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公共事件

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公共事件

来源：《凤凰周刊》

那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批德国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为首的是基督教牧师乔治•拉普。他们在德国深受官方教会迫害，所以希望在美国的荒野建立一个“纯洁”、“完美”的社会。拉普把他所创办的公社村叫做“和谐社”（TheHarmony Society）。

和谐社会的实践

从1805年至1905年，这个和谐社会先在宾州巴特勒县，后迁至印第安纳州波西县，后又迁返宾州伊科诺米，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他们一起过集体生活，勤劳俭朴，团结互助，反对暴力，反对战争，支持废奴；他们每天早晨5、6点起床，晚上9点宵禁；他们务农种地，但不种烟草；他们开办工厂，先后办起服装厂、酿酒厂、皮革厂、锯木厂，后来还开办木材、石油等公司，把他们的家园建设成了一个繁荣富有社区，对宾州西部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财产均为共有共享；他们也不忽视文化、艺术，办有博物馆、管弦乐团，还建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和谐社”成员被称为“和谐人”或“拉普分子”。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托马斯•杰弗逊总统，都认为拉普的这个和谐社会“十分理想”，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会有良好影响。后人在分析杰弗逊这一辈开国元老的政治理想时指出，这些有教养的政治家所追求的就是“理性主义原则、社会的和谐及事物的自然秩序”，所以拉普的行为得到他们的赞赏。

“和谐社”百年后解体，乃有多种原因：拉普关于耶稣基督降临地球、协助迎接“完美的千年和平王国”的预言，最终当然不能实现，因而有失人心；为了所谓“纯洁”，“和谐社”提倡独身主义，只有少数人结婚，结果人丁不旺，劳动力不足；再加上管理不善、内部纷争和投资不当等问题。尽管“和谐社”已是久远的历史，但它在三个地方的遗址均被全国公园管理署指定为“国家具有历史意义地区”。

“和谐社”在印第安纳州波西县的地址于1825年卖给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欧文在那里建立了“新和谐村”（TheNew Harmony）。这个公社村有1000名居民，按照欧文的理想来生活和生产，财产绝对平均，劳动机会均等，言论和行动绝对自由，不设拥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他们这些做法也符合杰弗逊的政治理想，他当时非常希望有一个“自然和谐的社会”，甚至觉得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最终不再需要政府的权威。

当然，“新和谐村”的政治实验毕竟操之过急，不到一年半，欧文的这个公社就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宣告失败。

但那种乌托邦式的实验仍后继有人。如1841年出现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布鲁克农场”（BrookFarm），其实也是一个“和谐村”，主事者试图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让社区成员共同过一种简朴而有教养、和谐相处的生活。不论从事哪种劳动，所有成员领取同额工资，红利则根据工作天数和人数分配。农场的指导思想是超验主义，这一美国浪漫主义学派推崇直觉，宣扬个性，寻求使社会“自然地和睦融洽”之道。超验主义运动创导者爱默生是该农场社区学校的访问讲师，前来讲课的还有哲学家奥尔科特、女评论家富勒、社会改革家帕克。当时新英格兰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如小说家霍桑、报人达纳等，都是农场早期学员。他们都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希望能看到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和谐社会。该农场毁于5年后的一场大火。

美国人向往和谐，终于在建国近40年后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和谐期”。那是在1812年战争也即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之后，在门罗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感觉良好时期”（TheEra of Good Feeling）或“和谐时期”（ThePeriod of Harmony）。

在这不到10年（1816-1824）的时期内，政治上既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又代表南部奴隶主的民主共和党独步政坛，党派之争暂时停息，为发展工业、保护关税而确立的“美国体系”使经济建设走上独立自主道路，发展比较迅速。各地开始修筑收费公路，伊利运河开挖，密西西比河上有了定期航班，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善；西部移民大幅度增加，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发，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业革命，蒸汽机、汽船被广泛推广。——美国终于开始真正独立于欧洲，开始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

在这个和谐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产生了不少力作。作家华盛顿•欧文写下了《见闻札记》，小说家詹姆斯•库珀写下了《开拓者》，埃德加•爱伦•坡开始写诗，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写的《灿烂的星条旗》后来成了美国国歌，在波士顿成立的“亨德尔-海顿协会”使欧洲古典音乐开始在美国传播。

寻找破坏和谐的因素

然而，历史总是曲折前进，和谐往往常被中断。历来希望有个和谐社会的美国人总结历史经验，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破坏和谐的因素是什么？究竟怎样才能构造一个和谐社会？

他们首先认识到，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常被引用：“人为社会交往而生，但若无公正感，社会交往就无法维持；所以人生来就应该有公正感。”然而，显然不是人人生来就有公正的良知，因为自私、贪婪、傲慢、凶恶，不少人总是歧视、排斥他人，压迫、剥削他人，不和谐而冲突的社会现象因此而产生。

教育改革家、“公共教育之父”霍勒斯•曼曾认为，美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穷人孩子受不到教育就是一例。他说“教育是通向平等的通道”,所以他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创办公立学校。当时社会正处于巨大变动之中，城市迅速发展，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许多穷人失业，子女失学，城市流浪者增加，犯罪率上升，他因此立志于社会改革，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不管是富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享受“上学”这个生来就有的平等权利。他说，他要通过办校在年轻一代中提倡文明、道德、秩序和纪律，从而有效地建立一个平等的民主社会。他明确地说，他办公立学校普及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多民族国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矛盾历来是社会和谐的破坏因素。南北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而当三K党徒高举火炬威胁黑人家庭或对黑人实行残酷私刑时，当黑人被强行隔离禁用公共设施时，当黑人在公共汽车上只能坐在后排时，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公正、平等、和谐，而只会有冲突、暴力、动乱。这时候，就需要有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袖人物挺身而出，带领广大民众以非暴力形式开展民权运动。白人至上主义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白人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和睦友爱的社会，所以也都能支持或参与这场斗争。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一系列保障黑人和所有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法案终于问世。这些法律禁止任何种族歧视行为，使不同种族的人平等以待，互相尊重，自此之后，尽管美国社会还发生过一些种族冲突事件，但毕竟是局部和短暂的，因而又出现了一个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生活比较和谐的时期。

贫富悬殊，也历来被人认为是社会和谐的大敌。贫富差距是人们经济地位、生活水平上的不公平，是典型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如今的美国人当然都不会赞成“绝对平均主义”，不愿再当“拉普分子”，不愿再去“布鲁克农场”，但他们憎恨贪婪、投机、暴发、炫富，反对少数人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美国历史也显示了不少政治家、有识之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要大家看一看“另一个美国”，看一看“美国的无形人”，了解一下“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他们实行“新政”，推行保障社会安全的福利制度。他们提出“向贫穷开战”口号，希望建立一个“消灭贫困的伟大社会”。他们呼吁为低收入者减免税赋，要求提高雇员“最低工资”标准，向“血汗工厂”发出最后通牒，倡导盖建廉租低价住房，还努力争取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等等。当然，这些努力并不能总有理想结果，但这一切确实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好让这个社会平等、和睦。

用法律保障和谐

美国人也进一步认识到和谐与法律、秩序的密切关系：和谐是法律和秩序的最敏感表现，有了法律和秩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没有法律和秩序，社会只能动荡、混乱。有学者用美国人喜欢的橄榄球赛和棒球赛为例，要大家设想：如果没有比赛规则，如果裁判的裁决被观众的吼声所淹没，那会发生什么？结果只能是愤怒、咒骂、群殴、流血。

美国历届政府往往也能认识到，政府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制定法律，用法律来保障社会公平，维护对人权、劳动和知识的尊重，维护少数民族、妇女、老人、残疾人、穷人等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有些法律应是先见之明，未雨绸缪；有些法律是亡羊补牢，桑榆未晚；有些法律则事过境迁，废而不用。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持续性的“群殴和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尚能保持社会和谐，应该说，甚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法律。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法治则是和谐社会的保证。

举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人数高达1200万，战后大批退役军人（其中有伤兵，有重度残障）回到家乡，需要妥善安置。幸好罗斯福政府有先见之明，早在1944年就制订了著名的《G.I.Bill》，也即《士兵权利法案》，向二战退伍军人提供许多福利。该法规定，给退役军人建疗养院，提供购房低息贷款,提供上大学或技术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等等。1966年《福利调整法则》又扩大福利范围，使《士兵权利法案》适用于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服役的军人。

从1944至1949年，将近900万退役军人从《士兵权利法案》的失业救济计划中得到近40亿元的补助费。到1956年，共有近1000万退伍军人免费上大学或技校。1962年之前退伍军人管理署发放的贷款高达500亿元。这些由法律提供的福利正是战后社会和谐的重大保障。

和谐社会，并非一劳永逸

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当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在美国，即使像种族关系这个已经处理得相当好的问题，有时难免还会出现反复。如在芝加哥，黑人社区与白人社区之间，甚至至今还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一些白人还紧盯着这条无形线，不允许黑人越过。有一天，一个13岁的黑人男孩骑车越过此线，三个白人大孩子竟跑上前抓住他，把他的头往墙上猛撞，还连续对他拳打脚踢，直至他昏迷失去知觉。此事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为此发表严肃谈话，谴责这种“极为野蛮、愚蠢”、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他说：“我们应该谴责无论发生在何时的仇恨行为。我们应该在人民中间播种和谐和尊重的种子。”

在美国，播种和谐种子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种子在有的地方开花结果了，在有的地方一长出苗来就被野草淹没了，所以还要去播种，去灌溉，去除草。美国宗教界似乎一直在做这个播种工作，尽管有神论并非人人皆信，但各教会所宣扬的平等、博爱，所提倡的爱心、友情，在美国这个信教人口比例很高的国家里，显然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普通教徒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故事并不都是虚构或夸张。宗教界总结的“20条基本普遍法则”得到许多教徒的尊奉，这些普遍法则的第一条就是“和谐法”（TheLaw of Harmony）。这条法则说，和谐是信教的目的，和谐是保持平衡的最大潜能；你若往池塘里扔一块石头，破坏了池塘的和谐，你就是肇事者，结果水波四溅，直至恢复和谐；同样，你破坏和谐的行为波及世界，也反过来波及你自己，直至你自己恢复和谐。

人心向着和谐。连合唱团也被命名为“理发店和谐社”（TheBarbershop Harmony Society）。纽约曾有个男声四重唱小组常在理发店即兴演唱，而如今在美国和加拿大，“理发店和谐社”已有三万多男性成员，另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分团。该团总部设于美国音乐之都纳什维尔的“和谐厅”。这个世界上最大男声合唱团的格言是：“让整个世界永远同声歌唱”。要唱的当然是和谐之歌，是“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马丁•路德•金语）齐声歌唱的社会和谐之歌，让人们永远在和谐社会里安居乐业、愉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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