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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战争文学”中的“个人”

2013-02-19 08:43 来源:网络 作者:李浩 浏览:57408702
内容提要: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一个人的战争——“战争文学中的个人

提示: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哲学、社会学、统计学所要考察的是一个整体——人类整体或者某社会群体的共性问题的话,那文学,则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存在的追问和考量。它聚集起光,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追逐着他的行动和思考,进而让我们从个体行为中审视在我们身上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如果缺少文学对这些个体的追问体察,那我们对世界丰富和多义的理解是无从建立的,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也许会滑向一种简单粗暴;如果缺少文学对个体的追问体察,那认识你自己的亘古箴言也许就是一句空话。

当年,庞大的苏联在入侵捷克的时候,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记下的是事件、抵抗和死亡,而在作家米兰·昆德拉那里,记下的却是苏联入侵后对狗的屠杀,以及某个醉酒的苏联战士到美国大使馆的偷梨行动。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完全可能忽略掉这些细节,事实上也确实忽略掉了;但作家却让这些细节有血肉地显现了出来,进而凸显出属于社会学和历史的意义。对狗的屠杀,指向凶残、权力和有意的恐惧;它用一种强势的消灭来恐吓被占领的捷克,同时也尽显权力的粗暴和荒诞。当然,即使没有这些被阐释的所谓意义,这个细节依然是有意味的,有鲜活感的。文学,要抓住的更应当是这些被忽略却又具备着丰富内涵的个体细节,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作家,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

我先找出一个个人,奥斯卡——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人物,一个具有唱碎玻璃的超能、并在3岁之后控制自己不再长大的德国男孩。二战、纳粹的兴衰、德国对波兰和法国的占领、最终的战败,在君特·格拉斯的笔下似乎是一场冷酷的闹剧,奥斯卡被历史裹挟着参加到闹剧中,以一个矮子的畸态介入了历史。在演讲台一节,敲击着铁皮鼓的奥斯卡干扰了纳粹党人的演讲,他让自己的鼓加入到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鼓手们的音乐中,那种愉快的舞步曲传递到台下的群众中,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使严肃、煽动变成了欢乐的、闹剧的舞台。这种个人的不严肃是奥斯卡的一种态度和本能,也是文学的一种态度和本能。在这里,纳粹本以为的庄重、正确因为欢乐音乐的加入变得失控,那种强大的控制感也得到了消解。让我醉心的还有由一群畸人组成的贝布拉前线剧团来到诺曼底慰问的情境,矮个子奥斯卡当然也在其中。它发生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剧团团员们和德国守军之间有一大段非常有趣的对话。它不是用惯常的小说方式写成的,而是用近乎歌剧的方式来写成的。那一章节,被称为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海尔佐格中尉带领奥斯卡他们参观军队建筑的地堡,他说:正是这个使我们有事可干。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建造地堡。我们自己相互间处在射程之内。我们不得不炸掉一些地堡,给新的水泥腾出地方来。这时,贝布拉用手敲敲水泥,他前线剧团的团员也跟着敲敲水泥,中尉先生相信水泥吗?海尔佐格的回答是,相信也许不是合适的字眼,我们在这儿差不多什么都不相信了。”——限于时间,我只得停止我的引用,尽管之后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同样的丰富和美妙。水泥是什么?相信是什么?而贝布拉剧团团员们的跟随又意味了什么?如果君特·格拉斯不写到这一情节,我们的世界史、社会学、经济学是不会如此考察那些个人的,诺曼底登陆作为事件成为永恒,但在此事件的前夜,德国军人们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是无从得知的,对于这些在神秘,野蛮,无聊掩映下的可能发生,当然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将它忽略,但文学不,文学从不。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个人,奥托·迪特里希·林德。他是一名德军军官,出现在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中。在故事的开始,他就作为战俘,以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即将被枪决。《德意志安魂曲》所追踪的是他临终前的回忆和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在追忆中,我们发现,出生于马林贝格的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有着对音乐和玄学的爱好,之后,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和施本格勒又进入到他的生活。他自认,虽然我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有着对生活和生命的爱,甚至小有平庸。然而,就是这个缺少暴力天赋的人,最终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奥托·迪特里希·林德说,我并不喜欢这一职务;但是我恪尽厥责,从不懈怠。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在日常中应当算是一种美德,然而,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尽责就是对他的指控中所说的,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接下来,他举例了他对一个名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残杀,这位副主任如此辩解: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恻隐之心。他在我的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在我看来他的辩解并非仅仅的强词夺理和狡辩,而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正因为这些禁不起细细追问的理由,使一个或一些平常、平庸的人会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地完成他们平庸的恶。他们有过挣扎,有过对自己行为的质问,但随波逐流和自我麻木最终会使他们成为恶的帮凶和实施者。这类人,是我们的大众,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在日本侵华、苏联占领捷克乃至英美对德轰炸、美军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时候,都有这种恪尽职守的平庸的恶的显现。博尔赫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这个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这篇小说前面有个题记,博尔赫斯说它出自《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然而《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中的原文是: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博尔赫斯部分地篡改了这句话,他的篡改包含着深意。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信赖,在这里成为了杀的武器,可是,还依然坚持着这种信赖。

缺少怀疑精神会让人执著于信,很有可能陷入到盲目的、平庸的恶中;我想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战争,像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像德国对波兰、法国直到对苏联领土的占领,权力者都会拿出一些很堂皇的理由,它们同样显得义正词严、真理在握。这种假定正义很容易经权力者的大肆宣传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会容纳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其中。由此,我们再考量另一个个人,在大江健三郞新近完成的小说《水死》中,他提出了对两种时代精神的反思,通过个人,叩问着昭和时代在集体的、统一化的时代精神中日本人的问题,打量着民众的角色扮演。我们还可以考量另一个个人,他的名字叫帅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帅克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好兵,他从不怀疑,对各种宣传、上司的命令简直是言听计从,然而正是帅克这种充满幽默和荒诞感的行为使得利益集团的假定正义尽显其本质。接下来,我们再打量一个处在战争中的个人,巴别尔将他叫做,小说的名字叫做《我的第一只鹅》。是一名书生,彼得堡法学副博士,在战场上被分配和一群哥萨克骑兵在一起,然而在这里是被欺侮和拒绝的。为了融入成为自己人,不得不故作无情和粗暴地对待房东老太太,同时残杀了她仅剩的一只鹅。以粗野、凶蛮的方式得到了骑兵们的认可,可是心也由此在滴血。我们还看到那个个人,他在战争中遭遇到第二十二条军规,他被绑架在战争的机器上无法挣脱;我们还看到那个个人,他是一名列兵,名叫留季柯夫,刚进入战场不久、不停拉着肚子的他被派去炸毁德国人的炮,这个对战争并无多少了解的新兵当然迎来了死亡……

对于战争,我们可以有诸多的描述,我想我们也不应忽略那种文学的角度、个人的角度。正是世界文学中的个人,使我们对于战争,对于人性的理解有了更为深入细微的洞察。让我们了解,那些战争中的个人都做了些什么,看见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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