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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

2013-04-17 08:31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贾平凹 浏览:56479870

 

艺术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

 

提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都是属于几句话的启发,一幅画的启发,突然来的东西。特别讲究,文字上、技巧上讲究。后来年纪大了就说家常话,但是那个话都是经过人生磨砺出来的一些道理。

 

贾平凹的工作室是一个复式的房子,摆放着数不清的佛像和石雕,一楼会客和写书,二楼画画和写字。进门是贾平凹的大字文门,客厅上挂文观。转入书房,第一眼是门神像,题字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登上二楼,不免格外留心木板楼梯两旁摆放的诸多小石像,写字台上笔墨纸砚俱全,书架上挂贾平凹的书法,其中一则为:神在决定与安排着一切,听受命。

 

烟不离手的贾平凹说着一口乡音,静下心来也只能听懂大半。初次见面,贾平凹就说自己不善言辞,在人多的地方更是寡言。一席谈之后,我不禁联想起以前采访过的莫言,两相比较,莫言可谓是口若悬河。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作家莫言要路经西安去新疆,突然给贾平凹发了电报,让贾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贾平凹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贾平凹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他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贾平凹迫不得已问一个人那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翻个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贾平凹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贾平凹感慨: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这两个文风与做派大异的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说话,都写小说,都会写字,都得大名,也都引来众声喧哗。

 

每天上午,贾平凹多在写书,下午则是会客和卖字画的时间。2012113日下午的采访中,前后来了三批买书法的人,贾平凹在谈笑间挥毫自如,这半天所得也许不少于一个普通作家一年的收入。

 

贾平凹并不讳言自己书画的收入丰厚。一般作家很清苦,一本书写上几年,啥也不干,值不上几个钱,还不如画家。像我写长篇,稿费算是高的,就是啥也不干,三年写一部长篇,挣几十万块钱。这算好的,大部分作家是写了还赔钱。但是像绘画,一般一幅画几十万还不属于那种大画家,大画家的几百万。然而,贾平凹对书画市场自有看法:经济发展以后,书画市场必然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是在这个国情下产生的。当外国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把收藏绘画作为一种品位的艺术象征,属于奢侈品投资。中国经济繁荣以后,也有这种艺术收藏需求,但是更多的情况是送礼。目前这个社会大变,太起伏,必然有很多社会弊病。行贿、受贿,要买通关系、打通好多关节,又不能说送钱,必然只能是送一些奢侈品,这里面自然有一个很大的升值空间,画就突然发展起来了。如果经济一下来,几年后画家就不行了,这是明显能看出来的。有时候严格来讲,字画也是泡沫,是作为礼品来取得繁荣的,而礼品的背后是这个社会不公平。很多潜规则在各个行业里,在这种情况下,拉动了字画一时的繁荣。所以,对字画繁荣不应该沾沾自喜,每个人真正在为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作收藏时,才是真正繁荣、富裕的社会,而且是人的素质提高的一个标志。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

 

如此世风之下,我在西安听过各种对贾平凹的评说,话题的焦点竟都集中在书画上,一时让人忘了他是一个小说家。而我们的谈话中,贾平凹对文学只是轻轻带过。我无意做书画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功利心太强,反倒做不好。完全按心性,或许还能做出一些东西。如果一心想挣钱,反而还挣不来钱。越想把啥事情干好的,用力太狠,就容易用力用偏了。一个人一生的精力特别有限,干成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他说,你看,西安市的好多广告牌,原来都是房产广告,现在变成书画家的广告。一方面说明经济在衰退了,商家不做广告了;一方面说明社会上书画这么热,也不正常,而且证明书画家很浮躁的心理,极力地想把自己推出去。

 

贾平凹自认喜欢写书。不同于陈忠实一部《白鹿原》定终生,贾平凹每几年就会出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说:我觉得写好了是享受,写不好或者画得不好都是一种受罪,都折磨人。写顺了,或者我这幅画画好了,或者那幅字写好了,就能带来无上的喜悦。愉悦和折磨是同样的,枯水的时候,弄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弄了。就等,等来了,必然就产生一些东西。” 20131月,长篇小说《带灯》出版,再次成为文坛话题。

 

小说、散文、书法、画画在生命中的地位,贾平凹如此安放:写作当然是我第一位的,因为我写了几十年。我是依靠这个活过来的。例如我写长篇,突然就有一个题材适于写散文,我就写成散文。互相有一个思维调节、情绪调节的过程,互相有吸收。写字、画画能调节好多东西,受好多启发。不可能倒置了,除非觉得我的文学枯竭了,写不出来了。

 

艺术分类过细则式微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为《张充和诗书画选》作的序中说,诗、书、画在张充和身上融为一体,这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传统。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里面,像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东坡的书法写得清雅。你认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慢慢式微了吗?

 

贾平凹:肯定式微,现在社会什么都分得特别细。古代文学没有分得这么细,现在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分得特别细。小说里边又分成工厂题材、林业题材等各种题材,反正哪个行业就叫哪个题材。散文里面有抒情散文或者是散文诗,也分得特别细。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任何一种行业都习惯分细了。拿文人来讲,过去琴棋书画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现在把它全部乱开了,有一些文人名大了把书画名淹没掉了,有些是文人书画名气大了后把他的文名淹没了。现在是专业的画家,专业的书法家,专业的作家。当然有不好之处,纯粹从事画画或者书法、篆刻,就变成单一的东西,不容易吸纳更多的东西了。要么不读史了,要么不研究更多自然界、生命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技术层面。任何艺术一旦进入技术层面,都是末路了。

 

现在大家对学院派有意见,反过来冷静想想,学院里就是培养一般性、专业性的人,不是培养多少人才、大家或者大师,因为它是做普通教育,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在美协或者书协工作,好像就是画家、书法家一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或者你整天在写字、画画,就肯定能够成为一流的画家、一流的书法家,那也不可能。职业和事业还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是王维还是苏东坡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表现的一个侧面,所以他学养就多,他是以学养为基础的,现在好多人的学养单一了,就不注意从别的方面来叙述一个东西,没有一个综合的东西,这样就变得比较单薄了,容易做成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到一些地方参观一些美术展、书法展,只能看到一样的字迹、一样的画法,都差不多,大家就都在那个技术层面。我觉得这么弄是很残忍的,艺术又不是工艺,工艺主要讲究那的方面。所以,现在更应该接触一些原创的东西,你可以学一些古人的东西,但是你自己要独创一些东西。要不大家全是那几种写法了,画也是那几种画法。我觉得艺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有一个大的突破。国家也是一样,一旦衰落的时候,必然就有人出来开宗立派,历史上、文学史上、绘画史上也是这样。所谓的大家、大师就是末日、衰败的时候冒出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就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但是这种现象也不是谁能改变得了的,因为跟整个的世风和国风是一体的。就像人病了以后,胳膊也不灵活了,腿也不灵活了,眼睛也不灵活了,牙齿也不灵活了。健康的时候干啥都行。但是,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王维、苏东坡。

 

时代周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达芬奇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人,但是那个时代此类人物也蛮多的。

 

贾平凹:我觉得他是天生的。为什么在艺术衰微的时候能够出现一些大家,那都是天生的。必须有几个人再撑起这个房子,大量的人都是一砖一瓦往上垒,关键人物就有几个,把梁、柱子撑起来。虽然不能说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天才,要好好培养。恰恰都是不经意之中才能发现他的天才。但是一个人从事艺术,起码要有这个意识,将来能不能成功是另一码事。

 

时代周报:你认为成就天才跟这个时代的关系有多大?

 

贾平凹:每一个时代都有天才。为什么能产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什么在明清不出现唐诗,而是小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有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一旦扎进去就陷入一个局部的东西了。艺术的路子应该越走越宽,不停地要吸收好多东西,才能走得远。但是现在社会的风气,都在想怎么能卖钱,怎么能参加展览,得个奖,艺术家忙得要命。

 

时代周报:吴冠中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画价那么高,但是生活非常简朴。吴冠中晚年讲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心声,你是怎么看这个话?

 

贾平凹:我看过吴冠中的一些文章,他的散文写得确实好。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当时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是从一个角度来谈的。他不是从综合角度来谈,鲁迅是从当时对中国社会发言这个角度来讲的,鲁迅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国民性,齐白石画的是虫、鸟、菜、花卉,但是你能看出齐白石对中国社会的推进,这是历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思想历史上评价陶渊明一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种人生理想,鲁迅对社会发言,是人生另一极的表现。他俩表现的情况不一样。吴冠中恐怕是有前因后果来说这个话的,像他讲笔墨等于零,其实他也知道笔墨重要,这是矫枉过正了,必须说些狠话才能引起重视。不能单独地把他的一句话拿出来看,我估计吴冠中的性格上和鲁迅的性格还有相同的地方。我看历史上好多的画家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互相整天吵架。

 

会写文章就会书画

 

时代周报:你右手写文章,左手写书画,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平衡的地方?

 

贾平凹:农村有种土语说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反正都是转圈。不管从事任何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情。要想把画画好,实际上也是表达,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也是创造一种格局。音乐、绘画、舞蹈,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情。有些人是本来就应该那样的,只是好多人不开发他的那个东西。好多画家如果写文章,也写得很漂亮,像吴冠中。一旦绘画画得好,必然会写文章,只是把那个基本规律掌握了,就能写了。一般的大文学家,字都写得好,因为那个道理都一样的。我自己学绘画,不是专门学,我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这一段写字,当然人家来买字,我就给人家写写。一般我是有兴趣才画的,我没兴趣、没感觉是不画的。半年、一年不画,要画的时候天天在画。所以,这也互不冲突,也不影响,而且能互相启发。我在文学上的一些东西,文字上表现不出来,画一画。当然,画画有时候表现不出来,就会写小散文。书法是完全表现情绪的一个东西,那里边讲究结构,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呼应,节奏关系,能看出一种很好的东西。

 

时代周报:我们看古人的很多书法,都是写得非常潇洒的小短文,而且饱含各种情感。

 

贾平凹:《兰亭集序》其实是一个雅集,大家朋友一起玩,王羲之写得特别喜悦、特别得意,因为大家都挺高兴,整个字面上写得温文尔雅,喜悦之情在里面。像苏东坡写《黄州寒食帖》,那种很孤寂、很思念的情绪就出来了。颜真卿写过一些碑文,写得很庄严,很沉静,因为他敬畏一些东西。要看在啥情况下写、对谁写的,比如说我到庙里去,必然是很安静而且很恭敬。

 

时代周报:你写字和画画有没有练过童子功?

 

贾平凹:具体倒没有临过。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大字课,那是方格字,后来我看得多,是勤读,不练习。我读的时候想法和人家不一样,人家想的是这一笔是怎么个画法,拿笔的时候王羲之是怎么弄。我不专门这么想,我主要看线条结构,看字的结构。我觉得字就是一个线条结构,原来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实用性的,然后慢慢演变过来了。各人的性情不一样,各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字结构的理解、美学、审美都不一样。中国的字就是几个线条搭配的,因为又好看又能体现你的特点、你的性格。目前有一种书法方式,南方人的性情使书法特别灵巧,北方人写的就不一样,也难学到。原来北方人容易学碑,南方人容易学帖,现在好多北方人学南方人,好多南方人学北方人,再学,还是骨子里不对。当然,南方人要把艺术弄好,必须要吸收北方的东西,北方的人也要吸收南方人的东西。我觉得要对你的兴趣、脾气的。如果不停地灵巧下去,总的境界就小了,应该是吸收大的东西。我没有好好练过童子功,弊病就是想表达的时候,表达不出来。但是童子功里面,也有弊病,有时就把你框住了,就突破不出来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必然就形成你的长处和短处。

 

时代周报:这十几年来写字成为你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还是生活的一部分?

 

贾平凹:对,我本身有这个兴趣,只是以前没有开发。如果当时不专门搞写作,或许我也专门搞书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文字。我虽然不具体临写,但我以前写的字比较多,我是用钢笔、工具笔,我对字的结构理解得肯定比别人还深一些。因为天天都在写几千字,对字的结构,字的组合,笔画的组合、搭配,在这方面我无意中下过好多功夫。实际上,像古人写字,留下来的这些名家,都是他的那个生活环境、性格、际遇、命运,形成他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有原创性的东西。

 

看不透才搞艺术

 

时代周报: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三十岁上下的散文写得非常好?

 

贾平凹:好多人都说我年轻的时候散文写得好,我说那是三十岁、二十七八岁写的东西,那个时候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写得优美一些。但里边生活的含量,自己真正从生活中和生命中所体会的东西不是很多。到了五十岁以后写的东西,猛的表面一看好像没啥华丽的东西,但是里边显示的一些东西,完全是我自己体悟的。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都是属于几句话的启发,一幅画的启发,突然来的东西。特别讲究,文字上、技巧上讲究。后来年纪大了就说家常话,但是那个话都是经过人生磨砺出来的一些道理。

 

时代周报:但是有人说你五十岁以后写的文章,常有一股暮气在里面。

 

贾平凹:人到一种程度,就要说啥话,到中年以后就完全说自己的体会,不说那些华丽的东西,而是从平时、朴素的角度来讲话的。

 

时代周报:汪曾祺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字也写得好,画画得清雅。《受戒》是他在六十岁写的小说,还保持了那种清新、淳朴、乡土的气息。这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都有个人的情况,或者因为他的能量的大小问题。其实人干的东西,最后都是能量的东西。你能量大就走得更远些,你能量小很快就消失了、衰败了。一个艺术家都必须有能量。看你是一个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我觉得是比能量。

 

时代周报:现在回过头来想,商州乡土的气息,是不是你能量的源泉?

贾平凹:最早是以那个为根据,后来不停地扩大了。这十年写的长篇基本上还是借用那个壳子,但实际上内容已经放大了。我这十年的小说,早都改了传统的东西,不相同了。我最早写字喜欢的是魏碑,但写写就不喜欢了。那些东西我怕太过了,啥东西一过就做作了,不自然。小说也是那样。

 

时代周报:从气来讲,你的小说和字画里面为什么老有一种禅的味道?

 

贾平凹:我比较安静,比较沉稳一些,就有力量一些。所以,我的字越放大越好看,小了反而写不好。但是,安静也是佛里面讲究的一个东西。所以,各种字体能够看出这人当时的生命状态,所处的环境,包括弘一法师写的字,很安详,是写经文,必然就不一样。像颜真卿是当大官的,写字是很恢弘的气象。所以人说:文如其字,字如其人。我没见过人,我把你的字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富贵不富贵,当然富贵和穷酸不影响艺术的大小,但是当中能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性格怎么样也能看的。

 

时代周报: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你现在相信自己的天命吗?

 

贾平凹:最后不相信也没办法的,也得相信。人到五十以后,我就说:一切都是神来安排了。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到这个时候,你的河流必然形成一个大流,有了一个大的趋势。你能流多大,能流多远,现在积这么大的水,将来肯定能流更远些。你到五十来岁,水只有这么点,那肯定流一点就干枯了。所以,能把握这种往前发展的趋势,就是知天命了,实际上就是知道能量有多大了,还能创造些啥东西,心里有一个榜样了。

 

时代周报:商州、西安、陕西、中国以外,你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吗?

 

贾平凹:永远充满一种好奇,谁也看不透这个东西,你才可能走上艺术这个路子。你如果啥都不管,只关心你屋里老婆啊这些事情,那你不是干这行的。干这行,有时觉得荒唐、可笑得很。

 

时代周报:中国近三十年来,很像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三十年的变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何出现一种新的气象?

 

贾平凹:这个社会在巨变,各种思潮、各种观念一块都来了。各种外国的东西都过来了,国人如果说在文学、艺术上有野心,肯定关心和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东西。如果只是埋头满足于这一幅字、一幅画能卖多少钱,当然不会关心这个事情了,不管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样我估计也弄不成个啥。

 

时代周报:我来西安之后,回想汉唐时代中国跟世界的交流是很有气象的,也许那时候就有世界之中国的意识。今天国人应有更开阔的视野。

 

贾平凹:一个国家强大以后,人的意识才能想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穷得要命,家里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可能考虑更多周围的事情。像美国现在不但关心地球上哪里发生什么事、什么矛盾,当然要以维护它的权威为基本条件来管好这个事情,同时也是在管人类出路的问题。因为整个人类出现困境,不光是艺术出现困境。艺术的困境实际上是人类出现了困境。人类出现困境,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在整个世界目前这个水平来看人家还是先进的,人家是考虑更多,是要管地球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要考虑人类出路,才走得远,到火星或者是月球。国家强了有这种意识:怎么解决人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最后出路的问题。表现在文学、艺术上,美国的影视上经常都是写人类未来,或者是和外星人怎么作战。反过来看咱中国,中国人由于长期比较落后、贫困,顾不得管周围的人,只管自己吃、穿,怎么发展。当然慢慢才觉醒,这样中国的文学、艺术容易写现实,但是又不敢,又要表现祖先也挺厉害的,所以是回顾历史,影视剧、文学不停地写秦代、汉代、唐代。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人才能开放自己的意识。我经常讲,在文学上一定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地球上这么多人,大多数人在想啥,大多人在干啥,咱应该追寻这个东西。当然追寻中可能发现你好多不对,再去慢慢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和人类大多数的想法、做法的不一样,所以就不停地要纠正和改进咱的这些毛病。文学艺术基本上还是依附在经济上。所有艺术都是吃饱饭以后产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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