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构建与灵魂重塑——《大漠祭》创作谈

文化构建与灵魂重塑——《大漠祭》创作谈

时间：2001年6月8日

媒体：《金昌日报》

◎莫雅红：首先，祝贺你的《大漠祭》取得成功。它的成功，是你十二年的心血凝结所成，你是怎样看待这十二年的创作过程？

●雪漠：这十二年，与其说是写《大漠祭》的过程，不如说是完善自我不断超越的过程。十二年前，我还是个才踏上文坛的文学青年，十二年后，我在艺术上成熟了许多。十二年来，我反复练笔，不断超越自我，屡败屡写，只手稿就有千万字，但现在看到的《大漠祭》写得相对轻松。经过苦修，在艺术上达到顿悟之后，作品就从作者心里流出来了，这时的创作只有乐趣，甚至宁静。换句话说，那寂寞的十二年,是我苦苦修炼的过程。只有经过苦修，一个寻常猴子才可能成为孙悟空。没有苦修，就没有顿悟；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莫雅红：你在《大漠祭》的题记，我们该怎样解读？

●雪漠：作家的真正价值不在编造离奇故事，或玩弄技巧，而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老百姓曾这样很艰辛地活着。当世界或是我们的后代想了解西部农民生活的时候，他只要翻开一本和几本优秀的小说，就能如愿。这是只有优秀作家才能完成的使命。

我们不知道唐宋时代的寻常百姓如何生活，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为历史贡献出优秀小说家。但我们知道清朝贵族的生活，因为我们有曹雪芹。

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忠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俄罗斯人如何活着。

所以，作家的着眼点，应该是寻常老百姓的生活，而不是图解政策和编造故事，更不是玩弄技巧和故弄玄虚。

◎莫雅红：《大漠祭》被评论界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西部小说”，你认为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大漠祭》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你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什么？

●雪漠：《上海文学》主编、评论家蔡翔认为，西部文学虽提出二十年了，但许多西部作家总是很煽情地创作，或写凶杀，或是猎奇，能真正反映西部人生活的作品并不多。他认为：《大漠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关注西部老百姓的命运，写出了目前西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莫雅红：你是以西部农民题材走上文坛的作家，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你是怎样关注河西农民的所思所想？去理解其忧伤和哀怨？

●雪漠：我是农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很苦，我长大了，父母依然很苦。千百万农民父母依然很苦。父母生我养我，供我念书，要是我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活着还有啥意义？

我是将每一个农民都当成父母一样看待的。许多时候，我陪着他们苦和乐，只有将所有农民都看成父母时，你才能真正了解农民，才不会因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欺负农民。当我看到许多发迹了的农民子弟欺负农民时，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痛楚。我相信，他们的父母当初供他上学时，是希望他们长大后为农民、为老百姓干事，而不是去欺负农民。

一个作家，只有将所有农民当成自己的生身父母时，才会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理解他们的忧伤和哀怨。

◎莫雅红：你说你的身份是老百姓，然而做为作家你必须关注老百姓的生活。你是如何处理你作为作家和老百姓的两种身份的？

●雪漠：我首先把自己当成老百姓，从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我的生活空间，更没有优越感。我只有一颗平常心，常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和心态参与老百姓的活动。在创作上，我更注重体验，更注重参与，这时，我是老百姓。

当我在理性上上升到老百姓的代言人时，我就是作家。但这个“作家”，仍是老百姓的一员。我关注老百姓，写老百姓，也希望老百姓能喜欢我的书。在获得专家认可、官方奖励和叫老百姓认可之间，我选择后者。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觉得自己没白活。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会写书的老百姓，而不是作家。我不喜欢参与作家们和文人们的活动，而宁愿泡在老百姓中间。

◎莫雅红：《大漠祭》是部沉重的作品，在细腻的生活写实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生活的一点亮色，是否西部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呢？你是否以一个有责任的作家想叫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凉州人的生活？

●雪漠：《大漠祭》反映的农民生活是比较好的一类，主人公老顺有肉吃，有酒喝，有骆驼，有许多真正的农民没有的东西。真实的生活比这严酷，前几天，《大漠祭》中孟八爷的生活原型得了癌症，我去看望，他也是当地公认的有本事的人，但一贫如洗，吃不起止痛药。当晚期癌症的剧烈疼痛折磨他时，他只有牛一样吼叫，此外没一点办法。一个人，就这样被活活疼死。这样的例子很多。西部老百姓确实太苦，太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西部大开发”的必要性。

◎莫雅红：《大漠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有鲜活生命的莹儿兰儿等富有幻想的妇女，然而她们都忧伤地生活着，我们该怎样关注她们呢？

●雪漠：凉州女人是个很独特的群体，坚强、充满幻想，但现实也每每令她们无可奈何。许多妇女，都经历着由幻想、浪漫，到正视现实、最终绝望麻木的过程。她们无一例外地是伟大的母亲，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凉州独有的文化使她们比别处的女性更艰辛，也更无奈。我写过一篇散文《凉州女人》，在上海发表后，获得好评。凉州女性是一种和别处的女性截然不同的群体，为我的文学创作增色不少。我会用一生心血去呕歌她们。千百年来，她们掐碎了浪漫，怀揣着梦想，眼含着泪水，在黄沙掩映的古道上走出了一道风景……

◎莫雅红：主人公灵官的出走，是不是西部农民觉醒的一个亮点？是否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雪漠：灵官的出走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走出历史文化的荫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西部有太丰富的文化，复杂而沉重，造成了西部人同样复杂而沉重的人格。许多人都被历史文化腌割了，失去了做为个体生命应有的活力。对西部的开发，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开发和心灵的开发。

灵官的出走，不仅仅是身体的出走，更是观念的走出，和心灵的求索。它不仅仅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说实话，仅仅一个出走的灵官，或是一个出走后再回来的灵官，很难改变西部固有的现状。西部需要完成的文化的新的构建和灵魂的重塑，需要一代又一代西部人的努力。

◎莫雅红：《大漠祭》的成功改变了你的生活，在以后的生活中，你是否还能耐得住寂寞，坚持创作？

●雪漠：对《大漠祭》，我只是看作完成，而不看做成功。我只完成了我该完成的。我没有飘飘然的惊喜，也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我仍然很平静，并没有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多大的事。

我视写作，如农民种田，收获是应该的，不收获反倒不正常。若是拿一点小小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就成农民骂的“浅碟子”了。

在创作时，我只有宁静，并不寂寞，更无需“耐”，宁静地读书，宁静的写作，是我一生最大的享受。

◎莫雅红：你认为你的《大漠祭》成功吗？

●雪漠：我认为是成功的。我告诉了外地人，西部人这样活着；我也告诉了历史，这个时代的人这样活着。这里没有任何粉饰，没有任何编造，只是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作家到了一定时候，他的所写，是灵魂的流淌。流淌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能反映出一个时代。