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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二)

2013-09-23 06:32 来源:《中国文学》 作者:王向峰 浏览:54434795
内容提要: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

 

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二)

 

内容提要: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异峰突起的阶段,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人们习惯把这三个阶段的欧洲文学,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三个高峰”。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种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新的文学”,究竟新在哪里,它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什么呢?“四人帮”一伙的回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肯定完全不同。“四人帮”一伙以历史唯心主义思想,一口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它们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宣传的是“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主义”,提出斗争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这是以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肆意地在歪曲历史,是以革命口号进行无耻的欺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口号是贯穿当时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它的基本精神渗透在全部的文学创作当中。在文学中人文主义的基本表现内容是:反对教会,反对封建,显示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

 

当时作为代表社会前进潮流的资产阶级文学家们,他们为了与教会宣扬的神权相对立,提出以“人”为本,“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人的高贵”就其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只有人才能主宰世界,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当时斗争中提高人的地位,贬斥神的权威,政治锋芒是对着教会势力的。反动黑暗的教会不仅是世俗封建统治的不容怀疑的异化力量,也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它宣扬的神权中心与来世天国的虚幻观念,归根结底是要加强封建的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所以,反对教会所标榜的神的偶象崇拜,亵渎教会为劝人修行来世而提倡的禁欲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就是一种摧枯拉朽的革命行为了。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家在这方面写下了许多出色的作品。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让烈火焚烧当时尚活在人世的教皇逢尼发西第八,惩罚他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贪欲。薄伽丘的《十日谈》,辛辣地讽刺了男女僧侣们借岸然道貌所掩盖的败行劣迹,把圣职从事者们的贪婪伪善和荒淫无耻揭露得入骨三分。

 

人文主义文学亵渎神权、批判教会,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他们也更是通过世俗生活的直接描写,开展对于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多方面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把它比作一座最坏的监狱,诅咒封建的中世纪“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剧本的第五幕中,通过哈姆莱特的嘴,大骂封建统治者、政客“是个偷天换日的好手”;朝臣是口密腹剑、言行两乖的坏蛋;律师玩弄刀笔,颠倒黑白,无端构罪;地主是奸诈无度的占有狂,哪个也“比牲口聪明不了多少”。莎士比亚鼓动世人要“重整乾坤”。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剧作家维迦的《羊泉村》,大胆地揭露封建骑士团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赞扬被压迫的农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当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迈斯逼得领地内的农民无路可走时,农民揭竿而起,愤怒地喊出“手里拿起武器来打倒这个主人!”的口号。剧本歌颂了人民的暴力反抗,清楚地显示了人文主义文学与人民运动的密切联系。“四人帮”一伙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诬蔑为“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的文学,仅此事例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偏狭与无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在反教会、反封建的同时,也从正面表现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上升阶段的道德理想。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他们主张平等,宣传要从人的本身的价值来评定一个人,而不应根据他的门第、财产等等,法国的散文作家蒙台涅形象地描述说,骏马靠神速博得喝彩的掌声,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一条猎狗因为它的敏捷,而不是因为它的颈圈;一只鹰隼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铃。人文主义作家为了与教会的来世天国的说教相对立,他们肯定人们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赞扬个性解放,肯定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歌颂爱情,提倡友谊。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在《秘密》中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作家们从生活中感受到教会所推行的神秘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蒙昧主义,在阻碍着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于是他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向,歌颂人的创造力,提倡理性;号召人们去追求知识,探索自然,英国的作家培根提出了至今仍在流传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政治实质;但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否定这一运动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而是为抓住运动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广泛社会代表性,就是说在当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反教会反封建的要求。这也是运动本身的内容。当时的人文主义作家以全社会成员的代表身份说话,是因为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没有顺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而人文主义作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出于欺骗,而是出于同是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联系,“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54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历史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成就与意义。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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