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慢地改变着他自己——《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他慢慢地改变着他自己——《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奥尔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

在诺顿年度诗学讲座那不朽的讲演者名单中，其实小说家出现的机会并不多，在奥尔罕•帕慕克之前，二十年的时间里好像只有三位小说家受到邀请，卡尔维诺，翁贝托•埃科，还有纳丁•戈迪默。其中，卡尔维诺和埃科的讲演稿都已有了不错的中译本，分别是《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悠游小说林》，在小说文论这个领域都堪称杰作。

与他们相同，帕慕克的诺顿讲演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也是一场对小说艺术的沉思；与他们不同，帕慕克的思考重心并没有放在那些业已完成的叙事性文本之上，他更关心的，是那个未完成的、正在写小说的人。

“写作和阅读小说的活动有一种特别的层面，有关自由，有关模仿别人的生活和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他人。写作小说最让人陶醉的一点，是我们发现小说家可以有意将自己置于小说人物的位置，在他进行研究、发挥想象的过程中，他慢慢地改变着他自己。小说家不仅通过主人公的眼睛观看世界，他还逐渐变得与他的主人公相似。我喜爱小说写作艺术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迫使我超越我自己的视角，成为另外一个人。作为一名小说家，我设想了许多他人，走出自我的樊篱，获得一种我以前不曾拥有的性格。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通过写小说以及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我创造了一个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的版本。”

关于写小说这件事情，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有过一个很著名的隐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这种近乎于献身式的创造，是西方艺术家的传统，“在诗中永生的人，在生命中沉沦”（席勒），它让人震动，也教人不堪重负。但如今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这里，我们得以看到另外一种，和东方思想相亲近的认识，它坚持相信那正在建筑的小说的房子最终将成为小说家生命殿堂的一部分，它坚持相信，好的写作可以丰富写作者的生命，而不单单是贪婪汲取和消耗写作者的生命。

为了完成好的小说，写作者未必要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但大概一定要将这所房子的门窗时常打开，让复杂的气流从四面八方纷涌进来，让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房间中相互激荡。对创造和接受过程中必将遭遇到的种种悖论的理解和平衡，是帕慕克这本小书最为精彩的地方，它几乎主导了整个演讲的进程。

天真的，和感伤的，帕慕克使用的这两个术语源自于席勒著名的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在汉语文本中，这里的“天真”也常被翻译成“素朴”，而“感伤”一词更确切的汉语补充表达也许是“反思”。席勒区分了两类诗人，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际上就像自然一样，平静、无情而又睿智，天真诗人毫不怀疑自己的言语、词汇和诗行能够再现他人和普遍景观，能够彻底地描述并揭示世界的意义；相反，感伤的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他反复倾听自己，不确定自己的词语是否能够涵盖或是抵达真实，他的理智不断地在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在帕慕克看来，席勒的论文不只是关于诗的，甚至也不只是关于普遍的艺术和文学的，而是关乎两种永久存在的人性。

“一方面，我们会体验到在小说中我们丧失了自我，天真地认为小说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小说内容的幻想成分还会保持感伤——反思性的求知欲。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但是，小说艺术难以穷尽的力量和活力正源于这一独特的逻辑，正源于它对这种逻辑冲突的依赖。阅读小说意味着以一种非笛卡尔式的逻辑理解世界。我的意思是，要有一种持续不断、一如既往的才能，同时相信互相矛盾的观念。我们内心由此就会慢慢呈现出真相的第三种维度：复杂小说世界的维度。其要素互相冲突，但同时也是可以接受、可以描述的。”

相互冲突的线构成平面，相互冲突的面构成立体，相互冲突的人性构成一个人的一生，相互冲突的人生构成整个尘世，也许我们不清楚宇宙最终的维度，但通过写作和阅读小说，通过接受和描述那些互相矛盾的观念和无法解决的悖论，我们会慢慢有一种从低维世界中走出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姑且称之为存在。“一部优秀小说中的每一个句子都会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深沉而又真切的感觉，使我们知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优秀的小说教我们天真又感伤，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相互属于又彼此分离，帕慕克将小说家的努力比附于中国古典的山水画家，他援引高居翰的说法，“那个从高处一眼望去包揽一切、使中国山水画得以可能的视角实际上是虚拟的，没有哪位画家会真的在山顶上创造艺术作品”，“同样的，小说的创作活动包含寻找到一个虚拟的点，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从这个虚拟的制高点，我们能够最清晰地感知小说的中心。”

“中心”，是帕慕克诺顿演讲最后一节的题目，也是他六次演讲一直致力探寻的核心问题。对于很多从小就被迫在语文课上提炼中心思想、在政治课上背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小说家，“中心”这个词，似乎和“真理”、“本质”一样，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塞壬女妖，暗中却又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向它靠拢。杜威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呼唤用艺术和文学作为新的救赎，以替代宗教和形而上学，但假如他们有机会浏览一下当代中国的小说，或许就会对这样的呼唤不再那么充满信心，因为在这里，无论年老的小说家还是年轻的小说家，他们大多数依旧是某种宗教或形而上学的狂热信徒，在从集体主义的迷狂中摆脱之后，他们转身开始信赖个人主义，而他们迫切需要表达和向读者揭示的中心，是他们自己，小说之于他们，是一面随身携带的哈哈镜，将他们渺小而孱弱的肉身放大，将世界缩小。

但帕慕克所说的“中心”与此无关。那些宣布小说已死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小说并非某种以文本形式来表达自我见解和揭示世界奥秘的天真工具，而是一场有关自我创造和自我追寻的没有终点的感伤旅程。这旅程为严肃的小说家和读者所共同拥有，无论在写作中还是阅读中，他们都不仅是在努力传达或映证其个人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他人的眼睛观看世界，并借助这无数的眼睛来审视自己和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在这样的写作和阅读过程中，一个人尝试把从来不曾在一起的两样东西并置一处，由此懂得生活并非只有自己想象的那一种形状，同时，他也慢慢懂得，生活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它可以被人们的决定所影响。有一些瞬间，置身于小说丛林中的他会感觉自己正在被一束来自高处的奇异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这样的光中慢慢地改变。这样的光，帕慕克称之为小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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