来谈谈你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似乎涉及到一些基本主题。其中之一是毁灭——不仅仅是白人毁灭黑人，而且还有白人毁灭白人，甚至黑人毁灭黑人。

戈迪默：最近一些年来，气氛变得十分异常。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后来却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其实并非朋友。我有两个年轻朋友，他和她都是律师，两人都极其卖力地投身于解放运动。可是那小伙子却被证明是受雇的奸细，成了许多桩重大叛国案的当局证人。

马钦：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只是在读校样时才发现毁灭这个主题。

戈迪默：出版一部小说集时，里面的作品通常是在好几年中写成的——一般是五年左右——因此并没有通读过。等到合在一起，就会注意到其中某个特殊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好像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

拉宾：你既写长篇也写短篇。你觉得这两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有何不同?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它们容纳的真实性有何不同。不过我现在很少写短篇。我得有点悲哀地承认，我现在不大看重短篇小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越来越复杂，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吧。

拉宾：那就是说你无法在短篇小说里处理好如此复杂的主题，因为情节发展和可以支配的人物角色都有限?

戈迪默：不，不，这是主题层次的事。甚至在我的短篇里，我都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层次。这就好像是剥洋葱皮，你一层一层往里面深入，有时候似乎感到小说未能提供足够的空间。

基琴：你的近作《七月的人民》是一部富于理想色彩的小说。你是否认为真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者只是开未来的玩笑?

戈迪默：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基琴：你觉得自己是位女性作家呢?还是位碰巧是女性的作家?

戈迪默：我得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去想自己是女性作家。有某种男性的写作，有某种女性的写作，还有一种写作则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作家——可以深入所有性别与年龄的奇异的造物。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让他或者她自己拥有的自由。

马钦：你对自然具有十分强烈的感觉，好像赤脚走在大地上一样。你是否一直都是这样的呢?

戈迪默：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南非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可是我不巧住在这个国家少数几块不美丽的地方之一——一座不美丽的小矿城。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几座金矿拼凑起来的小城镇。但是我一直对甲虫和花朵深怀感情。后来我长大成人，周游全国，大大增加了对大自然的见识。在早期的作品中，它确实是诱发我写作的动因。不幸的是，一个人长大后，那些因素就消失了，因为鲜花与露珠不再让你感到新奇。一旦见识太多，就不再产生刺激。

拉宾：你删改多吗?

戈迪默：不多。写长篇小说时，通常我就一直写下去，虽然有时候也回头写一章，但并不重新开头。等到写完，就要做通读的大量工作。

拉宾：写作时你是否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戈迪默：不常读。我也从不拿给任何人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拿给别人看，感觉就会消失。

马钦：不给任何人看?家人也不给吗?

戈迪默：是的，从未给过。每当在报章上读到19世纪的作家，比如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如何诱使家人和朋友一连聆听数小时，我就感到很惊奇。当然，他们确实有点东西读给家人听。

马钦：那你听不听批评意见呢?家人的、友人的或者评论家们的?

戈迪默：我的家庭非常直言不讳，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当然，还有我先生。至于朋友，我认为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就不会说不喜欢最近出版的哪本书。他们总是朝你微笑，吻你的双颊，当然我也一样。评论家?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那么一两位评论家，如果写文章评论我的书，我会有兴趣去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批评得十分严厉，我就会被击中要害，因为我会认为他们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未能做成。至于一般的评论，都是赞美你并未写好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写什么。

马钦：如果你的直言不讳的丈夫和孩子不喜欢，那该怎么办?

戈迪默：默那可太惨啦，因为那时书已经问世。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读过。

拉宾：尽管你经常被郑重其事地归入英语小说的主流，但是我注意到在你最近的作品中，意识流手法，或者内心独白，有增加的趋势。

戈迪默：我认为我们所有今日写作的人都深受乔伊斯的影响，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托马斯·曼，我们会在何方?

马钦：你的力量显然表现在写作上，而非新闻报道或政治演讲。你是否相信你的小说会导致变革?

戈迪默：我不认为小说能够导致变革。我不认为作家有那么重要，至少在我的国家不是如此。黑人作家被看作敌人，大多数白人作家也被如此看待，因为我们都反对那个政权。你找不到哪个作家公开地或暗底下拥护种族隔离制度。书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从内心认识自己，得到一面比较自己感情和动机的镜子。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小说唤起了他们的良知。而对于黑人，则让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东子 译

❷我关心的是人的解放［美国］玛格丽特·沃尔特斯 (1987)

本文为美国伊利诺伊州诺思布鲁克市当代艺术学院教授玛格丽特·沃尔特斯与纳丁·戈迪默的座谈纪要。

沃尔特斯纳丁·戈迪默,非常欢迎你前来当代艺术学院。我不多做介绍了,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你的作品都很熟悉。在我初次读到《说谎的日子》时,我对戈迪默一无所知。那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把它当作一部描写青春期,描写一个少女成长过程的作品；时值今日我依然认为那是我所读过的同类作品当中最好的一部。后来我又读了她的短篇小说,还有《陌生人的世界》和《爱的原因》,意识到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南非作家。接着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是1966年问世的《资产阶级世界末日》,这本书我下面还要提到,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戈迪默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她在英美两国的名气越来越大。1974年出版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奖。然后是1979年,出版了我最喜欢的《博格的女儿》,再就是《七月的人民》。纳丁·戈迪默一直住在约翰内斯堡,近些年来她开始就南非的政治局势发表看法。她刚发表了一部新著《大自然的游戏》,这本书我们等一会儿还要谈到。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吧。我想你写短篇小说写了很长时间吧。

戈迪默：是的，我从小就开始写短篇，15岁时在南非的一家小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故事，一篇写大人的故事。

沃尔特斯：你是否发现，像其他一些非洲作家所说的，你创造了一种表达非洲自然情感的语言。你大概是在欧洲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吧。

戈迪默：没错。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一种特殊的语言，只不过是某些单字，我们生活在南非的人看得懂，但是外边的人看不明白——比如donga是“沟渠”的意思，还有一些植物和鸟儿的名字等等。我习惯于阅读，比如很喜欢美国南部的那些作家，但我不知道Judastree是种什么树，也没见过chinaberrytree是何种模样，更没有听过有谁像南方人那样说话。小说家不可能到处都加注，时时解答问题，我不认为有那种必要。

沃尔特斯：你是何时周游海外的?

戈迪默：出游是一种愿望。我想看看欧洲，但一直没有机会。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纷纷前往。一个人向往文学与艺术，但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又无所作为，于是就去伦敦，去巴黎，海明威那一代人是这样，更早的几代人也是这样，因为你在俄亥俄，在威尔明顿或斯普林斯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已经没有那种看法。现在的人刚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流亡国外，那简直如丧考妣。

沃尔特斯：对你来说，住在国内显然至关重要。

戈迪默：是的。我觉得不管我生活在何处，我都会成为作家，因为我一生都在写作。但我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作家。

沃尔特斯：你是否认为流亡对作家大有益处?在《说谎的日子》里，那位名叫伊萨的小说家准备去英国写书。

戈迪默：不，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我觉得有一些天赋极高的作家，流亡时也会继续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书不会是留在国内时会写的那种。我并不是说流放是一种扼杀天赋的灾难；只要有天分，就不会被扼杀。你们已经有多丽丝·莱辛，有丹尼斯·布鲁图斯，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人。但我认识更多的一些人，因为流放而变得痴呆，因为性格中的某种脆弱而遭致扼杀。他们的一生成为悲剧，结局极为悲惨。

［这次座谈安排了一些听众参加。沃尔特斯就戈迪默的几部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大自然的游戏》、《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和《七月的人民》提了一些问题之后，请戈迪默朗读了《大自然的游戏》中的一些片断，然后请听众提问］

听众：有一部书你没有提到，但也许是因为生活背景的缘故，我很感兴趣，就是《尊贵的客人》。我生于希腊，经历过独立战争后的内战。我很想听戈迪默女士谈谈看法。你一定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津巴布韦。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对非洲独立运动的理解促使你写下了这部近乎于预言的书?

戈迪默：是的，我头脑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国家；我用上了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自然特征，还加上了一点博茨瓦纳和肯尼亚。但是那种动乱却是我研究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局势之后总结出来的。比如说吧，贸易联合体在西非就相当重要，小说家拥有把这一切都集中在一块的自由。

听众：你说你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变得具有政治意识。那你是否认为女性作家应该进入政界，在男性政治作家的行列中取得一席地位呢?

戈迪默：我并不认为就是否应当变得更有政治意识这一点而言，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在一个社会里都是人——除非你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政治含义上的那种女性。我确实无法给你一个恰当的答复，因为我并非女权主义作家，根本就不沾边儿。我是一个女人，我所写的东西显然受到我是一个女人这一事实的影响，但是既然提到政治，可以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无论其性别或肤色如何。至于我自己，我不过是一位女性作家，仅此而已。

听众：读完《七月的人民》，我对最后一章有些不解。我们是不是应该相信莫琳只身逃走了，离开了她的家?

戈迪默：对，她是离开了家。我想她是。这就是我称之为结局开放的书。我恰好喜欢结局开放的书，别人写的结局开放的书。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如此；只要没死，就没有定论，甚至人死了都无法盖棺定论呢。因此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结局。作家是随心所欲的人，可以把这儿的生活挪到那儿去。

听众：戈迪默女士，我读过而且还重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但并没有全都读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意到了你的犹太风格。你是否可以谈谈这种犹太风格对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具有什么影响?

戈迪默：说来奇怪，希莱拉是我九部小说当中的第一位犹太英雄或女英雄。但是她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犹太血统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家庭并不宣讲犹太教，也从未提到过任何有关犹太民族历史的事。倒是长大以后我自己读了一些。我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但它对我的生活观、人生哲学和道德准则的形成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对我而言，基本的事实是我是一位白种非洲人。

听众：在南非对你的作品是否有政治上的批评?

戈迪默：你是指普通民众?

听众：政府或者执政党派。

戈迪默：执政党派恐怕未给我这份荣誉。不过我的几部书被查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获开禁。当然有政治上的指责，说你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很自然，我认为，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这种事。如果你属于左翼，像我这样，左翼里还有众多派别，这派说你的观点不合适，那派却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不曾拥有的民主的一部分。我们只在私下里拥有那份民主。

听众：我想就你刚才所说的你并非女权主义作家这种说法斗胆说上几句，因为我发现《大自然的游戏》是一部关于“女英雄主义”的小说。希莱拉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萨萨也是如此，她拒绝盲从他人，只愿走自己的路。村子里的这两位妻子对比十分鲜明——黑妻子嫁给了白男人，白女人嫁给了黑丈夫，这种情景非常有趣，希望你随便谈谈。

戈迪默：我想任何以女人为中心角色的创作片断，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观点进行阐释，这是由于妇女多少年来的地位造成的。我所理解的女权主义小说包含有对女性的某种印证。我觉得，也许在潜意识里，希莱拉身上有诸多关于女人，关于女性性格形成因素的东西。但这并非是有意为之。

沃尔特斯：沃尔特斯我谨代表诸位对你的到来表示感谢。

戈迪默：谢谢你们邀请我。

▲东子 译

❸作家必须保持艺术独立［美国］泰利·格罗斯(1989)

本文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纳丁·戈迪默的采访。播出时间为1989年5月24日。

格罗斯：纳丁·戈迪默是南非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她坚持反对本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自己的长篇和短篇作品中描写了种族隔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极度痛苦。在《七月的人民》中，她设想了内战生活；而在《大自然的游戏》，她则描述了黑人多数统治的前景。戈迪默是国际笔会(PEN)副主席，最新的作品《基本姿态》刚刚出了平装本。这本书收入了她从50年代初期到1985年期间所写的散文随笔。其中的许多文章说明在南非做一名作家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一名白人妇女，她如何看待自己与种族隔离制度所作的斗争。前不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家戴维·韦伯斯特在南非遭人谋杀，许多黑人和白人不顾禁令集合起来为他送葬。戈迪默对我说，她把此事看作是一种乐观的迹象。

戈迪默：看见黑人和白人为了韦伯斯特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感到乐观，而并非像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跟我说的那样，一旦建立黑人多数统治，在南非就没有白人的位置。我不相信会那样，而且也并未见到那种迹象。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取决于他们如何行事，取决于他们现在站在哪一边，不仅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格罗斯：我很想知道你是何时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你生在南非，父母都是移民。母亲是伦敦人，父亲，我想是立陶宛人。你生活在一座小矿城里吧。

戈迪默：嗯，跟我自己孩子的政治意识相比较，我的悟性其实并不高。不过在那座小城里，你完全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接触不到震撼人心的思想，只能看到父母和老师的生活态度。等到我进入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是白人。我所接触到的黑人都干伺候人的活儿，比如扫街、送信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在我身边忙碌。那是一座淘金小城，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黑人季节工人住在营地里，距我们的住所很近，但被截然隔离。我10几岁的时候读到了厄普顿·辛克莱这样一些作家的书——我读了很多书——开始想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平，开始注意起周围的生活。我很早就开始写作，17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关于种族隔离的，并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叙述了其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格罗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是否也意味着你不得不反对自己的父母呢?你父母赞同那种制度吗?

戈迪默：我想，我父亲是赞同的。你一定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apartheid(种族隔离制度)这个词呢。种族主义政权1948年才建立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我说的是30年代，那时实行的是殖民种族主义政策，里面掺合着家长统治的因素。我母亲具有社会良心，她做了许多好事，在这里我并没有讥讽的意思。她和别人一道在黑人聚居区附近为黑人孩子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看见黑人受到虐待，她总是又难过又生气，当然也仅仅只是一种慈悲。她并没有把那一切与制度联系起来，并没有想到那是因为他们不曾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的缘故。

格罗斯：对于你，写作是否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答复?

戈迪默：写作不是对不公正的答复；我那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公正。我开始写作是出于对生活的惊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这是我探寻生活的方式。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我不认为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开始写作的。

格罗斯：50年代你与许多黑人作家结成了朋友。在那个年代，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要结成朋友，是不是有许多障碍?

戈迪默：是的，是有许多，不过我想到处都一样，可能在美国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演员和记者都想摆脱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彼此找到感兴趣的共同的东西，那些东西超越肤色、种族和语言。我认为在南非也是一样。我与一些初学写作的黑人青年拥有许多共同看法，那些共同看法是如此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与那个小镇上的人的共同之处。

格罗斯：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叛徒?

戈迪默：我很早就离开那里了，不清楚他们如何看待我。我在那里时，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对此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实在是件大好事，因为这样我可以按自己的思路进行。第一本书出版时，他们有点恼火——那时我母亲还住在那里——因为写的是那种小地方，里面多少有一些自传的成分。

格罗斯：我听一些在南非从事解放运动的白人说，他们担心一旦爆发革命，就会出现针对白人的狂热行为，而且不会把赞同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区别开来。你是否担心这种事情?

戈迪默：不，我必须说我不担心。我觉得奇怪的是你说说这话的人是解放运动活动分子，因为只有从未对黑人做过什么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担心。

格罗斯：我在这里不想说出姓名，但是的确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过。

戈迪默：我想以前也许有这种可能，在70年代闹黑人分离主义的时候。但是如今随着联合民主阵线的建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处于半公开状态——民主意识已经超越肤色的界限。

格罗斯：你的三本书受到了审查，是这样吗?

戈迪默：我的三本书在南非被查禁了许多年，不过近来已全部开禁。我乐观地希望这种事将不再发生。查禁我这样的作家对当局来说实在不怎么划算。审查制度现在已经由查禁书籍转移到了查禁出版社。真正的压力在出版社和新闻媒介。

格罗斯：审查是否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当局对一本书感到恼火，不希望别人读到它?

戈迪默：对，我想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是对别人无法读到自己作品的一种补偿。不过现在小说作品很少遭查禁、甚至连,相当棘手的非小说作品也极少遭遇这种命运。这是因为如果这类书达到某种层次，读者就不会太多。你一定清楚对电视就进行了绝对控制，都是官方电视。我这种人不为电视写作。我们从不在讨论节目中露面，根本就不容许你露面。

格罗斯：我跟你读一段你以前关于写作的论述。你说“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不是你招惹了南非两边的人?,

戈迪默：不，这是一种信念，要深远得多。我认为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超出他人的洞察力——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不要担心你的政治上的同道会对你怎么看。作家永远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宣传家。宣传家有宣传家的位置；鼓动家有鼓动家的位置。我不属于那种；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作家；我具有某种才能，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实，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就好像自己已经死了，不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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