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危机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席勒：危机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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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谈危机，对中国金融现象作行为金融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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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是个对于非主流观点敢想也敢说的人。1981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文，质疑当时如日中天的有效市场假说。22年后，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设问，“为什么人们对有效市场假说依旧如此着迷？”台下坐的，正是有效市场假说的代表人物、与他一同获奖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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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席勒的职业生涯，他数次成为“非主流”观点的坚定拥护者，而且时间证明他往往都是正确的。他于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分析了全美民众对股票投资过度着迷这一众人皆知但无人承认的社会现实，并预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05年起，他接连著书、撰文，成为最早警告房市泡沫的滋生和破裂将引发危机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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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思想者之一，评语为，“因他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拉回现实。”以他名字命名的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S&；；P/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ices）已成为美国房市的风向标。近期，席勒在获得诺奖后首次到访中国。财新记者专访席勒，试图窥探他对危机、中美房市和金融监管的“非典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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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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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对于中国经济近来的放缓和隐现的“硬着陆”风险，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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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我对中国近乎奇迹般的增长印象深刻。现在增长放缓，但人们应该意识到，这是正常的经济波动，不应对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趋势性放缓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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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经历过哪怕一次长时间的经济衰退。随着经济持续前行，中国迟早会经历衰退。衰退的可能性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很大的心理冲击，但它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体来说是很正常的。在自由市场里，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总有一天会因为某些因素而产生恐惧，而后保守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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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拖延危机的到来？是否只有发生危机才能让人们达成共识、厉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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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这确实是个问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活动仍在延续，至少是某些类型的刺激，如在美国，货币刺激持续、财政刺激反倒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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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危机。但如果出现一次真正的危机，或许会是一次机会。看待危机必须有正确的态度 。很多人曾提到，不要浪费危机所呈现的（改革）机遇。我认为，各国并没有很好地抓住2008年危机的机会，推行改革。我们本应做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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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是否能从美国的过往经历中获得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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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我确实担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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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主要的地方债务危机，19世纪30年代的一次或许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当时，美国各州政府在同一时间、极富野心地大规模铺开运河、高速公路、铁路修缮项目。人们极度乐观的情绪在空气中都能嗅到。但一场危机不期而至，项目仍未完成，一些州政府的钱花完了，九个州政府因此破产。此后，所有的州政府都改变了他们的债务管理模式，严防过度借债。因此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州政府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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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也在思索中国的情况会是怎样。中国自邓小平开启改革以来，时间不长，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通常来说，危机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促使人们做出改变。我在想，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可能过多受中国长期飞速增长的影响，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对危机的后果放松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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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中美货币政策都对房市有影响。你觉得当下美国房市的状况对于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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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我担心目前美国房市的持续繁荣，与政府的刺激政策高度相关。首先，利率水平极低；其次，美联储仍在持续购入房屋抵押债券，尽管购买规模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正在减小；第三，“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联邦住房管理局，都是政府极力担保房屋抵押贷款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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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仍然没有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其中一项是，对“两房”怎么办？政府应该退出对房市的担保。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仍然陷于危机时期的思维模式之中，而没有去思考怎样让整个体系运作得更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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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对于房市起落，你说过不应盲从社会主流观点，去相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你会对中国人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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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中国人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危机，而是一直在体验房价快速的上升。但他们或许忘了，人类的错误会慢慢发酵。就好像在坐过山车时，人们在某个瞬间误以为它会一直上升，一些人因此振臂高呼。这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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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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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对高收益产品的投资看成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他们需要怎样的投资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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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问题其实就是，会不会终有一天出现危机。我不知道中国人对政府最终担保这些产品有多大的信心。或许最终并不一定都会担保，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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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你在此行质疑了余额宝“作为一个货币基金产品几乎不存在风险”的观点。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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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2008年危机期间，货币基金市场的大规模赎回制造了恐慌。人们对于货币基金市场的反应，与银行挤兑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政府出面担保，才稳定了市场。政府确实需要扮演最终的风险管理者。但正因此，不少美国人建议货币基金应该交纳相应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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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时代，事态的发展往往很快，某种程度上带来更大的危险性。因此监管机构需要时刻为危机做好准备，绝不能假定某个市场不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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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你说过人们对于改革抱有极大的期待，但现实是监管部门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激励，来推行有效的、但高度技术性的改革。这如何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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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完全是的！我今天上午在与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交谈中，问他“你有足够的人力吗？”他尽管不愿承认，但还是说，“我没有。”金融监管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需要很多的人力以及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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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金融数学的人才，在我看来已经是不多见的了。但他们中有不少因为缺乏法律，或是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知识，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需要兼具这些方面知识的人才，才能构建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另一点是，不仅仅是雇佣更多的人，应该给他们更高、更合理的薪酬。或许有不少人会因为爱国或出于个人使命感而选择监管工作，但他们还是要养家糊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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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金融在你看来是一个工具，那么金融业是否在现代经济中占据了太过主要的地位，汲取了太多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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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确实很难弄清楚究竟多少人从事金融工作合适。在我看来，金融承担风险管理、资源分配的功能，是支持经济活动在长期内持续的一个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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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金融业对经济体的创造力具有异常核心的作用。所以我事实上期待着有一天，众筹或者互联网金融能对社会做出比今天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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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有时确实是自私的，但只要有足够的监管，金融业的问题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只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发挥作用，还需要金融行业的自律。金融行业的领导者们需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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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中国投资者面对投资机会往往一拥而上。行为金融学对此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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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人类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会在一些时候为未来考虑，显得异常保守，但在另一些时候经不住投机的诱惑。不少中国人告诉我，中国人很喜欢赌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直到有一次我在新西兰惠灵顿的一个赌场，发现一半的玩家都是中国人。另外，中国人对于运气似乎有着超乎想象的虔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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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比较年轻，市场经济只运行了30年，还未曾经历自由市场运作时间更长的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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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记者：问题是否也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百姓的投资选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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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对。但是中国人却可以投资比特币。比特币基本上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投资标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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