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五）

内容提要：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异峰突起的阶段，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人们习惯把这三个阶段的欧洲文学，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三个高峰”。

三

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在这个期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都达到了它的历史高度，成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又一个高峰。19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由盛到衰的过程，这个历史性的发展变化，在19世纪的进步文艺潮流——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9世纪文学是这个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它的真理性是早有定评的，“四人帮”一伙说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散布的种种谎言”，又说在这里“历史的真相、历史进程的本质完全被颠倒了”，这完全是伪造。

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社会作用，在这个世纪的前期，它的基本倾向是反对封建势力，依然带有革命性质。因为这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完成，有的还有反对封建势力复辟的艰巨任务。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积极地配合了资产阶级的这一历史任务。例如1814年法国的拿破仑失败后，以俄、普、奥三国的反动君主为核心的“神圣同盟”的建立，使欧洲陷入一片黑暗。在当时的法国，贵族纷纷从国外还乡，大搞反攻倒算，教会势力极度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法国的第一个批判实现主义作家斯汤达，他主张19世纪文学要用“它对人类准确而热烈的描绘与过去一切时代的文学区别开来”，并在作品中有力揭露了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社会黑暗、反动的情景，他的小说《红与黑》，就是公认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性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把批判和讽刺的锋芒指向封建贵族的作家是大有人在的，如法国的梅里美，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果戈里等等。他们生活的国家不同，写的内容也千差万别，但反对封建专制却是共同的。像果戈里那样无情地鞭挞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可以说是“谎言”呢?难道贵族、官吏的本相不是作家描绘的那个样子?指摘这种文学为“谎言”的“四人帮”一伙，才是真正在散布谎言。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在资产阶级已经确立的统治权的国家里，表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属于这种文学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们，他们的世界观的性质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从他们的创作实践的主导倾向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作品揭露和批判了当权的独裁统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19世纪初期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在创作中激烈地批判了野蛮的封建贵族专制；也批判了血腥的资本主义统治。拜伦的《锡隆的囚徒》，热情地歌颂了瑞士的爱国志士反对封建统治的坚强斗争。他的控诉英国反动政府镇压19世纪初叶工人反抗运动的一系列诗篇，活画出了英国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凶残嘴脸，把反动政府所持的“长统袜子也比人命值钱”的态度暴露无遗。面对当时英国“饥荒遍野、穷人呻吟”的惨痛现实，诗人号召要进一步反抗当权的统治者，“或者战死，或者自由地生活，我们要打倒所有的国王”。雪莱的许多叙事诗，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对英国反动政府和剥削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给英国人民的歌》中他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暴君和掠夺者；在申讨反动政府镇压曼彻斯特工人示威的诗作中，他怒斥压在人民头上的“上帝、法律和国王”。拜伦和雪莱是较早地看出了资产阶级罪恶行径的19世纪作家，他们感到原来所追求的“理性的胜利”，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现实画面，这是他们否定英国反动政治统治的重要原因。19世纪30年代以后已经最后确立了统治权的英、法资产阶级，它们统治下的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金钱成了主宰一切的万能之神，劳动群众极度贫困，社会道德堕落，残暴专横的资产阶级统治，把社会弄到了极为黑暗、破败的地步，启蒙主义者所预言的“理性社会”，建立之后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时，那些曾经不同程度地受过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他们依然与其先辈们一样，把自己看作是“受苦人类的代表”，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愤怒地揭发和批判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暴露了社会的种种弊端，虽然他们并不赞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与手段，但对无产阶级的遭遇却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广泛地描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英、法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都曾予以充分的肯定，特别称道他们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人们都比较熟悉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称赞，曾把他的小说誉为历史真实与细节真实的卓越代表。而马克思就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盖斯盖尔夫人的创作，从总体上评定了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价值，指出：“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0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四人帮”一伙肆意贬低19世纪进步文学的反动行为的有力批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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