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访谈录（二）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二）

 

CG：你有写长篇的打算吗？

 

RC：这个嘛，也许会吧。我现在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短篇小说了。我目前有再出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合同，其中的大部分已完成，预计明年一月份出版。这件事做完后再说吧。我的第一部短篇集出版后，所有的人都劝我写部长篇，压力很大，我甚至接受了一部长篇的定金……但是，我还是写我的短篇。哦，我真的不知道，不管怎样，我打算写一个稍稍长点的故事……，它有可能衍变成一部长篇。但我目前没有写长篇的冲动。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我喜欢我现在拥有的自由。我在写些诗和散文，也写些自传性的随笔，写些与我的老师加德纳（John Gardner）以及我父亲有关的事情。也写我在1977年克服掉的的酗酒问题。目前我的小说卖的不错，出版商对我很满意。一切都很好。

 

CG：你后期的作品反而比你的第一部作品集先翻译成法文，对此你有何看法？

 

RC：好处是《大教堂》里的故事更加成熟了，而且，这本新书还会让一些读者去读早先出版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到底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想出版商作的决定是明智的。

 

CG：这么说你目前作品和早期作品的写作方法有所变化？

 

RC：是的，非常大。我的风格变得丰满了，也更加宽容了。在我的第二本集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故事都压缩得很短，不带感情色彩。在新出的《大教堂》里，小说的广度增加了，他们变得更丰满和有力了，展得更加开了，同时也更乐观了。

 

CG：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吗？

 

RC：不，不是故意的。我没有计划这样做。我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戒了酒，也许我年龄大了后反而更加乐观了，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变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而不是决定要这么做。所以，当我写完一本书后，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除了少量的诗歌和散文，我什么都不写。

 

CG：在写小说集时，你是写的时候就计划好整个集子？还是分别地考虑每篇小说？

 

RC：我先想好整个集子的轮廓，然后一点一点地写，最后集子就成形了。

 

CG：你怎样选择小说集的题目？

 

RC：通常是里面最好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同时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是一个让人忍不住想看的题目。

 

CG：你最中意的小说有哪几部？

 

RC：《大教堂》，《有益的小事》。有很多小说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但我不告诉你是哪些。我很想出本小说选，但肯定不包括我所有的小说。

 

CG：《有益的小事》是你改写早期的一部小说《洗澡》的结果，那部小说被收集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

 

RC：是的，《洗澡》曾登在一本杂志上，并得了个我已忘记叫什么的奖【二】。但这部小说让我难以释怀，总觉得没写完，有的地方没写透。当我在写《大教堂》这部小说集时(这是我写的最快的一部小说集，我用了不到十八个月就完成了)，我感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教堂》这部小说与我过去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内心处于一种宽容的阶段，回过头来看《洗澡》这部小说时，发现它像一幅没画完的画。所以对它进行了改写，它现在看上去好多了，有个好莱坞的家伙甚至据此拍了部电影。澳大利亚人不甘落后，他们以《羽毛》为蓝本，也拍了部电影。我看了第一部，很不错。第二部也看了，他们在里面放了孔雀，一副牙齿，非常滑稽。

 

CG：能否谈谈你小说的结尾？比如《大教堂》的结尾。

 

RC：故事中的男主角对盲人有很大的偏见。但他在变化，在成长。我过去从来没写过这样的小说。这是我在完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集子，又过了六个月以后写下的第一部小说。我写这部小说时，我有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一种真实的冲动，不是在写所有小说时都会有这种冲动的。我感到我触摸到了一种新的东西，所以很兴奋。一个能看见的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把自己放在盲人的位子上来想问题。这部小说肯定了一些东西，是个积极的故事，为此我非常喜欢它。有人说这个故事暗喻一些东西，如艺术、创作等……但其实不是那样，我只是在想象握着一双盲人的手时的感觉，全靠想象，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个不一般的发现。在写《有益的小事》时也一样，这对父母和面包师坐在了一起，我不想宣称这部小说净化了灵魂，但它的结尾是正面的，这对夫妇终于能够接受他们孩子已死这个事实，这是积极的，有了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两个故事都以积极的调子结尾，我很喜欢。如果这两部小说能持久下去，我会很高兴。

 

CG：个人经历在你的小说里重要吗？

 

RC：对我所喜欢的作家莫伯桑和契可夫来说，小说总得来源于某个地方。在我乐意写的小说里，总有些来自现实世界的蛛丝马脚。

 

CG：你基于此来写作，但你觉得你的自传会帮助读者理解你的作品吗？

 

RC：完全不会。我仅仅采用了个人经历的某些元素，像一个画面，一句听来的话，看见的一个东西，做过的一件事。我把它们转化成不同的东西。是会有点个人经历的影子，更多的则是想象，至少我希望是这样。这些能激发出像罗斯，托尔斯泰，莫伯桑和其他一些我喜欢的作家火花来的元素是存在的，小说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必须要有个火花。我对这样的小说才会感兴趣。比如《胖子》这篇小说，我太太，我的第一任太太做过女招待，她有天晚上回来后告诉我，她接待了一个巨胖的男主顾，他在提到自己时用的是复数：“我们想再要点面包……我们就要那个特价的甜食。”那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很不一般。这就是我写那部小说的火花。尽管我好几年后才写了那部小说，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太太讲的那件事。后来，当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问自己，用什么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最好。我有意地以一个女招待，而不是我太太的观点来写这个故事。

 

GC：那个故事的结尾，那位女子说她的生活一定会改变，请解释一下含义？

 

RC：我不想作解释。也许我只是想加些积极的东西而已。

 

CG：这是个用现在时态写的故事。

 

RC：是的，似乎那个时态最合适。我去年发表在《纽约人》上面的四，五部小说，都采用了现在时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个不知道为什么的决定。有时候决定是由决定自己做出来的，我不想让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但有时事情就是这样的。

 

CG：你尝试用美国方言写作吗？

 

RC：当然。有人说我的耳朵对对话很敏感，我其实知道大家并不像我写的那样说话。正如海明威，别人也说他有副好耳朵，但他写的对话都是自己发明的，现实中的人根本就不会那么说话，这是个节奏问题。

 

CG：对话在你的小说里有多重要？

 

RC：非常重要。它对情节的发展和角色的说明都有帮助。我不喜欢人物无来由地说话，但我喜欢不认真听对方说话的人之间的对话。

 

CG：你能谈谈你的主题吗？

 

RC：一个作家应该说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东西。如你所知，我在大学里前后教了十五年的书，我还在大学里干过其他工作，但我没有写过一部与大学有关的小说，因为那段经历在我的感情生命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总是回到我年轻时经历过的人和事，那些人和事对我影响很深……我最近写的一些小说涉及到经理（比如发表在《纽约人》上面的《不管谁睡了这张床》，那里面的人所谈论的东西，是我早期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谈论的），还涉及到商人等。但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穷困潦倒，对生活充满困惑。真的，经济情况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有政治倾向的作家，我还是受到美国右翼评论家的攻击。他们批评我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说我不够乐观，专写一些不成功的人的故事，但这些人的经历和那些成功者的一样有价值。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上问题当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总在担心他们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是百分之八，九十，或上帝才知道多少的人的生活。我写这群不被注意的人的生活，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我可以算作一个见证人。此外，我本人就过了很长时间那样的生活。我不把自己看成他们的代言人，只是他们生活的见证人。我是一个作家。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