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34岁那年，钱友忠因突发隐球菌脑膜炎而永远失去了光明。他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想要告别这个世界。

如今，46岁的钱友忠是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他的工作是把那些想要踏入死亡之地的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到正常生活。

想要自杀的人，仿佛行走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一束带他们走出黑暗的光。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

有活着的理由，还应有活着的价值

从钱友忠位于虹口区的家到浦东新区他的工作地点，有9公里。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9公里的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位盲人来说，这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每一次去热线工作，钱友忠都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或者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陪同，或者请别人帮忙相送。

“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回忆起人生最低潮的那段时间，钱友忠说：“我最难受的时候是第二次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第一次做完手术后，我还能看见我太太手里拿着的一本书的封面；可第二次做完手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2002年的大年三十，我出院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和太太抱头痛哭了一场，连年夜饭也吃不下去。”

那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死，想到以自杀来逃避痛苦，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还有活着的理由——他有爱他的太太，还有可爱的儿子。

　除了这些，钱友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活着的价值。于是，他开始走出家门，教盲人学电脑、学英语。2005年，他参加了首届全国盲人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并于次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

他当上了网络心理咨询师，义务在网上为来信求助的人释疑解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心理咨询业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了首届盲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远程培训。

　他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后，正好听说“希望24小时热线”招聘接线员，而他也符合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他成了热线唯一一位盲人接线员。

不能说责备的话，劝善的话也不能说

有一段时间，钱友忠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0点至次日上午8点。

对于想要自杀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段。

万籁俱寂的夜晚，大多数人正在酣睡，却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在经过一番心理冲突后，他们决定轻生。而其中的一些人，在计划实施前或实施中，会想起打这个自杀干预热线。

“一晚上少的时候会接到三四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接十几个，接完电话有时候人真是筋疲力尽。”钱友忠说，“因为这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

比如，对要自杀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杀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

在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杀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在经过林昆辉“魔鬼式”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后，钱友忠从一名普通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变成一名合格的“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

只要帮对方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

作为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什么是最难的“技术点”？

钱友忠说，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对拨打电话的求助者进行危机干预等级分析，判断其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想自杀，然后采用相应的专业手法，降低其危机等级。

生命危机等级一共分为七级。第一、二危机等级属于轻度想自杀，第三、四危机等级属于中度，第五、六级是严重的自杀企图者，第七级则是已进入自杀程序的急迫危机。

一次，钱友忠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向他叙述了自己最近辞职的经过：“我好烦啊，活得好没意思！为什么同事们这么对我？人际关系好难处啊！”钱友忠判断，这种因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引发的人际困扰，属于第二危机等级，这种轻度危机还不会威胁到生命。如果求助者并没有倾诉有针对性的具体事件，而是一味地说“上班没劲，心情不好，见谁都很烦，活着没意思”，那就是属于比较高的危机等级了，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

钱友忠接到过的最紧急的一次求助，危机等级达到了最高的第七级。

电话那一头，一个声音告诉他：“我已经站在了楼顶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个世界！”钱友忠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话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他告诉自己要镇定，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你能坐下来和我谈谈吗？”对方同意了，坐下来和他开始聊天。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方放弃了跳楼。

当记者问道：“打完这样的电话，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没想到钱友忠一口否定。他说：“不是你把人家的性命救回来了，就说明你的功劳大，说明你的功力深；处于第一、二危机等级的求助对象经由你的开导，不再发展到更严重的状况，才能显示你真正的咨询功力。”

钱友忠分析说，一般而言，那些非常绝望、决意要自杀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但凡那些在高楼上徘徊、等待的人，内心并不想跳下去。这些企图自杀的人，就像行走在黑暗中，其实他们在寻找一束光，带他们走出黑暗。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只要帮他们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只要有一个理由听得进去，他们就会放弃自杀。”

帮人就是帮己，他终于治愈了自己

与想象中不同，“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

电话机前，当钱友忠在认真接听来电时，坐在他身边的赵小姐也在分机那头默默地聆听、记录。

这是林昆辉从台湾引进的“同工督导”制。在钱友忠接线的同时，他所有的咨询过程都将被录音，而作为督导的赵小姐将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接线员的表现进行分析，进而互相探讨。倘若接到了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个案，林昆辉将亲自为负责咨询的接线员做心理疏导，排除其负面情绪，保证接线员的“正能量”。

因为这是一条公益热线，所以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办公用品甚至饮用水，都是由志愿者捐赠的。每隔一段时间，热线的志愿者们还会自发召开“个案分析会”，大家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投入工作。

钱友忠说：“在这里我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还交了不少朋友，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他的病退工资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可他仍然愿意自掏交通费前来参加无偿公益咨询的原因。

如今，钱友忠的生活变得丰富了。太太称他是一名“职业学生”，因为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心理咨询知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通过特殊的软件听读电脑里的书籍。他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教他学手风琴，开心的时候就拉一曲给太太听。

更重要的是，他走出了自己心底的阴霾。

　钱友忠说：“几年前，我曾经到一所中学去讲课。当讲到我失明的那一段遭遇时，情绪失控，根本讲不下去。而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了。”

帮人就是帮己。通过从事“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这份工作，钱友忠也治愈了自己。

（《解放日报》201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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