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下意义

文化自觉与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下意义

提示：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方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文学批评在西方学界的某种失语状态。

在过去的几年里，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在中国悄然兴起，这在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绝对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方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文学批评在西方学界的某种失语状态。在现代的文学批评界，文学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往往被忽视，作家和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往往被曲解和误读，其实，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可能，也为它奠定了基础。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性。首先，正像美是客观事物的感性显现一样，美不能独立于人的感性之外而存在；文学本身也不是审美的，它首先是物质的，通过读者才能转化为精神，审美是通过读者才产生的；既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为人、而且是高级人的读者才能实现，自然就离不开约束规范着作为读者的人的伦理问题。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曹丕的“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伟业”说、韩愈的“文以载道”说、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说，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伦理功能在文学批评中的渗透和强调。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很强的当下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与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我们的文学文化批评言必称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萨特、巴赫金、德里达、利奥塔、赛义德，等等；或某某理论或某某批评，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不一而足。语言学不能不提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翻译学不能不提奈达和德里达，文学不能不提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不这样说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学批评了，就不会解读作品了。但这些年来我们很多人很多时间是在为西方人的某种或某些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试想，没有自我意识、特别是自主意识的文学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吗？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够给学界带来有较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吗？有些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其实仔细阅读其文本，莫言向比他大300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他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看来一点不过时。因此，尽管文学伦理批评还在摸索和尝试之中，但已经显示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一批学者全力致力于这一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文本实践，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方法，并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批评尝试。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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