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逝世90周年：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弗朗茨·卡夫卡逝世90周年：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作家弗朗茨·卡夫卡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明珠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 犹太作家，卡夫卡的名声与影响正在与日俱增，有关卡夫卡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显学”，卡夫卡的一切都引人关注。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一周后葬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对于喜欢甚至迷恋卡夫卡的读 者来说，2013与2014年均可算作是“卡夫卡年”，因为2013年是卡夫卡诞辰130周年，2014年是卡夫卡逝世90周年。

　　美国当代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指出，卡夫卡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正如奥登在1941年 说过的那样，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正是这句简短的评点使中国的少数学者日后率先敏锐地发现并 注意到了卡夫卡的杰出和伟大。

　　然而，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册，5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 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11册书，“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 走了那第11册？”尽管他的挚友布罗德早在1916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著名作家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但他的这种评价在当时却并没 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卡夫卡作品第一个法译本的出版是1928年，这时卡夫卡已经去世4年了。二战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终于发现了卡夫卡的价值和 意义。1950年，随着布罗德新编的9卷本《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随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荒诞派、新 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纷纷去卡夫卡那里寻找渊源和灵感。1962年，萨特在莫斯科和平和裁军会议上把卡夫卡比作东西方意识 形态的一块试金石。1963年，在卡夫卡诞辰80周年之际，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家和西方共产党员文艺评论家一起在卡夫卡的家乡布拉格举行了“卡夫 卡学术研讨会”，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家也开始关注、思考并研究卡夫卡。

　　在中国，在很长时间里读者对卡夫卡都是比较陌生的。以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名字的是茅盾，他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 号(1923年10月)《海外文坛消息》专栏中发表了《奥国现代作家》一文，文中写道：“从那绝端近代主义而格特司洛，而卡司卡(Franz Kaffka)，莱茵哈特(Emil Alphons Rheinhardt)以至于维尔弗(Franz Werfel)，都是抒情诗家，而且都可算是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茅盾将卡夫卡译为“卡司卡”，将卡夫卡评述为“抒情诗家”、“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 显然颇为隔膜，可见当时茅盾对卡夫卡的了解非常有限。1930年1月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文中有关卡夫 卡的评述达500余字。这次卡夫卡被译为“卡夫加”，文中尚有许多不实之词。1936年6月1日，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雅各布·沃塞曼(Jacob Wasserman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发表在《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卡夫卡被译为“考夫加”，文 中对卡夫卡的介绍语焉不详。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 文，卡夫卡也终于有了现在这个译名。

　　1948年天津的《益世报》刊登的由叶汝琏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的文字的最早翻译。在解放后的头10年，据杨武能回 忆，“大学外文系德语文学专业的教材中和课堂上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在一部1958年出版的影响很大的文学史里，哪怕批评的话也没有一句”。1966年，作 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 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1979年《世界文学》刊登的署名丁方、施文的文 章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评介卡夫卡的文章。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游走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抛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 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世界上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实质上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比大陆要早20年，50年代末台湾大学 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就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辑》。当时卡夫卡是随同萨特、加缪和存 在主义一起进入台湾的，但台湾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1979年至今，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卡夫卡不仅成为我国学者关注最 多、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对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卡夫卡的小说还被选入中学课文，成为千家万户普通读者的阅读对象。卡夫卡对中 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深远，这些作家主要有莫言、宗璞、余华、格非、马原、徐星、刘索拉、皮皮、蒋子丹、残雪等。可以说，卡夫卡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时至 今日，卡夫卡几乎成了一个时髦、现代、复杂、悖谬、荒诞、空虚，甚至房子、家具、装饰等的文化符号，为无数读者所喜爱，甚至热捧。“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学语 言都明白形容词‘卡夫卡式’或副词‘卡夫卡式地’是什么意思。”“卡夫卡主导着一切！”“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 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的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

　　搜寻中国知网(2014年5月20日)，我们发现自1979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文章有一千余篇。其中1980年以前3 篇；1980-1990年38篇；1990-2000年113篇；2000-2010年698篇；2011年至今已有395篇。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 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卡夫卡的身份归属问题，卡夫卡创作的基本特征、主要作品研究，卡夫卡与其他作家、尤其东方作家的关系研究。当代美国理论家詹姆逊说： “卡夫卡的主题，无外乎以下三种：俄狄浦斯情结或自惭形秽的内疚感；官僚专政或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或我们与上帝缺场的关系。”这 三种主题也是我国学者集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只不过其中的顺序略有不同。

　　在西方学界，最早传播、阐释、翻译卡夫卡作品的是布罗德和缪尔，他们一开始更多地强调的是卡夫卡作品的形而上意义，放大了卡夫卡作品的预示性意 义。他们主要将卡夫卡看作是一个追寻上帝的现代圣人，通过他的作品规劝读者过一种道德完善的生活，而《城堡》就是一篇宗教寓言。随后存在主义作家开始注意 到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存在”意味。加缪、波伏瓦、萨特都对卡夫卡有过专门的评述。考夫曼编著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干脆就将卡夫卡纳入其中。这以后西方学 者对卡夫卡的解读和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东欧学者开始注意到卡夫卡作品对官僚机制的嘲讽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寓言，同时也认识到了卡夫卡作品对异化世界的 描绘和讽刺；西欧学者则更注意卡夫卡作品的形式，甚至将卡夫卡的作品当做一种半私人化的文字游戏。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于卡夫卡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 仅从简单的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研究，他们通常直接借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譬如《变形记》，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篇“表 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叶朗的《卡夫卡——异化论历史观的图解者》一文，日后从异化理论阐释和研究卡夫卡的著述，很难超越此 文。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人的卡夫卡研究开始转向，他们不再满足于对卡夫卡及其作品进行宗教研究和道德化解读，更注重对其进行解构主义批评和 社会政治批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恩戈德(Stanley Corngold)1988年出版的《弗朗兹卡夫卡：形式的必要性》。卡夫卡俨然被看成了一个解构主义尚未出现之前的解构主义者。另外，伊丽莎白·博厄 (Elizabeth Boa)的《弗朗兹·卡夫卡：信件和小说中的性别、阶级和种族》(1996)和吉尔曼(Sander L. Gilman)的《弗朗兹·卡夫卡：犹太病人》(1995)则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杰作。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者也渐渐抛开“异化”说，开始从心 理学、社会学、宗教学、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角度来分析和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从而使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出现了一种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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