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伴侣

作家的伴侣

　　最近看《薇拉传》，很为这个女人的力量所折服。“婚姻，对纳博科夫来说是一个港湾，而对薇拉来说，则是一个职业。”我突然转念一想，如果“作家的伴侣”也算是个职业，有所谓行规、行会、行业精英之说，会怎么样呢？让我来做个粗糙的分类吧。

　　护士型：此类妻子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婆，安娜。她貌不惊人，但忠实、耐心、能干。老陀脾气乖戾，难以相处，打从西伯利亚劳改营回来，就三天两头发癫痫症，还酗酒赌博，并且，他最爱的女人始终只有一个波琳娜。无论身体还是精神，老陀都算是个病夫。他的双重人格、癫痫症，都得依仗安娜的照顾。这类妻子在作家伴侣中为数甚多，在此类基础上，还可衍生出秘书型、保姆型等等。其特点是：以服务作为爱的佐证。这个类型发展到极致，就是圣母型。

　　圣母型：代表人物为希梅内斯太太。对，就是写《小毛驴之歌》那位的太太。他们夫妇之间有一种强弱转换。希梅内斯霸道、专制，甚至不允许他的妻子探视亲友，希梅内斯太太连得了脂肪瘤也无暇去动手术，因为他要伺候这个多病而暴戾的诗人。终于，肿瘤恶化成了癌症。她被化疗烤煳了半边身子，还得帮他整理文稿。那她为何不离开他呢？“他可爱极了，虽然他让我发疯”——她的自我被无限压缩，必须靠他人对她的依赖来体现个人价值。圣母光芒四射的博爱付出，是靠魔鬼阴霾的底色来衬托的。 

　　同样是牺牲生命，自主的选择会多几分美感，这就是献身型：如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当老婆被抓进集中营时，他跑去和他们说，她太有才华了，请让我替她去死。结果他陪她上了黄泉路。

　　对手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安娜相比，她的俄罗斯同乡、体格剽悍的托尔斯泰夫人，可就是重量级了。她天资聪颖，才干过人，而且对丈夫创作的介入程度也远远大于安娜。老托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她在油灯下，足足帮他誊抄了七遍，那本书有一百多万字呢！与此同时，她还要管理一个硕大的庄园。晚年还要像驱赶蚊虫一样，肃清托尔斯泰周围的信徒和从众，以便给他一个安定的创作环境。她像只鹰一样扫视着人群，扞卫着丈夫。就连对她并无好感的人，比如高尔基，都不得不承认她存在的意义。她和托尔斯泰互看日记，争风吃醋，毫不相让。

　　缪斯型：薇拉，纳博科夫的妻子，比托尔斯泰太太更上一层楼。别说照顾纳博科夫的生活起居，就连和房东谈房租，向出版社讨要版税，写信安慰他妹妹，上门探望他妈，都是她的分内事。而她自己，也是极有文学才华的。只是理性的决定，让她和一个天才融为一体。在他的文字里，她处处隐身却又无所不在。她极为忠心，如果一个车夫认可纳博科夫的才华而另一个教授否定他，她就会只和前者做朋友，但是她并不盲从。没错，《洛丽塔》是她从火堆里拯救出来的。当纳博科夫用错文法的时候，她会马上帮他纠正。因为和一个低能的天才共同生活，她在乱世要带枪，上超市要扛包，夏天要陪他抓蝴蝶，冬天要为他去铲雪，连他找小三，她也得大气得体地帮他辩驳。她一再地挽救了纳博科夫，使他免于被沙皇、独裁者、牧师、政客、卫道士、警察、院系会议、灰尘、桃色丑闻所摧毁。

　　母爱型：着名翻译家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其代表人物。有次老傅搞外遇，她不仅包容了，事后还表扬了他，并且对孩子们谆谆教导，如果不是爸爸回头，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家庭！搞文艺的人，多半气质浪漫，不安于室，做他们的伴侣，这点弹性还是要有的。这种爱和包容，以及对他悔过的欣慰，简直像母亲对孩子。

　　教练型：陈丹燕是这么定位陈保平的。他是她大学同学，但比她大五岁。毕业时陈阿姨被成绩单挫伤了写作的信心，但陈叔叔鼓励和肯定了她的细节敏感性。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小美文兴起时，陈阿姨差点走了类似路线，结果被陈叔叔拨正了。她自己说凡是他指点的路，都能走好，比如后来改写人物访谈，如果是她自行的，往往无功而返——这确实是一个很出色的引路者。长于细处且敏感的人，搭上一个方向感出色的人，互补。

　　玩伴型：麦卡勒斯的老公，利夫斯。与其说他是麦卡勒斯的夫君，不如说是她的玩伴。这是两个在玩过家家的孩子：初婚的麦卡勒斯很雀跃，和着圆舞曲的节奏跳着舞步去倒垃圾，浸在音乐声中大声地诵读菜谱。他们一起环游世界，夜夜笙歌，把威士忌当水喝，尝试各种与作家身份相配的、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可是她全无一个妻子的责任心，一旦婚姻的新鲜感退潮了，她就把它排斥到自己的注意力之外，去找其他的男人或女人，就像对待厌弃的玩具一样——话又说回来，这和她信马由缰、随性落笔、毫无缜密布局的天才小说倒是挺配的。

　　（娟 儿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