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四）

论张爱玲（四）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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