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秘密

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秘密

　　惊心动魄！因为，制度性腐败与王朝周期律生死相连。在制度性腐败的土壤中，围绕权力的金字塔所寄生的上不了台面的规则、规费、规礼，花样繁多，一环套一环，牢牢地卡住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脖子。​

　　在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一书中，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亚财政历史，和民众被亚财政制度挤压、剥削的血淋淋的苦难史。所谓亚财政，就是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的非正式财政制度，这套制度来源于官场中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福利的“集大成之作”的“陋规”、潜规则。有了它，官员可以大肆提升个人福利、满足食欲与色欲，官僚队伍可以维持官官相护的攻守同盟，皇帝可以办各类奢侈的庆典、收受各地的奇珍异宝；有了它，民众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权力崇拜、官崇拜的价值观；有了它，民众终有不堪重负、愤而造反的一天，王朝也终有覆灭的一天。​

　　借助亚财政的视角，明朝清官海瑞的私生活尽收眼底。在明朝，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大约有4万元(经过换算得出此金额，下同)，实际到手约2.5万元，可以养活一家5口人。海瑞知县除了合法工资以外，老家还有40亩田，能再多收入2万元，顶多再多养5口人，一共可以养活10口人，但不能有额外的花费。可是，海瑞的私生活透露，海瑞家的人口远远大于10人。海瑞先后有过3位夫人，又至少纳过3个小妾，先后生育3个儿子、3个女儿，再加上几个仆人、奶妈、婢女和海瑞的母亲，至少有20人，海瑞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几乎不可能。并且，当时纳1名小妾还得花66400元左右。养活约20人、纳3名小妾，海瑞晚年回老家时竟然还有近8万元的存款。海瑞是如何办到的？至今还是个谜。​

　　众所周知，海瑞是个古怪的清官、穷官，在明朝的官场是个另类。海瑞能生活在亚财政制度下，简直是个奇迹。与之相比，官场中靠灰色收入生活的官员才是主流。晚清名士李慈铭写了41年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透露出帝国官场的秘密。李慈铭当时任职户部郎中(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的司长)，不怎么干事，年薪约2万元，但实际年收入却高达30万元，原来多出的钱来自于灰色收入——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脩，此外，他还收到各种实物礼品、各地土特产。收入的钱，他主要用于家庭日常开支、社会交往、文化生活、买妾，所以，他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李慈铭虽无多少实权，却也有巨额的灰色收入，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点不满意，因为，比他有实权、官阶大的人，收入更多。比如，他的上级、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王文韶年薪只有3万元，额外的灰色收入却高达390万元。​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官大一级，不光压死人，还有成几何级增长的灰色收入。相反，那些低级别的小官，尤其是没有实权的小官，其收入与高级官员相比就有天壤之别。有了收入上的巨大诱惑，所以，帝国时代的读书人、商人都想捞上一官半职，好过上他们向往的“老爷享受型”生活。过上这种生活，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合理地赐福利给他们喜欢的人(使用合理赐福利权)，合法地伤害他们不喜欢的人(使用合法伤害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享用各种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

　　此外，京官离帝国权力中枢更近一些，因而，他们常常能剥削、钳制地方官。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必须用自己的灰色收入“孝敬”京官。在李慈铭生活的时代，各类在职京官约6500名，能搞到灰色收入约9.6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118.4亿元的8%。而这8%的巨额收入则被转嫁到了民众身上，即地方官在收税时增加了8%的税率。​

　　高高在上的京官还掌握着国家财政支出的权力，这足以吸引、迫使地方官以各种方法“跑部钱进”。比如，晚清时代的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深受京官的盘剥。曾、李二人为了到户部报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分别付给户部相关办事人员、官员回扣1600万元、8000万元。​

　　在帝国时代，灰色收入是不能那么赤裸裸地称呼的，而要被包装一下，成为各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等等。这些“礼”常常被送给五种人：1.上级，特别是顶头上司；2.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3.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4.钦差或“过往的官员等”；5.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官员为了送这些“礼”，就必须从民众身上盘剥，比如，在清朝雍正时期，山东省的民众就在法定税收之外多承担了10%的税收。除了多收税，官员还可能挪用公款，在民众打官司时敲诈勒索，以备足送“礼”的钱财。​

　　除了这个10%，民众还可能会有更多的负担。比如，根据晚清名士冯桂芬的测算，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全国40万书吏，即各衙门里承担抄抄写写的普通办事人员，每年的灰色收入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中有30%来源于财政收入，70%来源于民众的税收，民众为此在法定税收之外多承担了35%的税收。​

　　在帝国时代，官员及相关办事人员还不是获得灰色收入的最大得利者，皇帝才是最大得利者，用洪振快先生的话说：“皇帝才是最大的贪污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预提盐引案案发，案件经审理后得知，曾任两淮盐政的官员普福，在乾隆三十一年使用了从盐商那里收取的8万多两税费银子，占收税费总额的45%，用于给乾隆皇帝办贡品。从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的22年间，乾隆共享用两淮盐政上贡103万两银子。由此可见，皇帝宫中摆放的各类奇珍异宝、各类奢侈花销并不是凭空而来，除了国家财政负担一部分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地方官员的“孝敬”。​

　　不光皇帝的宫中花费巨大，皇帝的外出游历、考察也花费巨大。比如，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通常有2500人随行，吃穿住行、娱乐、享用贡品，花费巨大，仅两淮盐商在六次南巡中就“孝敬”银子600多万两。有研究表明，乾隆在位的60年里，两淮盐商获得利润的18.68%上缴国家财政，41.84%为盐政官员所得，盐商实得39.49%。由于皇帝与官员盘剥过多，盐商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只能提高盐价，而这只能由民众承担。​

　　皇帝、官员、相关办事人员分享各类灰色收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控制，谁要是打破这个格局，就会被官僚帝国所抛弃，被集体打击。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改变这个利益格局。这就是亚财政制度的控制力所在。根据洪振快先生的研究，“亚财政”的规模是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两三倍。​

　　皇帝、官员、相关办事人员在享受亚财政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深受其害。就连那些来帝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也愤愤不平。比如，来清朝做生意的英国人，就和清朝海关的官员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早在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人洪仁辉就把海关官员给告了，而且告到了乾隆皇帝那里，说海关官员在货物进出关的过程中收了68项名目不同的费用，可是，案子最后只是象征性地结案，并没有改变中英贸易规则的现状。告状不行，利用外交手段改变贸易规则也不可行，所以英国人就动用了战争侵略手段，结果就有了中国人记忆深刻的《中英南京条约》。在条约中，英国人还是希望清朝在外贸中给英国一个平等的地位，不要在法定税收之外乱收费。​

　　手中没有权力的人，也就是底层民众是亚财政制度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底层民众承担税费的能力毕竟有限，当他们的忍受到了极限，就会引发官民冲突、民众起义。在农业社会，总的来看，底层民众能够承受的税率极限是10%，如果在这个极限之外还有隐性的负担，群体性事件就会接踵而至，整个社会就会震荡不安。清朝道光十九年的“驿站号草事件”、光绪二年的“东乡抗粮案”就是例证。当然，像明清两代的苏州府的农业税率就达到了20%，而当地社会相对稳定，究其原因在于，当地的民众通过种桑养蚕办丝绸业，种棉花办纺织业，来承担那么高的税费。但从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历史来看，10%的农业税率是社会稳定的节点。战国时代的李悝就揭示了这一农业社会民众承担税费的定律。洪振快先生研究指出：“农民的负担能力，受传统农业文明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其特点：总负担超过10%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超过20%很可能出现骚乱，达到30%社会就会动荡。这可以看作民变的系数。”​

　　借助这个亚财政制度下的民变系数和现代博弈理论，就能看出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演变的历史周期律。“劳心集团”(血缘——武力集团、文化集团、知识集团，主要是官员)与劳力集团(主要是农民)在亚财政制度下进行生存博弈。“劳心集团”在博弈中明显占据优势，但也受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劳心集团”与“劳力集团”博弈的均衡点就在于10%的农业税率。当“劳心集团”穷奢极欲，把超过10%的农业税率加到“劳力集团”头上的时候，博弈均衡点就被打破，社会就会不稳定。如果再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外族入侵，这个王朝基本就要灭亡了。其中一个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随后发生的清兵入关、清朝建立的历史事件。​

　　怎样破解王朝周期律，使国家权力既能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又不至于伤害个人权利与自由？通过梳理英、法、美等国的宪政发展史的经验，反思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教训，洪振快先生认同一位宪政研究者的结论：“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既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又不使其滥用和扩张，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力又不使其能够谋取私利，可以说，这是近代以后，人类寻找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

确实，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又演变为新的变种、花样，各种潜规则仍盛行，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的公民，拿起宪法和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防止那种种借公权力之名实施的侵害。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越来越坚定地走上了公民之路、法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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