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多远？

17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多远？

出生在英国，到美国求学，一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退休多年后终于在甲午马年的春天再次来到中国。这个景仰司马迁的老先生在中国所拥有的粉丝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许多读者对他的诸多著作耳熟能详，对他从历史的细枝末节和底层个体的命运曲折中探寻社会结构的能力叹服不已。不过他的一场“沈福宗和他的17世纪跨文化之梦”的讲座依然让人们耳目一新。

　　17世纪，中西跨文化的交流有多远？这个命题似乎是我们很少研究的，而且我们对此几乎也不抱多少乐观的期待。至于沈福宗，我们更是一无所知，然而在史景迁的梳理下，沈福宗的欧洲游历清晰如昨。

　　1687年，一个英国的贵族和沈福宗在伦敦的一个晚宴上相遇了，回家后记了日记，有一句写着“我们碰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在这个中国人的欧洲之旅中，他见过两个国王，一个是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他们在牛津会面，当时的宫廷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还画了一幅沈福宗的像。另一位是“太阳王”路易十四。沈福宗在凡尔赛宫见到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希望了解中国人是怎么写书法的，外国人能不能学书法，他也让沈福宗写了一些书法，又让他用中文念主祷文。路易十四还希望沈福宗表演用筷子吃饭。在欧洲最有权力的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如此直接简单。

　　这个出生在南京一个天主教家庭的中国人会拉丁文，因此他和英国的学者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他去了牛津的图书馆。当时耶稣会正在进行《论语》的翻译工作，有大概20个懂中文的耶稣会教士联合进行。沈福宗并不是核心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作为一名校对员，校对了《论语》。当时《大学》、《论语》和《中庸》都已经被法国人翻译出版了，沈福宗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些译本带到英国的人。牛津那个时候正在建设举世闻名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沈福宗把书捐给了博德利图书馆，并且遇到了图书馆的馆长、英国第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当时英国人把四书的整理和出版统称为“孔子的书”。据说当詹姆士二世访问牛津的时候，他问图书馆的馆长，你的图书馆有没有孔子的书？海德先生回答说，我们有。詹姆士二世又问是那位中国人带来的吗？海德回答说：是的，陛下。

　　都说中国人对科学不感兴趣，可是这显然是一个偏见。当海德问起沈福宗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时，沈说我想见见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波义耳是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发现了波义耳定律。史景迁说沈福宗的愿望就好像几十年前他到美国，去大学里说，我想和爱因斯坦聊聊。史景迁看到一封海德寄给沈福宗的信，是关于和波义耳会面安排的。波义耳和沈福宗在伦敦会面了，这份记录被保存在庞杂的波义耳档案之中。他们谈到了中国文字的复杂性，中文当时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掌握的。他们还讨论了度量衡，讨论了比较性的衡量温度的办法。他们还同时对草药感兴趣。根据另外的资料，证明沈福宗还和一些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见过面，1687年左右，恰好是牛顿在写作《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一书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感慨西方人档案留存的好习惯，这得以让史景迁搜集到沈福宗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残片，对于历史来说，正是这些残片非常关键，仅仅根据这些残片，我们就可以复原一个人的人生侧面——沈福宗在南京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被当时的一些传教士称为“好奇的中国人”。沈福宗会拉丁语，他去欧洲游历，只是想了解“西方那个时候是什么模样”。

　　但是国家之下的个人经历，其实反映的正是大时代的气象。如果对于沈福宗的故事进行全球化的解读，得出的结论便是非同寻常的，在17世纪，科学的传播有多远？那时的西方人对于学习中文有多大的兴趣？法国对于儒学经典的出版以及西方对于孔子的讨论集中在哪里？他们和沈福宗讨论时更关心中国的什么问题？

　　想一想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固定在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故事中，就不难理解沈福宗的故事为何如此让人着迷。这或者也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不同，不知有多少沉睡的个人史被淹没在了宏大叙事的传统中。

其实，不止史景迁一个人觉得，17世纪是一个可以开始讲述“跨文化之梦”的时代。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学家法国人谢和耐，也认为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文明在17世纪的交流曾经非常活跃。这位汉学家曾写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等非常有影响的专著，在1990年，他启动了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他一直主张，如果不能认清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所施加的影响，那显然也不能认清西方文化自身，同时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封闭的。（光明日报）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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