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国学必读》：谈国学教育中的现代性

钱基博《国学必读》：谈国学教育中的现代性

提示：推崇个体生命的价值，抒发性灵，浑不是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可见，一个人是否现代人，与其所操之语言无关，与所从事之研究也无关。

吾生也晚，中学时代恰逢连续剧《围城》热播而钱钟书在市井民间名声大噪，其流行程度当不下于今之畅销书，但品质自不在同一个层次。现在回想，1990年尚有80年代启蒙之余绪，远非今日流行读物可比。文艺青年之间交换《谈艺录》而读之，亦可略窥文艺学的深美闳约。

犹记得大我四岁的兄长购回《写在人生边上》，夤夜读之，而赞叹于钱钟书的智慧与幽默。《管锥编》终究是无力读完了。而之后按图索骥，才知晓有钱基博其人，也即是说，乡野男孩，是先知晓流行的钱钟书，才知晓其父，是谓有其子乃有其父。后来读到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心里又不免诧异，因为钱基博对“现代”的定义，对文学的理解，均与我在中学所学的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如今又过去20年，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钱基博著作，年轻时代的一些疑窦，逐渐释然，钱基博乃以其个人，而非钱钟书之父，站立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

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

钱基博70年的人生中，涉猎广泛。他自小受兄长启蒙，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6岁时便颇有声名。之后受西学深刻影响，乃于光绪三十一年创办理科研究会。他一生从过军，干过政，任过幕僚，而终究意识到教育对一国一族的重要，而终生不辍，建树卓著。他被称为国学大师、教育家，这正是他人生价值的两翼。就教育而言，他由小学教员而为女子中学教员，而为大学教授，正可见证民国风范。

而其学问人品，均为一时所重，获得众人交口赞誉，无锡同乡钱穆盛赞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就中国传统而言，人品学问，是不可分的。浅学后辈，想见其人生风范便以折服，何遑谈论？而其为学，治国学则海纳百川，融汇百家，我等自幼受马教唯物论侵害，见识浅陋不足以理解其万一，何敢置喙，所能勉力一谈的，无非钱基博与教育。

之所以敢来谈一谈《国学必读》一书，是因为这部书，据说是编纂给当时中学生的教科书。身为中学教师，这个恐怕有发言权。然而通读完毕，却内心惴惴，欲言又止。

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华中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的《钱基博集》合为一本，第一部分曰“文学通论”，第二部分曰“国故概论”。钱基博有严密的逻辑训练，文学归文学，国学归国学，之中颇为泾渭分明。

所谓文学，在《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一文中，钱基博下了广狭两个定义。狭义者，便是专指美的文学；广义者，取孔子“博学于文”之意，指诗书六艺而言。至于国学，钱基博取义与“国故”这个词一致，自章太炎著《国故论衡》，这个词语便盛行开来。胡适谓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章太炎说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而钱基博则把国学分为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

编者钱基博，此老独领风骚

所谓教科书，一般理解，我们当下所用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其体例与民国时代相仿，不是应该属于同一类吗？但是钱基博此书的专业性、学术性，以及特别重要的研究方法的训练，非有一定的国学与文学素养，不足以读通。当然，也会有人质疑其陈意过高而难为中学生接受，但须知民国时代的教材，其编纂与选用均是自由的，不存在大一统的规定教材。钱基博在一线的中小学工作过很长时间，自有其编纂之理由。至于成书之后近百年，我以一中学教员的身份通读之，仍觉得颇有难度，这不是因为其陈意过高，实在是因为我们太浅薄。可见民国时代整个中学教育的水准之高，鲁迅留日归国，在杭高谋得的职业，无非中学化学教员而已。

所以有时候不免会想，不是说历史会进步的吗？但我们的教育，貌似并非如此。但在发出今夕何夕的感慨之后，我竟也偷偷地庆幸：幸好我混在当下，浅学鄙陋如此，竟仍可以欺世盗名，成为一名中学教员。须知，在民国时代，俞平伯、朱自清、夏丏尊这样的学者，才可以成为中学教师的。

饶是如此，《国学必读》这本书的编纂，最令我震惊的，还不在其国学素养的深厚，恰恰是钱基博的世界眼光与现代观念。粗读此书，无非是经史子集而已，然而惊讶的是，钱基博视野非常开阔，国学与西学，一并在其考察之内。而其编选的体例，虽则有传统国学的经纬，但研究方法却是现代的。

来看一下“文学通论”的部分，其结构编排，第一篇选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二篇选的是昭明太子的《文选》序。这当无问题，保守的国学大师也不会有意见。读下去，逐渐读到桐城派，这在其所选篇目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也不奇怪，因为钱基博独好桐城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的编纂，都有其个人的影子。而章行严、梁任公、胡适之、郑西谛一一选入，就足见钱基博的新潮了。

比如钱基博选了一文，严复的《译例言》，这个事情本身就令我惊异。首先在于，钱基博敏锐地将翻译文学，当做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复首创“信达雅”三字，作为翻译的圭臬，钱基博照单全收，可见认同。

之乎者也中的现代性

钱基博深具时代感，他何以重视翻译，无非意识到中国已无法置身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外了。这与钱基博少年时代钟情西学也有关系。在谈论中国文学时，钱基博特别提及佛教传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今西方文化的传播如洪水猛兽，与中国固有之文明相激荡，钱基博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华夏文明脱胎换骨而获得新生的契机呢？

而翻译文学的地位，至今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师承了。王小波在《我的文学师承》中坦言王道乾等翻译家对其之影响，可以说是多年之后的一个回响。又收录胡以鲁的一文《论译名》，详细讨论了不同语言的特色，以及据此而来的译名的标准，言之成理，文采斐然。这些篇目的选入，无非是钱基博的世界眼光使然。在我看来，梁任公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就观念而言，比现在的作文教学先进多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在所选篇目内，不能不说，钱基博，此老独领风骚啊。

所谓的现代观念，重在其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以“国故概论”部分的编排而言，前12篇为通论，继之以6篇谈经，继之以小学，继之以史与子。经史子集，一概囊括。这不新鲜，清人也这么编。而钱基博独出机杼之处，在于重视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审视国学。“国故概论”中选了两篇胡适阐述的文章，一篇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篇是《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重西学，主张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国故，钱基博大胆选他的文章，自是一种深切的认同。至于钱氏自己对国学的看法，其“人文主义”一词，便是一种大胆的创造性的应用。

所读不多，而感慨不少，小文不足语其万一。而我等生当一个据说是平的世界，不要说早已丢弃的国学素养了，便是眼光的世界化、观念的现代性方面，也离钱基博遥远。倒是有一些主张读经的，并在中小学推行，所读无非是《弟子规》《三字经》，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钱基博的国学里并不存在。不是因为这些太初级，而在于，钱基博重国学，乃是张扬着生命之饱满的自由，是以一出手便是《典论•论文》：“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推崇个体生命的价值，抒发性灵，浑不是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可见，一个人是否现代人，与其所操之语言无关，与所从事之研究也无关。钱基博此书通篇以典雅之文言文写就，满篇之乎者也，却无损于其作为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教育家。而当下之中小学教育，说的是白话文乃至洋文，而观念之陈腐，让人以为活在清宫剧之中，不亦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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