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皇帝新装与气节操守

研讨会：皇帝新装与气节操守

◎ 现在研讨会成了家常便饭，但切实的研讨甚少，大多是借“研讨”之名行吹捧之实，有些变质了。

◎ 我们需要重构各类研讨会的自由“会风”和学术品格，需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违心附和、草率结论。​

研讨会？吹讨会！ 赵国品​

我曾应邀参加过一个作品研讨会，听着与会专家学者对主创人员过分的褒奖，总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轮到我发言时便谈了一些作品的问题和不足。主办方工作人员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主创人员抢过话头对我进行猛烈反击，将研讨会所披的“皇帝的新装”戳破了，露出了“不能研讨，只准捧场”的真相。​

曾经有一位诗友，把他的一本新著赠送给我，并通过QQ留言发来一封信，介绍他获得的各种文学奖项以及许多作家诗人对他的褒评，并请我抽时间为他的新著写一篇书评。我认真看了他的著作，无论语言文采还是思想深度，都没有多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很难勾起我写评论的欲望。我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和中肯建议回复给他，希望他能够深入生活，潜心创作。谁知他因此耿耿于怀，最后从我的QQ里消失了。​

类似的事件我还遇到过几次。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也同研讨会上的主办方和主创人员一样，不是要我去谈论其著作的缺点，而是要我大力吹捧之。请我为其新著写书评，只不过是他们的幌子而已。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重视“节操”。有一则公益广告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理，没有失去节操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就没有各类研讨会上的假话、好话、吹捧话成风。巴金主张“讲真话”，毛泽东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否“讲真话”，是否“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见证专家、学者的品格和良心。

然而，自从研讨会之风兴起，评论界就出现“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这类研讨会的“承包者”——这些人忙于到各地“赶场”，在没有读作品原著的情况下就在研讨会上大发议论，对某些作品大加吹捧，有些作品还因此拿了全国大奖。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文化商人热衷于举办个人诗歌研讨会，每次都是名家汇集，以至于其诗歌虽写得差，经过“跑奖”，“诗集”依然能够被推荐参评国家重要文学奖项的根本原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些变质了的研讨会的深入反思。​

的争论和争鸣，都是正常的。过去很少有研讨会，相关评论照样健康进行。现在研讨会成了家常便饭，但切实的研讨甚少，大多是借“研讨”之名行吹捧之实，有些变质了。在许多研讨会上，会场越来越豪华，宴会越来越上档次，红包也越来越厚重，主办方和主创人员希望借此“钓”住一些领导、专家、学者，为他们抬轿子、吹喇叭。于是，会上多的是表扬和假话，少的是批评和真话，硬生生地把研讨会变成了吹捧会、炒作会和推广会。​

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在全国媒体上“露露脸”，还不惜花公家的钱大搞“排场”，或者出面找企业老板“赞助”并允诺“投桃报李”。即便是社会上的各类研讨会，也效仿“官场做法”，座签严格按照出席人员的等级排序，摆放得端端正正：大红会标下的主席台是上级或当地党政军在职及离休领导、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的座位，清一色的领导干部；主席台左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一定职务的专家学者等，右首是本地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友好人士等，主角自然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及主创人员。​

另外，研讨会的发言顺序也颇有讲究：第一时段是领导讲话。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按职位从高到低依次讲话，有的简短，有的冗长，常常是耗去了几乎一半时间，研讨还未入题。剩下的时间才是第二时段的专家发言，也是按顺序讲话。

由于时间关系，更由于领导讲话定下的基调和主办方事先画好的框架，有的专家照本宣科，有的专家只简略讲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有的专家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见解，而许多准备发言的专家已没有了机会，真正需要深入研讨的话题只能浅尝辄止、中途打住。如果事先有作品集出版，再来个签名仪式，然后盛宴款待、旅游采风，于是大功告成、胜利谢幕。最后整理完善成《研讨会纪要》，作为研讨会的成果，通过某种方式公布于众，达到推广和炒作研讨对象的目的。这种一无“研”二无“讨”、华而不实、皆大欢喜的“研讨会方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通用模式和一大奇观。​

陈寅恪1953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信念。而官场化、功利化的各类研讨会，正是束缚自由思想的桎梏和侵蚀学术自主的利器。​

当前，我们需要重构各类研讨会的自由“会风”和学术品格，需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违心附和、草率结论。只有各抒己见、深入对话、相互碰撞，才能激发出思想和艺术的火花；只有创造性地把握研讨对象，并在自由而真诚的“研讨”中达到灵感迸发、思想裂变，才能真正实现开研讨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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